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政治經濟學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1989年發表著名的《歷史的終結？》一文，呈現出當時許多西方國家政府的看法。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認同他所謂的已達「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但很少有人能否認他的訊息引發廣大共鳴。在預期「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終將「大獲全勝」時，他的論述引導決策共識逐漸形成，也成為學術界的標準觀點。
20世紀後期出現的這種共識，建立在截然不同但相輔相成的兩大主軸上：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民主制度御風而行，似乎勢不可擋。
人類存在以來，大部分時間都受制於專制暴君或處於全無法治的環境下。但自從現代形式的民主被「發明」以來，民主理念已傳播到世界各地。在20世紀，當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其他選項用鑿之後，許多西方人得出結論，民主模式最終將在世界各地取得最終勝利，即使是毫無或幾乎沒有民主歷史之處，諸如中東地區。普羅大眾將會要求發聲，即使是鐵腕獨裁者也無法抗拒這種「西方思潮」的影響力。
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會是一個無縫接軌的過程。福山和其他許多贊同其觀點的人都知道，民主的勝利需要耗費數十年光陰，其中將涉及叛亂、革命、內戰和對整個社會的大規模破壞，儘管如此，歷史行進路線毫無疑問趨向民主。
該觀點的支持者大量借鑒1950和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該理論學派的擁護者認為，經濟成長自然會導向民主，一旦民主社會足夠富裕，就永遠不會再走威權主義回頭路。這些結論也支持老派的康德假設，即民主國家不會與其他民主國家開戰。因此，民主世界將有利於國際和平，以及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政治前景一片光明，經濟展望同樣樂觀。1980年代後期，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在各個「意氣風發」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已站穩腳跟。畢竟，證據明確顯示，市場經濟的表現大大優於中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似乎不僅更能促進創新，也更能提供人們想要的商品和服務。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很容易就能得出這個結論：市場越不受束縛，就越能產生創新和經濟活力。
但這類論點很容易輕忽一個事實，那就是當美國表現優於蘇聯之時，美國經濟其實受到嚴格監管。美國政府積極支持創新，不僅補助研發，也設定技術發展方向。強大工會和最低工資有助於將互惠規範制度化，確保工人薪資跟著生產力一起成長；而財政政策則透過財富再分配，從富人手中轉給窮人和中產階級，縮小社會不平等差距。
自此以後，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遭到大規模廣泛的反彈。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民主越來越不滿意，尤其是年輕一代已越來越傾向左派，或傾向右派威權政權。在大西洋兩岸，已有越來越多聲浪鼓吹新式社會主義，或完全放棄經濟成長。
這是知識分子的危險轉向。經濟及政治自由主義的想法難免有誤判之處，但上述提議背後的核心假設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敝人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就歷史或近數十年經驗看來，民主政體的表現確實一直都優於非民主政體。民主政體不僅能帶來更強勁的經濟成長，還能為公民提供更好的醫療保健和教育，尤其是最劣勢族群。
這些好處是無從否認的，但這卻並不代表民主的興起是必然的。民主需要努力，而維持民主的過程總是會受到質疑。民主制度必然會削弱精英和獨裁者的權力，進而遭到後者的抵制。民主治理需要妥協，對於存在種族或宗教衝突歷史淵源的社會而言，可能是一項艱鉅挑戰。
民主還需要積極和充分知情的公民。但在主要電視和社交媒體頻道經常散布假新聞，而公民參與又遭忽視時，這將越來越難以實現。例如，在美國於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長期、代價高昂的「永久戰爭」期間，絕大多數美國公民被鼓勵繼續生活，彷彿戰爭與他們沒有切身利害關係。
我們也知道，中央計劃經濟鮮少成功，尤其是在助長創新方面。歷史上不乏這類案例，國家或強大機構對創新施加過多控制，因而導致經濟成長受挫。在貧困仍然普遍存在的世界裡，經濟成長仍然是道德上的當務之急，因此市場仍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這不是說不受約束的市場就能可靠地把創新引到社會期望的正軌，事實上，市場經濟在受到適當監管時，運作得更好。
無論是不受約束的經濟自由主義或某種開明式的社會主義，這些由極端分子提出、看似簡單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奏效；但在我們有新典範可思考未來之前，這些將深深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辯論。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