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九旬的美國著名中國法律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一生三分之二時間專注於中國，幫助中國建立與世界接軌的法律體系，也嚴厲批評中國政府對人權的侵犯。他對中國至今未能實現法治反而進入專制獨裁痛心疾首，不過孔傑榮說，習近平正在播下反對他的種子，習獨裁終會像毛獨裁一樣成為過去。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對內對外的人權侵犯行為，及其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挑戰，使那些曾經為美中關係的建立與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學者專家面臨不可避免的詰問：你們過去的所有努力是否在幫助中國擺脫困境、實現崛起，從而最終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面對這樣的質疑，紐約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也是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律研究所創辦人孔傑榮教授說，50年代美國一些右翼人士確實認為，美國不應該承認當時中國的共產政權，應該堅持跟蔣介石政府站在一起，繼續領導反共事業。到60年代，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但孔傑榮表示，這些觀點是無知的。
「我認為這不會使美國人民或中國人民獲益。我認為我們別無選擇，因為無論美國選擇做什麼，歐洲人會跟世界上多數國家，包括加拿大一起，與中國合作。」孔傑榮說。
秘密建言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1968年11月，孔傑榮與包括費正清、傅高義在內的其他7位哈佛大學教授，以及哥大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聯名秘密建言剛在大選中獲勝的尼克森總統，派員到北京與中共密晤。
建言書說，毛澤東的共產中國作為一個孤立勢力是地區最不穩定因素。經歷了近20年美中敵對與僵局之後，「美國向中國提供一種明確的對外部世界較少敵意的政策選擇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
1971年7月9日，這一建議提出後不到3年，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博士代表尼克森總統對中國進行了秘密訪問。而美國的北美盟邦加拿大，在1970年就已率先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因此，我不懷疑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情。」孔傑榮說。「這並不意味我們認為它必然會是我們想要的結果。中國當時的發展一直像鐘擺，過幾年就從激進變得更保守，我預計還會繼續。」
孔傑榮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過去60年來最大程度的獨裁之中。但是他認為：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也會像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一樣成為過去。」
儘管在美中關係的低潮中，孔傑榮認為必須看到美中關係的發展「幫助了中國人民」 。
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為中國人民鬆綁， 「如果拿中國人民今天的福祉跟毛獨裁時，或1979年時的狀況相比，毫無疑問，雖然他們還缺乏自由，但要好得多。他們對自由的憧憬由於經濟、社會、教育和對世界了解的進展而得到提升，儘管習近平對他們自由的限制收緊了。所以我不後悔。」
習近平正播下反對其作為的種子
「習近平的鎮壓將激發反作用，詩人林賽說：『沒人會永生，死去的人不會復活』。」 孔傑榮說。他說，每個關心中國的人都應該看電影《史達林之死》，「因為習近平正在播下反對其作為的種子。我也許看不到這一天，但你們會看到。」
但孔傑榮承認，沒有想到中國的改革之路會走到今天的習近平獨裁，」即使在1989年6月4日之後仍有許多充滿希望的日子，」他說。
「如果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沒有在1987年被免職，如果趙紫陽在1989年5月沒有以導致他下台的方式處理事情，會怎麼樣？」，「如果後來擔任總理並幫助中國加入WTO的朱鎔基升任一把手，會怎樣？」孔傑榮問道。
「由於中共的本性，這是不可能想像的嗎？我不知道。」雖然孔傑榮說他並沒有對中國失去樂觀，但顯然對中國走向的不可預測性顯得無可奈何。
孔傑榮希望，習近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是溫和的，「他們將嘗試在執政中引入更多人性，更加文明的技術，並開放中國人民與世界有更多的聯繫。」
「我想以某種方式成為一名先鋒」
1955年，孔傑榮教授25歲，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後先後擔任美國最高法院沃倫和弗蘭克福特兩位大法官的助理；28歲任華盛頓特區聯邦助理檢察官。
作為一名忠誠的民主黨員，孔傑榮在即將上台的甘迺迪政府裡可能會有大展宏圖的機會。但他志不在此。「我不想把時間花在華盛頓與名人的斛光交錯之中，」他說。他要發展自己的事業，「我想以某種方式成為一名先鋒。」
1960年離開華盛頓受聘於加州大學伯克利法學院的孔傑榮，原本被洛克菲勒基金會要求尋找一位研究中國的人選。但幾個月後，沒有找到別人，卻發現這正符合自己的理想。這就是他之後一生關注研究中國的開端。
孔傑榮教授可能是西方世界首位在60年代共產中國還未有一部刑事訴訟法時，就撰寫了介紹其刑事司法專著的學者。通過採訪從中國逃到香港的有法律背景的難民，以及他多年研究，1968年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司法1949-1963》問世。1972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他與費正清教授夫婦時，周恩來首先提到了他這本專著。
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共產黨人渴望學習法律，」 孔傑榮說。不過他也很清楚，「他們不是為了保護人權，而是因為想吸引外國投資、外國技術。」
「當時中國沒有稅收制度，沒有投資法，沒有公司法。鄧小平治下的中國人知道必須有一個法律制度。」孔傑榮說。
孔傑榮不僅幫助中國政府培訓稅務幹部，也參與了對普通法改革的活動。「我在中國各地進行演講，講授法律專業的重要性，恢復從1957年反右運動和文革高潮開始的毛統治下停止了20年的法律教育。」
現在，孔傑榮的大兒子彼得問父親，你對中國法律現代化對中國的好處作了有說服力的辯解，但這對美國是否也同樣有利呢？
孔傑榮回答，中國的法律現代化使美中之間以及中國與許多其他國家之間進行實質性合作成為可能，「這不僅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有好處，而且對鼓勵交流、了解企業獲利能力也有好處，美國的消費者也從中國的經濟實力中獲益。」
雖然孔傑榮承認，「這並不完美」，但他認為，「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國法律制度，跟1976年毛澤東死後，尤其是70年代中期可怕的混亂狀況相比，還是好的。」
2020年，作為贈與孔傑榮教授90歲生日的禮物，他在兩岸三地和美國的學生和朋友編輯了一本回顧兩岸法律40年變遷的文集，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和前副總統呂秀蓮為文集作序。主編虞平稱孔傑榮教授為「中國法律研究之『教父』」。
關注中國人權
孔傑榮教授出身猶太家庭。在希特勒大屠殺中他的家族失去了40多位親人。也許這與他一生關注人權有關。
他幫助過許多中國受迫害的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2003年，他親自前往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探訪受迫害的盲人律師陳光誠。2012年，陳光誠逃離中共監視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在討論到美國學習法律時，他點名要孔傑榮教授幫助他。
多年來，孔傑榮教授對中國發生的幾乎所有與人權、法律相關的事件發聲。尤其是對中共在新疆建再教育營迫害穆斯林維吾爾人的人權侵犯事件，他是最早提出製裁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學者之一。
孔傑榮教授在對中國人權、法律相關議題發表言論時的一個特點是，嚴厲批評中不失理性，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同時不會忘記點出問題的要害。
他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既要合作，也要競爭、批評，甚至圍堵。「我們必須加強對中國周邊國家的保護……我們必須確保採取措施遏制中國的任何擴張主義本能。」
讚賞拜登政府與台灣政府繼續保持較高層次的聯繫
在台灣問題上，他讚賞拜登政府與台灣政府官員繼續保持較高層次的聯繫的做法。「即使我們不能讓台灣完全參與傳統的國際關係的外交體系中，但確保台灣日益活躍的創新政策是很重要的。」
他表示，很高興看到拜登沒有從川普後來提升對台灣聯繫水平的政策上退卻。「我特別樂見國務院取消了不允許台灣總統、副總統和外交部長來美國，在紐約大學、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外交關係協會，或任何公共論壇發言的傳統規定。」
但他也指出，「我從未說過他們應該讓台灣最高官員去白宮，甚至到國會講話。」
有關習近平當局在新疆的人權侵犯行為，孔傑榮表示，最初他認為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是有意義的，但後來他知道可能不現實，而且拜登政府已經否認了這一可能。於是他提出，可以利用參會的機會揭露北京的人權侵犯行為，「提醒世界什麼是中國政府的本質，以及它在新疆、西藏，和對人權的普遍壓制上所犯下的暴行。」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孔傑榮認為，雖然根據《海洋法》美國有權在中國近海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監視。但鑑於實際操作的危險性，他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通過談判，以接受「中國關於和平進入中國領海的所謂無害通過立場」，交換「我們從專屬經濟區對中國進行監督，」
但他認為，這可能要由習近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來做，他們「可以為緩解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緊張關係做出很多貢獻。」
孔傑榮教授說，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培養了遍布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學生，「台灣就是個傑出的例子，無論好壞，台灣的律師在領導政治中都起著重要作用，而且他們繼續如此。」
「在香港，看到那裡的傑出學者，看到一些法律專業人士，就給我一種自豪感，感覺就像中共常說的有了『革命接班人』，感到當我離開這個舞台時會有很多人繼續這個事業。」
雖然對中共在香港、新疆的人權侵犯進行嚴厲譴責，中國政府對孔傑榮教授似乎比較客氣。最近駐美大使崔天凱仍在公開場合稱孔傑榮「是我們的一位老朋友」。
「中國的老朋友」稱謂讓人顫抖
對此孔傑榮說，他不是聽到這種稱謂會顫抖的唯一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當然，這是中共的魅力所在，他把你拉進去，試圖軟化你的批評」。
孔傑榮承認，他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但不是中國政府的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稱謂是用來形容一些我認為——借用共產主義術語——是這個政權的走狗的人，而這些人只是在按照中共的口徑鸚鵡學舌。」
但是，孔傑榮教授對中國的未來並沒有失去信心，「我感到自己與中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從長遠來看，我認為沒有理由感到絕望或失望。前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會有顛簸，但我認為，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巨大的進步，即使這進步本身已經成為對我們的挑戰。」
對自己的一生孔傑榮教授沒有任何遺憾，「要知道我已經90歲了。我每天起床，對互聯網會告訴我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興奮。而且我想寫太多博客勝過撰寫我的回憶錄。能活到90歲，能對自己選擇的終生職業仍興趣盎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律師有這樣的機會。」
轉載自《美國之音》／台灣《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