關於四季青和四通的產權關系，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當時的兩萬元人民幣，是借款？還是投資？到現在還爭論不休。其實，這是一個偽問題。
首先，最初成立的「北京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可以稱之為「小四通」），從法律地位來說，百分之百是屬於四季青的鄉鎮企業。公司的成員，一部份可以被認為是四季青招聘的科技人員；一部份是兼職的「星期日工程師」。和四季青的其他企業所不同的是：「小四通」的經營管理完全由我們負責，利益上是分成關系。
因為是鄉鎮企業，按規定要繳55%的所得稅。由於當年四季青蔬菜供應的任務完成得好，政府給予減稅20%的優惠，所以我們第一年繳了35%的所得稅。1984那一年，在中關村一條街，我們是唯一一家繳納所得稅的公司。
問題是，在1985年初，我們改制了。所謂改制，「小四通」不變，而是另起爐竈，成立了「北京四通總公司」，可以稱之為「大四通」。四通總公司是「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小四通）、「四通裝飾藝術工程公司」、在東城區註冊的「四通發展公司」的上級公司。「大四通」的上級公司，則是區裏新成立的「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
四通總公司的性質，當時被定為「城市知青集體企業」。作為「新技術產業」受北京市開發區領導，這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為了理順「大四通」內部的財產關系，我們在1985年5月成立了「四通同人基金會」，6月5日，選舉產生了五人董事會，我擔任董事長，其他四位是：沈國鈞、王安時、萬達邦（我父親）、李文俊。後來，1989年初，增加了段永基、崔銘山、儲忠（我弟弟）、殷克4人。
四通的決策機制，我曾概括為「聽多數人的意見；跟少數人商量；一個人說了算」。這「一個人」，就是我。所以在董事會中，我有百分之五十的投票權，其余的董事，分享另外百分之五十的投票權。
必須說明，這百分之五十的投票權，並不是財產所有權，而是經營管理的決策權。「大四通」是四通同人基金會集資創辦的集體企業。當然，如何分配集體所得，我有決定性的發言權。
所以，從法律上來說，沒有我參加的所謂「董事會決議」，均屬無效。
到1989年，我離開四通的時候，「大四通」已發展到「下屬企業42個。其中獨資企業21個；合資企業13個（國內合資9個、中外合資4個）；合作企業2個；承包企業3個；海外企業3個（香港、北美、澳大利亞），分佈在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和海外3個國家、地區。1988年公司年營業收入10.31億元。」（引自海澱區的正式報告）
為了準備公司股份化，1988年底註冊成立了「北京四通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四季青一直從「小四通」分到優厚的利益分成，每年大約有一百多萬元人民幣。
作為「城市知青集體企業」，我們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待業知青。就近錄用，大部份是科學院子弟。四通的報酬高，這些知青也不例外。他們的父母，多是高知。在收入上，往往還不如自己考不上大學、剛參加工作的孩子。很自然，這引起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給我們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大四通」的上級公司，是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總公司的總經理，也是清華校友，叫李丹狄。通過他，四通得到了一員大將，這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女強人，後來被稱為中國軟件界的「阿信」，她就是張齊春。
改制後成為「四通總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