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先生逝世一周年
今天是 2023 年 11 月 9 日，鮑彤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前幾天，我和他的女兒一家來到他和夫人、父母的家族墓前，先用清水拭去墓碑上的塵土，再獻上花籃，表達我們的哀思和懷念。他的墓園在京北長城腳下，深秋季節，雖是松柏環繞，青草卻已經開始枯黃。我站在墓前，訴說著我和廠橋老同事們對他的景仰和思念，不由得潸然淚下。
我和先生相識已有36年，於公，我是他曾經的部下；於私，我尊他為人生導師。在這個日子裏，追思這位在1980年代中國那場政治改革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領導者、政治思想家和文字大師，這位幾十年來不懼壓力，堅持不懈地為推動中國向民主政治轉型而奮力抗爭的先驅者，回顧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言傳身教，心中有無數話要說，卻不知從何說起。想起多年前一位朋友曾經對我有過一次訪談，就在其中節選幾段略加修改，發在這裏，以為紀念罷。
一
在我的印象裏，老鮑（如此稱呼不是不敬，當年在我們那個政改研究室裏，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相互間都不稱官銜，一律以老或小或名稱之）是一個富有才華、思想敏銳、同時又有豐富的從政經驗的領導者。他之所以在當年政治體制改革中成為趙紫陽身邊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一個助手，對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得益於他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和良好的家庭教養，也得益於他勤於思考、善於思考。在其才華橫溢的一生中，一直堅持求真、求實、敢言的科學精神。作為1949年加入組織的「老幹部」，他經歷過中共建政之後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1958年反右時他在中組部工作，因對張伯駒、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的主張表示讚同，差點被打成右派，後在安子文等人的保護下勉強過關，但他的「右傾言論」仍受到了批判；1959年他被派到安徽無為縣搞調查，發現當地有弄虛作假放高產衛星、征過頭糧等問題，他向中央寫信反應情況，因此受到調查，後因上邊意見不一而不了了之，又逃過一劫。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誣為安子文的「黑樣板」而打成走資派，挨批鬥，背負沈重的身心壓力在五七幹校勞動，那時他一個月只有幾十塊錢的生活費，要養活一家子人，每周只讓他回一次家，從他住的地方到他家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每次回去他都要為家裏挑滿四大缸水，還要用小推車給老幹部家屬們送煤。這些經歷不能不讓他這個思想活躍的人對這個體制有所反思，不能不讓他對自己走過的路有所反思。
他原先在華東局組織部，1954年到中央組織部，在部長安子文身邊工作，這使他能夠接觸到中央的一些內幕，直接了解到一些情況，對於黨內鬥爭，對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情況都有所了解。在那些年他也為中組部起草了 大量的文稿，既鍛煉了才華，同時也讓他對這個體制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參加了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在這個會上，他把那些年來自己的思考寫成了長篇發言《二十年間》，得到安子文的稱讚。去紫陽身邊工作之前，他是國家科委研究室的副主任和辦公廳的副主任，他的能力和才華得到方毅、安子文等人的認可。
1980年4月，趙紫陽從四川調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中組部有人提名鮑彤去給趙當秘書。在中央組織部找他談話的第二天，他去看安子文，征求他的意見，安說了這麽一句話：「去吧！紫陽，兩個特點：第一，敏銳；第二，寬厚。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後來，鮑回憶說，「安子文對紫陽的評價中，『寬厚』兩個字，使我加深了對紫陽的好感。」1980年5月初，鮑彤到趙紫陽辦公室報到，從此開始了他擔任總理辦公室秘書的日子。這一年，他48歲。
在擔任總理辦公室主任 6 年以後，他被趙紫陽提名擔任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在用一年時間完成這兩項任務後，他在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老鮑對他的工作認真負責，特別是對政治體制改革傾註了極大的熱情，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很多重要提法都是從他那裏來的。是他率先提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後來成為大家的基本共識；是他在陳小魯提出的「兩個基本點」基礎上，加上了「一個中心」，形成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完整概括，讓鄧小平讚不絕口。是他提出起草中共十三大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鄧小平誇讚「這個設計好！」……
二
老鮑對同事沒有親疏遠近之別，對我們研究室的每一個人都很熱情，也都很嚴格，該用哪個人就用哪個人，所以我們研究室沒有「小圈子」。老鮑有自己的原則，他並不因為政治上的壓力，或者別人對我們有什麽說法，就改變原則。1987年初開始的那場「反自由化運動」，政治高壓之大是現在的人們想象不到的，很多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受到了黨內的嚴肅處理，也有很多人說我們研究室搞的政改研究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有傳說，鮑彤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黑名單。在那樣的政治高壓下，老鮑仍然帶領我們堅定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起草有關文件。他知道不知道有風險？肯定知道，而且知道得比我們這些人更清楚、更透徹，但他並沒有退縮。
在堅持原則的同時，老鮑又很有策略。當鄧小平說「說不搞三權分立，你們是不是也搞了一點」的時候，他沒有張皇失措，反而把鄧小平的這些話化作繼續推動改革研究的動力。他在長期工作中積累了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要「跪著造反」，在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他會想到提出這些問題將遇到什麽樣的阻力，要采取什麽辦法去克服。
1989年5月底，他從一個非但沒有任何犯罪行為，反而於組織有大功的共產黨正部級幹部，一日之間成為為秦城監獄的「8901號」囚徒。在此之後的七年監獄生活中，老鮑沒有消沈，沒有灰心，他的意志始終是那麽堅定，七年監獄生 活讓他經過七年的思考，對這個體制認識得更清楚了。老鮑這一生，前半生是為共產黨工作，當他經過了1986年到1989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又坐了共產黨的七年監獄，他的思想升華了。我覺得老鮑一直是一個民主主義者，過去因為他在共產黨的體制內，有些東西他不能過分地去講，特別是他在紫陽身邊的這些年，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秘書和幕僚，他不能夠過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1989年以後，特別是1997年他回到社會上以後，不再是過去那個鮑彤了，而是以一種全新的形象出現，他不在紅墻裏，不再需要保密，也不再需要為這個體制說好話，他怎麽想的就可以怎麽說，盡管好多時候他沒地方說，但是有時候官方為了表示他有言論自由，也不得不允許境外記者對他進行一些采訪。利用這些機會，老鮑寫了一些評論，表達了要求發展民主、進行政治改革、平反「六四」等等一系列的觀點；同時他也用自己的筆回顧當年的歷史，回顧紫陽，宣揚紫陽的思想，留下了大量的文章。逐漸地，老鮑成為紫陽去世以後推動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向憲政民主轉型的一個旗幟性的人物。
三
老鮑不是聖人，也會有弱點。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是「馬後炮」。現在看，當時工作中還有些沒有到位的地方，比如當年研究室進行的社會動亂問題研究，當時為了「避嫌」沒有充分重視起來，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展開 深入研究，沒有將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及時向紫陽提出預警。那時候保守勢力要把趙紫陽搞下台，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了，你小心謹慎也好、避嫌也好、怕給領導帶來麻煩也好，都改變不了結果，其實那時本是大可不必顧慮這些的。
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也有些問題沒有抓緊。比如，十三大報告明確規定，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公務員要設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類，分類由不同部門進行管理。但是中組部拒不執行，其實那裏完全有理由 要求中組部必須按十三大報告的規定執行，但是當時考慮到保守勢力強大，就想先把國家公務員這個事兒搞起來，以後慢慢地向這個方向走。老鮑自己後來也後悔，有些該推進的沒有下決心推進。
當然，對一些問題我們當時也缺乏經驗，比如政務公開，我們只看到了原則：應該讓老百姓知道我們在研究什麽、我們想做什麽，沒有考慮到政務公開本身是把雙刃劍，有時候不該公開的就不能公開，比如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物價改革方案，就應該考慮到一旦公布之後群眾會有什麽反應，但當時就沒有考慮到，沒有給紫陽提出建議，結果1988年8月19號政治局會議決定一公布，馬上出現全國大提款、大搶購，成為物價改革方案終止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當時要是不宣傳、不公布呢？可能就會好得多。
再比如，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該不該講？該講，但是如果不在新聞聯播中全程播出呢？如果只是摘幾句登到報紙上，可能就沒那麽大的社會反響。我們當時沒有對公開性這把「雙刃劍」看得很明白，作為幕僚，老鮑有責任，我們也都有責任。
當然，這些問題，老鮑在當時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考慮。我說的這些都是我現在的看法，當時是沒有這種先知先覺的。
四
這幾年在寫作時遇到一些問題，或是有一些閑暇時間，有時候就去老鮑家裏，向他請教，和他一起探討，或者他有什麽想法給我講，我錄音，幫他整理了幾篇文章。他的講述讓我更深刻地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事件經過，更多了解他和趙紫陽當時的所思所想，也讓我對1986年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認識，這對我寫那本《台前幕後》幫助很大。我覺得與其說我幫他做了一點事情，不如說我從他那裏受益更多。他加深了我對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這個體制發展的認識，他給我提供了很多的觀點、啟示。當年和現在的情況不一樣，當年我在他身邊做秘書，他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徹底地、無拘無束地和我交流。
現在環境變了，他的身份變了，我們的地位也都變了。2012年這一年，我在老鮑的支持和幫助下完成了這麽一本書，回顧了過去的老鮑，記錄了當年趙紫陽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實施的整個歷程，終於把我知道的事情寫出來了，老鮑還為我的書作了序。我覺得我過去是老鮑的秘書，現在仍然是，我願意做這 些事情，我希望以後我能夠繼續有機會為老鮑做點事情。
在我和老鮑這近三十年的相處中，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對我思想觀念和價值觀的成熟起到了引路人作用。當年剛到他身邊時，我只是一個剛畢業的研究生，在老鮑身邊工作幾年，受到他的影響和熏陶是巨大的。特別是這十幾年來 和他的相處，對我的思想的成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老鮑的人格力量也極大地感染了我。他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特別是1989年以後。他從來不懼怕重壓，同時，他做事情的時候又總會考慮到會不會給別人帶來什麽影響，比如，趙紫陽和宗鳳鳴的談話，宗鳳鳴整理完了以後，送給紫陽看，紫陽說我不看了，交給鮑彤去斟酌吧。宗鳳鳴送到鮑彤這兒，鮑彤沒有答應，說以我這個被打入另冊的人，再和紫陽進行接觸，為他做事情，可能會給趙紫陽帶來不利的影響，他現在已經沒有自由了，我不想更加劇他生存環境的惡化。兩年以後紫陽去世了，這時宗鳳鳴又來找老鮑，老鮑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他為這本書寫了序，但是他沒有改書裏的一個字。老鮑說，這是兩位長者的談話，應該保留它的歷史原貌，我沒有資格去改動他們的任何一個字。
老鮑對紫陽有著深厚的感情，特別是紫陽在生命最後那段時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給他很大的影響。他對紫陽是忠誠的，這種忠誠不是對個人的忠誠，而是對於紫陽所從事的中國改革事業和民主事業的忠誠。老鮑的人格堅定了我的 信念，雖然紫陽不在了，老鮑作為他的繼承人、作為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旗手，我仍然有義務、也有責任，像他對紫陽 那樣去對待他。
現在老鮑不在了，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永遠不會忘記他去世前四天，也就是他90歲生日那天留給我們大家，也是留給世人的那幾句話：「人，是天地之間非常渺小的歷史存在……，我的90不90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努力爭取好的未來，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夠做、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並把它做好，這就實現了自己一輩子的價值。」這是他留給我們的遺言，也是他用他的一生實踐了的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