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欲破不能的鐵幕後面，是一條向全國羸弱肌體輸送致命毒液的黑色脈管。誠如高教授所言，如果權力集團仍然無所作為，甚至壓制消息、掩蓋原罪、助紂為虐，中國這股毒血將繼續登堂入室，延禍無辜，艾滋村野鄉間那一座座墳塋，將繼續擴展，成為中國的另一國族景觀。
身在其外，尚且不忍，身在其中，於心何忍？
二，一個人的戰爭
高耀潔教授是退休之後開始全力展開阻止艾滋病擴散和救治工作的。
這是一個人的戰爭：
13年來，這項慈悲事業耗去了她所獲得的全部獎金100多萬人民幣。
為調查艾滋情況、救治艾滋患者、宣傳防艾知識、揭露輸血感染，她的足跡（後來走不動則以出租車代步）遍布大半個中國，她沿著那條看不見的血河，明察暗訪過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廣西、廣東、雲南、貴州、四川15個省區。
她走入過100多個村莊——出訪一天，一般情況是查訪2、3個村莊，多的時候一天查看過7個。
她訪問過近1000個艾滋家庭。到訪之處，她留下金錢、藥物、資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絕望和怨懟；延長前方探訪的道路，增加未來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親自編寫、自費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讀物100萬到150多萬冊。
她沒有發行網絡和渠道，只能利用郵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兩個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全國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機構單位地址。
她曾背著12000張自費印製的防艾宣傳紙，風塵僕僕奔到火車站，站在寒風中向往來過客散發。後來則與醫院、學校、報亭、報章雜誌社建立聯繫，請求幫助，定點散發，或者請自己的熟人帶往農村……。
她發往中國公安機構的防艾資料就有30萬分，據信全部從郵局消失，沒有抵達。
她收到過來自艾滋病人和各種其他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已經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3、4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沒有讓任何一封來信泥牛入海：每個寫信人都會得到她的回复。
回复信件的背後，是具體的救助工作。她親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兒就有164個，至今以八十高齡的記憶，她能一一叫上這些孩子的名字。這樣的孤兒，即便救出一個，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過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聰拯救的艾滋病孤兒，總數已超過10000名。
高耀潔走訪艾滋村，探望艾滋孤兒。高耀潔提供。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來訪問，多的時候一天接待過58位。
高耀潔教授沒有機構和組織、沒有經費和資助、沒有辦公室和工作人員，當然也沒有薪水和報酬。13年來，她先後有過100多位追隨而來的「防艾」義務工作者，卻「絕大多數危難而退」了。
這天大的事，中國國家總理應該過問的事，中國國務院、中國衛生部、中國民政部、中國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縣、區鄉各級政府和官員應該負責的工作、恪守的職責，高耀潔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擔當了。
2007年，八十高齡的高耀潔教授突破封鎖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領獎，這是她在國際上獲得的第七個獎項中的第六項：美國維護女性權益組織的捍衛人權「環球女性領袖獎」。這是她第一次能夠出國領獎。在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昂貴門票、專程遠途而來的美國老婦人，握著高耀潔的手，急匆匆地表達自己對高教授的欽佩。憑着美國普通人的直覺，她將高耀潔教授與特麗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並論，同時正確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條件比特麗莎修女還要困難，高教授不僅是善良人，還是一個英雄。
2007年高耀潔（右一）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接受美國「環球女性領袖獎」。
「我為中國最窮的人而來」，她出席頒獎儀式拒絕穿帶禮服，身上這件艾滋病人送來的黑底白花、手工縫製的中式外套，符合她為蒼生獻祭的心情。（路透社。轉自http://from64tohumanrights.blogspot.com/）
特麗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後49年獻給了被貧窮、解餓、疾病、遺棄折磨的人們。她的人生腳步從前南斯拉夫聯邦馬其頓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邁出去，沿著自己悲憫鋪設的道路，12歲走到了修道院大門口，18歲走到印度被貧窮包圍的修道院， 21歲走到加爾各答的聖瑪麗高中教書，38歲她走出修道院，走進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高耀潔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鬥，在痛不欲生的文革歲月中自顧不暇，她將一生所有時間精力情感和心血始而折進女性健康事業，繼而進性病防治工作，最終折進艾滋病救助事業。這位偉大的東方女性，等於把自己嫁給了中國婦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精湛的醫道和畢生的精力與關愛就是她無償的嫁妝。高耀潔教授就是中國的特麗莎修女，是中國貧病交加者的福星。
不過，確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見高教授一面的美國婦人所言，還不止如此。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環境中背起艾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體重只有50公斤；她來自舊世界，雙腳纏裹又放過，那無量無數的山路、土路、崎嶇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雙半畸形的腳，一步一步挨下來。除了高血壓，心臟病，她還比正常人缺少一個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損傷，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過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徵物。按照醫學定義，她是一個殘疾人，日常飲食必須嚴格控制，否則就得在上醫院躺下。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艾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了；在她在山東調查採血黑血站的時候，老伴臥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愛源源不斷送給艾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去世了。她是一個母親，兒子受她牽連，13歲曾被判過刑關冤獄，心身嚴重受損，一生活在恐懼中；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了工作，很長時間無以為繼，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親人們，老人垂淚不已，私下里說：老伴是個好老伴；回憶錄宣布：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如果人體的血液可以淪為一種經濟形態，世上還有什麼可以免於明碼標價出售？如果艾滋病是從血庫和醫院這等人體保健機構傳播，還有什麼能夠保證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動物一樣不能絲毫擺脫性器官的支配，那麼對於一個被金錢攆得滿大街亂跑的民族，性病艾滋病就必然成為另一種賺錢的市場。八十年代的中國，性病、艾滋病從二十年的消歇中無聲地爆發，於是，不管你是誰，只要膽子大、心腸黑、善周旋，敢承包醫院相關科室，敢到宣傳機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防療性病艾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賺得黃金萬兩。於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萬她要救助的艾滋病人，背後，是對她恨之入骨的騙子與權貴。那些權貴指使網上「五毛黨」造謠惑眾，說名門望族出身的高耀潔「自幼家窮，賣給青樓，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則威脅高耀潔說：「再多管閒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
隨著艾滋村頭一座座墳塋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輪相關的醫務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隨著高耀潔教授鍥而不捨的調查，中外記者們持之以恆的關注，艾滋病爆發的事實已經無法遮蓋。但是中國的商業奇葩「血漿經濟」在艾滋病傳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說的。高耀潔要救助艾滋病人，防止病毒傳播，必須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這個重大秘聞，即便官方不作為，她還是必須讓所有人知道事實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貧窮或康復中走向墓地。一個消息，就是一條性命，千百萬條性命。於是，高耀潔教授在面對艾滋病患者伸出雙手、背對騙子和權貴頂住暗箭的時候，她的頭頂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當頭之危，是中國地方的權力集團為她準備的，為的是「叫高耀潔閉嘴」。
1999年末起，間歇性地，在外探訪艾滋村時，為了人身安全，她和隨行的記者要隨時準備逃走；在家裡，她曾經接到過謾罵或恐嚇的電話，後來電話則開始被監聽監控，發出奇怪的響聲。電腦總出故障，上網困難，電子信件丟失。出門買菜上公交車，她發現被自己被摩托車跟踪。2000年寒冬臘月，雪花飄揚的季節，退休的高教授終於發現她住的樓前佈置了崗哨。接下來的日子裡，她發現她的住室前後安裝了四個監控鏡頭。所有「不法分子」在監獄外面應該享有的待遇，高耀潔都享有了，可她是個七、八十歲的殘疾人，來訪的也多是艾滋患者，可謂老弱病殘，高耀潔不能理解何故「我國」如此發達，卻如此脆弱。
高耀潔的回憶錄顯示，2007年，只是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為了河南的生靈，河南當局調動了公安、行政、組織、親屬等全部能夠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獲獎，又要迫使她對外作出自動放棄的姿態。用心良苦。最後把她那少年時期飽受牽連，一生精神重創不愈的兒子動員來了。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磕響頭，跪請老人聽組織的話。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這一招太狠毒，以至於消息即刻不脛而走，傳遍坊間。
所有這一切陰險惡毒、詭譎困厄，在特麗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2009年12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就21世紀人權議程發表演說，言及她的“老朋友”高耀潔的狀況，她說：“高耀潔由於為中國艾滋病鳴放而遭困擾。其實她幫助直面對應這一危局，應當獲得她的政府的鼓勵。”轉自美國American Rhetoric網站：http://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hillaryclintonhumanrightsagenda.htm
高耀潔老人突破封鎖，抵達華盛頓領受「世界女性領袖獎」的那一年是2007年。這座美國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櫻花盛開，嬌豔絢麗，湖水波光粼粼，水鳥飛動。半年之後，特麗莎修女與世長辭。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死後榮獲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領袖教皇保羅二世為她行宣福禮，將她命名為「加爾各答受祝福的特麗莎」。高耀潔老人那時已經頂著巨大壓力，回到中國鐵幕之中。當時還沒有人能預測，為了給未來留下艾滋病毒在華肆虐的見證，她要在八十高齡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飄泊流浪。
高耀潔老人自認為她不是英雄，是一個普通人。她坦然承認，最初只是憑著自己作為醫生的職業責任投入防艾工作，「並不知道艾滋病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著這麼多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勇氣！」
發現中國血庫血液傳播艾滋病毒，高耀潔並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個報告此一災難消息的人。據復旦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高燕寧的綜述，在高耀潔之前，曾經有三位醫生發現了問題並發出了聲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時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孫永德主任醫師，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級部門發出過呼籲，這位醫生後來銷聲匿跡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單採血漿站」的副站長王淑平醫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醫生做過更艱苦的努力，問題再度捅到了北京，借助北京國家級一流專家的協助，促動了衛生部下達紅頭文件，關閉血漿站。王淑萍此後工作環境惡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轉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後出走美國，定居他鄉。
在這場沒有演習、沒有策劃的接力揭露艾滋病毒傳播消息的努力中，高耀潔教授是第四位，那是1996年。那一年，一個病情嚴重卻無法確診的疑難患者撞到了她門下：她被請去會診，最後破例檢驗HIV抗體，檢驗結果竟是「強陽性」！這個按照傳統經驗判斷絕無可能患艾滋病的農村婦女，患的確是艾滋病。從此高耀潔教授踏上救助艾滋病人上不歸路。壓力漸大，勇氣漸足。最初她抵抗包治性病假醫生時，遇到壓力就不撤退，在書中她回憶當時的決斷寫道：
「我要一直幹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測或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變成淨化醫療系統的動力，讓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也值得。」
她一直堅持了十二年。她在威脅與恐嚇、監聽與監控中挺立着，也在辛勞與病痛中挺立着，在孤獨、悲傷與憤怒中，她仍然挺立着。這位在2007年那次說客盈門的規勸中不肯退卻的老人，當時面對跪在面前的兒子痛斷肝腸。這孩子從小受她牽連坐過監獄，是她終生隱痛，永恆的愧疚。她扶住兒子磕得紅腫的額頭，心裡滴血，流淚滿面。這一刀，插在她的軟肋上，策劃得太歹毒！
應官方的要求，她用那雙拿過無數次手術刀的手拿起了筆，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第一行是：「兒子郭鋤非曾因我受害坐過三年獄。」第二行是：「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
——她竟還是沒有後退。「雖千萬人吾獨往矣」！
「惜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性，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這是高耀潔教授敦促到訪的河南前省委書記李克強着力預防艾滋病的時候引述的一句《論語》。此語也合適於她本人。
世界上能與高耀潔相提並論的，還有一位偉大女性，是被稱為「猶太母親」的
波蘭女性艾仁娜·辛德勒（Irena Sendler，1910－2008）。艾仁娜被譽為「猶太母親」，但她毫無猶太血統。二戰時期，艾仁娜·辛德勒從納粹手中救出了2500名待斃的猶太兒童。她利用華沙市政府福利部工作人員的公開身份，借為隔離區猶太人檢查傳染病的機會，在地下抗納粹組織25名義工配合下，把猶太孩子一個一個，偷運出隔離區，改名換姓，安排到可靠的家庭。為了只有一線生還機會的父母在未來找到自己的孩子，艾仁娜冒險保存了所有孩子的真實姓名年齡等資料。艾仁娜為此被蓋世太保逮捕，遭受嚴刑拷打，但是關於這場營救的相關消息和孩子的孩子們的下落，納粹從她那裡一無所獲。艾仁娜是在行刑前最後一刻被救脫險的。此後帶著被拷打致殘的身體，在輪椅上躲過了蓋世太保對她更加瘋狂的搜捕。二戰結束，波蘭共產黨當局以她與前波蘭政府和國家軍隊（相當於當代中國的前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關係密切為由，視她為國家的敵人，她再度被捕。獄中，次子流產。出獄後，另一個孩子受高等受教育權利遭到剝奪。官方同時阻止她出國領獎長達18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前漫長的時間裡，這位偉大、勇敢的人道主義女性，一直是那個國家的另類。她默默無聞，坐著輪椅，在一所老人院度過晚年。2003年開始，艾仁娜的事蹟走出了猶太人的圈子，走進了西方世界。桂冠和獎狀從自由波蘭和美國接踵而至。2007年，97歲高齡的艾仁娜·辛德勒成為眾多資格提名人推薦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高耀潔教授是從人生暮年開始她的一個人的戰爭的。而且她不像艾仁娜屬於一個地下抗納粹組織，也沒有固定的義工和助手。無論工作環境的艱苦，所面對的威脅，還是行動的勇氣，所遭受的磨難，以及家人所遭受的牽連，高耀潔教授堪為中國的艾仁娜。
2008年12月，實至名歸的艾仁娜·辛德勒以98高齡在華沙醫院安詳地與世長辭。不到一年，中國的高耀潔教授再度抵達美國——因為不堪忍受周圍的緊張氣氛和政治壓力，更為了揭開中國艾滋病及其傳播方式的秘密，她以八十高齡背水一戰，出走他鄉了。
高耀潔在她紐約公寓裡，寫作間歇時時上網看新聞。北明攝於2011年1月4日
「時窮節乃現」，在艾仁娜·辛德勒身後湧來的西方世界祭奠的浪潮中，中國這位大耋之齡的婦人，把自己關在紐約一座窄小的公寓裡，點亮孤燈，趴在一張簡陋的桌子上奮筆疾書，用她瘦骨嶙峋、寫得發青發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殺貧濟富的兇手，誓為無辜的中國艾滋死難者討還公道。在這場一個人面對無數奸商與權貴、滿世欺詐與冷漠的良心戰爭中，她先是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最後又搭上了自己的家園和故土。
夕陽時分，晚霞沉落，舉目四顧，身後一片蒼茫。這位偉大的東方女性，中國的特麗莎和艾仁娜，臉上和心裡沒有她的西方同道那份安詳，卻佈滿艾滋病人的悲傷和痛苦。雖英雄末路，竟至死不渝。這是我們中國的悲情與驕傲。
首發《中國人權雙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