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二十八歲，是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已十二年的地下工作者，是地下黨的基層黨員，公開的職位是學友社主席。當時，我所屬的港澳工委（現改為香港工委）由梁威林任書記，祈烽副之。我在其屬下教育戰線的灰校線工作，直接領導人是梁煥然和歐陽成潮，六七暴動中我所執行的命令全由他們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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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黃昏，我正在學友社旺角社址開會，門鈴聲響，有人開門，葉國華和幾位學生湧進來，異口同聲嚷著：「街上很多人聚集！」「打人了，抓人了！」「有人讀毛主席語錄！」「有人喊毛主席萬歲！」我和葉國華對望一眼，心照不宣，他輕聲地說：「出動防暴隊了，有人被捕。」他們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回來。
香港人造花廠九龍分廠設於大有街，因對廠方的苛例和減薪不滿，於四月中旬開始爆發工潮。那天，親共工人張貼大字報，手執毛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港英政府出動防暴隊與在場工人發生衝突，拘捕二十一名工人，有工人被打受傷。港九樹膠塑膠業工會主席及成員被捕，是為「大有街事件」，也就是六七暴動的序幕。
「啊！真的幹起來了。」我一點也不覺驚奇，早有預感。
事實上，近幾年來，學習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著作，早已把我的頭腦武裝起來，鬥爭呀鬥爭，有種躍躍欲試的衝動。一九六六年的澳門「一二三事件」後，歐陽成潮派我去澳門。他對我說：「澳門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你要好好學習他們的鬥爭經驗，我們香港也要大幹一場的。」因為保密原故，我不是參加慰問團而是單獨一人去，聽一些工會負責人介紹鬥爭經過，得到的經驗是毛澤東思想非常偉大，鬥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才可得勝。後來聽說他們只用了兩條語錄：一條是「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要認真對待的」，另一條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把澳葡帝國主義者鬥垮，澳門被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成為半個解放區。我相當興奮，認同毛澤東的思想有很大的威力，使我們如澳門一樣，大幹一場把港英鬥垮，控制全港。
（……中略……）
如果說六七暴動期間地下黨在灰校中建立了近百個鬥委會，若然每個鬥委會有十個成員的話，那麼全部鬥委會成員應有近千人了。這是中共在港地下黨史上絕無僅有的成績。在此之前，無論地下黨如何艱難地派遣黨員考入灰校就讀，那個黨員也只能在校內組成幾個同學的秘密讀書會，我們當時稱之為「雞啄米」工作，與這時的大面積豐收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地下黨如獲至寶，對這批鬥委會成員進行洗腦，加緊黨化教育工作，以期增強他們的愛國愛黨思想。從中揀選適合材料培植成為幹部，發展黨組織，就是他們必然的後續工作了。這種黨化教育是從多方面著手的：
黨化教育最基礎的一課就是仇恨教育
首要的就是民族仇恨。民族主義是共產黨最後的武器，民主、人權等價值，一碰到民族主義，就被消滅掉。我們以「帝國主義百年侵華史」為教材，在大集會或讀書會中宣揚極端民族主義。由一八四○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講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以中國受侵略和屈辱的中國近代史切入施教。這不是一般增強歷史知識這麼簡單，在講課過程中，我們特別煽動反美、反英、反日的民族仇恨。我們強調帝國主義者強悍的侵略性，加深那些學生感性地繫念著的愛國情緒，使他們決心為國犧牲。我們不會中肯、公正地分析戰爭的歷史根源，只簡單地給出結論：只有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才能救中國，學生們是帶著仇恨去愛國、愛黨、愛毛主席的。當時港英歷史教育課程中最缺乏的內容就是鴉片戰爭，卻是青年學生最渴望，最追求學習的一課。我們看準這個良機，向他們補課的時候，他們那種如飢似渴的反應，是令我們相當興奮的。這是一整套仇恨教育的第一課。
另一課是階級仇恨。我們組織學生訪貧問苦、去各種工會訪問、座談、了解工人生活。在社區中，我們找尋一些貧苦民眾的典型人物如盲女阿彩進行訪問，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又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裡住了許多艇戶，因政府興建淡水湖要填海造地，引發海水上漲，艇戶要遷居，生活困苦。我們去助醫，助建房子，辦識字班等，做了一些社會救助工作。這些都是進行階級教育的材料。
我帶阿中去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他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呀！」
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高興他的「覺悟」呀！他是我們成功進行階級教育的典型事例。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說的是，只要落實進行階級教育，就一定靈驗，必定能成功使人接受中共階級仇恨理論。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年代的經濟起飛，貧苦大眾的悲苦生活的確使人們心靈震動，但我們並不是改革社會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宣揚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達到證明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從而使學生們立志去參加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而擴大地下黨愛國勢力的目的。
個人崇拜教育
灰校鬥委會串連大集會頻頻召開，大會緊跟國內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步伐，發展成一種極端個人崇拜的既定模式。會議首先由主持人帶領眾人高呼：「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
然後眾人站立高舉紅寶書三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再由主持人呼喊：「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敬愛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
眾人高舉紅寶書三呼：「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親愛的讀者，我曾主持過這種醜陋的偶像崇拜儀式啊！
激發學生們對毛澤東的盲目個人崇拜，就要後續的教育了。從文革前到文革中我們不斷組織回國參觀學習團。團員以鬥委會成員為主。每次約四十人左右，參加者都不可用真名實姓，只用代號，不能集體照相，只影單人，以免暴露地下身份。廣州的「支港委員會」是參觀學習團常常去的主要基地，由一位叫文政委的主理，每次都會聽到他的演講，也有一位彭同志協助工作。我們也會參觀人民公社、模範工廠等項目，但看到的都是經過精心佈置的東西，絕對不能看到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誰知道，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的時代中，我們在討論中共的偉大、毛主席的英明時，原來外面正上演紅衛兵瘋狂殺人，武鬥連天的慘劇，我們無從知道。
學習團參觀過韶山（位於湖南湘潭縣，是毛澤東的出生地。一九四九年建國後被奉為中共革命聖地），主要是參觀建於一九六三年的毛澤東同志舊居陳列館，看看毛澤東的衣食住行生活用品，瞭解他參加革命的事蹟，從中感受他的偉大。
我們也去過井岡山（位於江西省南部與湖南省邊界的羅霄山中段，一九二七年毛澤東、朱德、陳毅和彭德懷等中共黨人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在此建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主要是參觀建於一九五八年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學習中共的革命鬥爭史。解放後井岡山被稱為「革命搖籃」，定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我曾當過數不清次數的學習團領隊，近年思想覺醒後，曾對朋友戲稱，我是「井岡山」大學畢業，只讀一科「毛澤東思想」。
滅私教育
灰校鬥委會大集會的主要內容也是緊跟紅衛兵，進行「鬥私批修」。學生們一方面批判自己的私心，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勇敢地把自己的私念，甚至性生活，全部「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誰就最革命。好像脫光自己的衣服，站在大家面前，供人觀賞，才算英雄。我當時有一種慘不忍睹之感。另一方面是去鬥別人的私心。我最記得「文戰隊」隊員鬥得最猛烈，竟然去批鬥梁濬昇，認為他在洋行工作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要求他離職。我一聽，覺得非同小可，那不是要杜絕梁濬昇謀生之路？於是我力勸那些「文戰隊」隊員停止這種批鬥，梁濬昇才得以繼續營生。
「鬥私批修」是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的號召。「鬥私」是用毛澤東思想與自己的私心作鬥爭，強調集體主義，批判個人主義。因為個人雜念屬於反動思想，必須清洗。「批修」則是用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思想，其實就是與中共黨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如劉少奇、鄧小平等作鬥爭，是毛澤東向政敵發炮的武器。毛澤東發動「鬥私批修」運動，主要是培養青年學生學懂一個「敢」字，即造反精神，敢於造反，敢於犧牲，以便成為他的子彈。當全中國陷入大批判的狂熱中，可憐無知的灰校鬥委會成員被我們這些黨員所煽惑，也投進這一場狂熱病中，成為一粒子彈，白白浪費了寶貴的青春。
向解放軍學習
參觀學習團也去過一處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山縣前山翠微村的解放軍駐地。據柯其毅回憶，他承認曾經澳門去過前山，不承認是帶隊。阿堅回憶有射擊練習。梁慕珊回憶說解放軍讓他們把玩手槍，教導如何加入子彈。阿明回憶，因父親在港澳碼頭工作，事前知道有一群學生要經澳門去前山，囑咐阿明一切小心。團員均分批陸續出發，阿明與阿添結伴前去，因不能用真姓名，便和阿添互用對方的名字。阿明說，大隊人馬在澳門濠江中學聚集，由領隊柯其毅作動員講話。他記得十多天的學習內容沒有射擊練習，大多數是下大雨時落田耕種。事情經過年月清洗，各人的記憶有了誤差。
不過，我確實曾去過翠微村，當一個領隊。記得我是事先獨自出發，乘搭一位鄉人的單車尾座到達營地，有一位解放軍連長接待，與我討論學習內容及生活日程。一天之後，學習團成員分批來到入營。連長每天早上作啟發講話，晚上作總結發言。我們把團員分成多組，每組由解放軍排長或班長每天領導學習，指導討論。也負責照顧我們的生活起居，同吃，同住，無微不至。面對軍人慷慨激昂的講話，循循善誘的教導，熱情洋溢的關懷，切切希望我們愛國愛黨愛毛主席，堅持革命，我們全體團員不能不心情激動，熱血沸騰，意志高昂，紛紛站出來立下誓言，為了革命願意犧牲自己。我這個二十八歲的領隊，也不能倖免，我認定解放軍們都有崇高的理想，堅定的意志，對他們釋出極大的敬意。在離營前最後的兩天，團員表現出與解放軍的難捨難分之情，筆墨難以形容。有一團員阿潔哭著走來向我說：「我要嫁給解放軍！」「解放軍」這個稱號，成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光輝的形象！
想不到，幾十年後的香港，中共還在做著同一樣的事情，我對傳媒報導關於學員的激烈反應，一點也不覺驚奇。
二○○五年舉辦的首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由香港教育局、解放軍駐港部隊和群力資源中心（前特首董建華太太董趙洪娉任創會會長）合辦。夏令營內容包括有：列隊步操、軍體拳、武器分解結合、實彈射擊、升國旗、軍事訓練、參觀解放軍營地及軍艦、欣賞電影《衝出亞馬遜》。夏令營按照駐港部隊的模式設計十五天生活紀律，基層以班為單位，班長之上有排長，最高級是營長，同級有教導員。每年名額二百六十名，十年內訓練了二千多人。
阿原參加過夏令營，他說：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心情起了變化。教他最不捨的，絕不是枯燥的軍事訓練，而是跟解放軍的感情牽絆，十五日內與解放軍同住同食，同一地方睡覺，出營那刻，哭得呼天搶地，真有生離死別之感，是他們與解放軍有了一種純粹的感情。他開始認為解放軍不會殺人，出營之後覺得自己很愛國。另一學員湯建業直言：不要問國家給你甚麼，要問你能給國家甚麼。Jackie 表示：「兩星期解放軍帶著我們不斷唱歌，關懷備至，很親密，班長很好，建立了一份感情，有一段狂熱的時間。這是潛移默化的轉變。」軍事夏令營組有同學會，以便聯絡出營後的學員。
事實上，有資料顯示，中共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已經舉辦過名為「香港中學生軍事夏令營」的活動。
此外，「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於二○一五年一月成立。由十五位黨、政、軍、學、商一線人物支持及贊助，包括總司令梁唐青儀（前特首梁振英太太）。總會主力招收曾參與「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的學生。解放軍亦於二○一五年八月主辦了為期十三天的「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約有九十名來自十六間大專院校學生參加。學員的反應是，軍人嚴厲之外，也很愛護學員，和他們打成一片。學員認識了報效祖國的重要性，離營時大家依依不捨。參加者黃逸晴撰文〈十三天愛上解放軍〉，感情來得之快，實難想像。
「中國人民解放軍」過去曾稱「中國工農紅軍」，建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因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政府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
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總結：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黨組織、建立政權的任務。
※本文節錄自梁慕嫻《覺醒的道路：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回憶錄》（臺北：新銳文創，2024.1），第五章〈六七暴動〉，第三節「黨化教育」（頁319-320、335-341）/作者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鬥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