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2日，是當代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逝世兩周年。
林毓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教授。說起在中國大陸知識界的影響力，林毓生不亞於余英時。早在1986年，國內就把他原來用英文寫的《中國意識的危機》翻譯成中文出版，1988年又出版了他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那時中國知識界正興起一股文化熱，大家都熱衷於討論文化，尤其是熱衷於中西文化的比較、傳統與現代的比較；而這正好是林毓生著作的主題，林毓生著作的引入可謂適逢其時，立刻在大陸知識界激起了熱烈的反應。林毓生對「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提出了嚴肅的批評，這對當時大陸的知識界頗有沖擊力。因為在當時一般大陸知識人的心目中，五四是標桿，五四時期的代表人物都是文化英雄，他們的作用都是正面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某些思想更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對陳獨秀或有微詞，對胡適還是很崇敬的。林毓生批評五四，對胡適也批評，其沖擊力可想而知。在九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大陸，自由主義亮出旗號浮出水面，爾後又有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還有新保守主義，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林毓生思想的影響。
我在國內時就讀過林毓生的幾本書，包括那本《思想與人物》；來到海外後，有較多的機會和林毓生交往。我們一起出席研討會，互相贈書，打電話聊天，還有書信來往。在2019年出版的《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一書裏，林毓生收進了他和我「關於哈耶克、胡適與思想先行」的通信。
林毓生很幸運。在求學之路上，他遇到了兩位良師。一位是殷海光，一位是哈耶克。林毓生受殷海光影響很大，從人品人格到思想取向。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殷海光在台大開設了一門邏輯課，引述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林毓生讀的是歷史系，可是他卻選修了殷海光的邏輯課。林毓生後來回憶說，殷先生的邏輯課是一把利器，使他的頭腦不受專制散布的愚昧與虛偽所蒙騙。這使我想起當年，我之所以能比一般同時代人更早的走出中共意識形態的牢籠，就是因為自學了若幹邏輯的和語言的分析方法。這真是不約而同，不謀而合。
林毓生是哈耶克的關門弟子。林毓生到芝加哥大學深造，在完成了博士課程、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之後，一度陷入迷茫，不知道如何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哈耶克現身說法，告訴林毓生，他四十余年的研究著述，都直接或間接的和他自己的個人關懷相關。受此啟發，林毓生確定了把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出發點，並由此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志向。
在漫長的求學與治學之路上，林毓生始終堅持熱烈的道德關懷與冷靜的思考研究。1998年，上海出版了一部林毓生的文集，書名就叫《熱烈與冷靜》。關於這本書的出版，上海學者朱學勤給我們講過一段有趣的故事。為了出版這本文集，朱學勤和林毓生切磋文章的取舍，同時約定由林毓生自己寫一篇序言，序言的標題就可以做書名。後來，林毓生給朱學勤發去了他寫的序言，標題是「試圖貫通於熱烈與冷靜之間——略述我的治學緣起」。朱學勤在電話裏對林毓生說，可否把「試圖貫通於」這五個字拿掉？以便照顧大陸讀者的閱讀習慣。林毓生思考後說，「那樣一來豈不是太狂妄了？貫通於熱烈與冷靜之間，是我追求的境界，不能說已經達到了這一境界。」最後出版社還是把書名寫成《熱烈與冷靜》，倒是好念好記了，可是林毓生那股子嚴謹的書生氣沒有了。
林毓生以嚴謹、一絲不茍著稱，但也很風趣。他給我講過一段故事：當年他未來的岳父曾經告誡女兒，三種人不要嫁，不要嫁山東人，不要嫁文科生，不要嫁戴眼鏡的。但林毓生三位一體，既是山東人（林毓生生於遼寧沈陽，祖籍山東），又是文科生，而且還戴眼鏡。——我現在還記得他講這話時那頑皮的笑容。
林毓生不是那種筆頭快、產量高的學者。林毓生提倡做學問要「比慢」。他甚至說，我這輩子就寫了兩篇論文，《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和《反思儒家傳統烏托邦主義》。以賽亞.伯林講過一個有名的比喻：「狐貍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說有的思想家興趣廣泛，研究很多問題，屬於狐貍型；有的人一輩子專註研究一個大問題，屬於刺猬型。按照這種分類，林毓生屬於刺猬型。他畢生就研究一個大問題，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命運。為什麽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這麽艱難？探究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的歷史原因，思考中國未來發展自由主義的可能性。我必須說，林毓生研究的這個大問題，不只是他個人選擇的大問題，而且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提出的大問題。林毓生的重要性就在這裏。
在林毓生提出的各種觀點和概念中，大概要以「創造性轉化」這個概念引起的關註和討論為最多。林毓生反對五四以來的全盤反傳統主義，也反對「發揚固有文化」一類文化保守主義。他強調，「創造性轉化」這個概念，一方面是重視與傳統的連續性而不是全盤斷裂，一方面是在連續中要有轉化，在轉化中產生新的東西。像我這一代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是很容易和林毓生起共鳴的，因為我們自己的精神歷程就是這麽走過來的。
林毓生對蘇曉康講過一句話。他說：「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麽我讀過的所有的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看法！」蘇曉康寫道：「作為一個思想史家，他是帶著對中國的失望，可能還有憤怒而離開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時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們這一代學人，一生以破解中國近現代落後、激進，墜入超常集權以及其解道為志業，最後看到的是一個最壞的中國，其悲涼痛苦可想而知。」
林毓生、余英時他們這一代學人是如此，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而且更有過之。在艱難奮鬥了四十多年後，今天的中國竟然比當年離自由主義還更遠。
這就不能不回到八九，回到「六四」。一場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最可能贏得勝利的時候遭遇到最慘重的失敗。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訪時，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概念，指出，基於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進的民運領袖拒絕妥協。他們一味地強調自己的良好的主觀意圖，不顧及自己主張和行為的客觀後果。他們只有意圖倫理的概念，沒有責任倫理的概念，以至於在民運遭到失敗後都拒絕承認自己在其中負有責任。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做的事是對的，但是我們遭到的嚴重挫敗表明，我們沒有把對的 事做對。如果在「六四」35年後的今天，我們都還不能找出當初的失策之處和謀得今後的改進之道，那就是辜負了35年的光陰。
林毓生讚同韋伯提出的「歷史扳道工」的比喻。如果把人類歷史比作鐵軌，文化或觀念就好比鐵軌分叉點上的扳道工，他們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對思想者的最好紀念，莫過於重溫他的思想。林毓生畢生致力於思考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命運。我們必須繼承他給我們留下的豐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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