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馬斯克掌權數週以來，忙著「狂殺四方」，讓美國民主處於最危險的時刻。川普的回歸與馬斯克的「科技政變」正在瓦解美國的憲政體制，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場民主崩壞的「現在進行式」不僅未能喚醒有意識的抵抗，反而在台灣與華人社群進一步「圈粉」，斬獲了更多川粉的支持與崇拜。
這些人不僅忽視川普與馬斯克的違憲違法與悖離國際法的行為，甚至將他們吹捧成「拯救美國（與全世界）的英雄」，這種強人崇拜心理完全悖離民主價值，也讓我們不得不問：這些人到底是無知，刻意為川馬辯護，還是選擇性無視與縱容？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而是正在全球各地擴散。台灣的社群媒體上，支持川普的言論佔據主流，而馬斯克的科技威權治理模式也被許多人視為「高效率管理」的典範。這種對強人領袖的盲目欽羨心理，讓人不禁思考：當人們口口聲聲說要捍衛民主時，是否已經不自覺地成為了強人極權統治的推手？
聯手顛覆美國，違法違憲亂紀
首先，川普在2020年大選後拒絕承認敗選，煽動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導致美國民主機構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根據《國會調查委員會報告》，川普不僅多次與極右翼團體聯繫，還在推特上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特區，甚至在當天公開演講中煽動他們「奪回國家」。這種行為不僅違反美國憲法對和平權力轉移的保障，更是已經構成煽動叛亂罪。然而，在共和黨掌控的國會護航下，川普最終並未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捲土重來再度奪得大位（令人想到最初以暴力奪權不成，但後來卻得以透過民主選舉獲得執政權力的希特勒），凸顯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以及極右翼勢力對美國民主機制的操控。
如今，挾過半選票與選舉人票當選、擁有強大民意授權的川普，其違法違憲行為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在他重返白宮後，立即開始整肅政府機構，解職不夠「忠誠」的官員，並試圖削弱司法部的獨立性。他直接干預聯邦調查局（FBI）的運作，甚至要求司法部長對調查他的案件進行「政治干預」。
馬斯克的「科技政變」
與川普的政治違憲不同，馬斯克的違法行為更多是透過企業權力滲透政府，逐步控制行政體系，進而改變美國的政治結構。根據報導，馬斯克在川普政府的庇護下，成功滲透美國人事管理局（OPM）與總務管理局（GSA），直接影響政府官員的任免，甚至直接近用財政部所屬系統的機密敏感資訊。
這不僅違反《行政程序法》，更構成對政府治理機構的非法干預。此外，馬斯克還透過行政命令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導致大量國際人道援助計畫被迫中止，這與《聯合國人道援助原則》以及《全球健康協定》相違背，甚至可能構成國際法上的人道罪行。
更令人不安的是，馬斯克透過SpaceX控制了美國軍事衛星技術，並開始私下與烏克蘭、中國等國政府談判，決定哪些國家可以使用其技術。這種行為完全繞過美國國會的監督，違反《對外關係法》（Foreign Relations Law），甚至引發國防部高層對國家安全的擔憂。
歷史的警示：美國政變與媒體帝國
美國獲獎記者喬納森·卡茨（Jonathan M. Katz） 的《資本主義的黑幫》（Gangsters of Capitalism）揭露，1930年代美國商業菁英試圖策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這場政變策劃者的核心，是一群希望維護自身財富與權勢的企業巨頭，包括華爾街金融家、重工業資本家和財閥。他們試圖依靠軍事力量顛覆民主制度，以確保美國經濟與政治持續由富豪階級掌控，而非受到工人運動與社會改革的影響。
這些財團受到歐洲法西斯政權的啟發，尤其是義大利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March on Rome）和法國極右組織「火十字軍」（Croix de Feu）對國會的襲擊，策劃在美國發動一場政變。
他們試圖拉攏戰爭英雄史麥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計劃率領50萬名退伍軍人進軍華盛頓，以武力逼迫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DR）讓位，或至少設立一個「國務卿之上」的「總務部長」（Secretary of General Affairs），取代總統執掌行政大權。如果羅斯福同意，他可以保留虛位元首的地位，如同義大利國王；若不從，就將被迫辭職。
然而，巴特勒將軍並未接受財團的利誘，而是選擇揭露這場陰謀，並在 1934 年的國會調查聽證會上作證。這場陰謀最終因他的檢舉而破局，但更深層的問題卻沒有真正解決：當經濟菁英階層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民主制度威脅時，他們往往選擇繞過選舉機制，直接尋求非法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力。
此一歷史事件與今天的局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前的美國政經結構中，富豪階級對民主制度的干預方式已經從直接的軍事政變轉變為更精緻的科技與媒體控制手法。馬斯克、川普與其他極右翼商業勢力不再需要透過傳統軍事手段奪權，而是透過企業收購、資訊操控與政治遊說來實現同樣的目標。他們利用社交媒體與數位平台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使極端主義的論述逐漸滲透到主流社會，並利用「選舉合法性」的概念來掩飾自身的違法行為。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後來在所著《戰爭是一門生意》（War is a Racket）一書中強調，美國歷史上大部分的戰爭與軍事行動，都是由財團所推動，以確保資本家能夠從中獲利。這與今日馬斯克與川普對美國軍事工業的掌控形成直接對照。馬斯克的 SpaceX 與美國軍方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他透過衛星技術控制美軍的通訊與監控能力，使得他的影響力遠超過過去任何一位軍事將領。這樣的現象表明，當代脈絡下的政變不再需要槍桿子，而是透過科技與企業影響力來實現。
媒體帝國與右翼宣傳機器
這也令我想到另一本書 —-《報紙軸心》（The Newspaper Axis）。 該書探討美國六大報業集團如何在二戰期間助長法西斯宣傳，迎合納粹德國與軸心國利益。這些媒體大亨，包括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麥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等人，利用媒體平台影響公共輿論，淡化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威脅，甚至直接為這些獨裁者辯護，將其塑造為「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
馬斯克則透過 AI 以及演算法來決定哪些內容能被廣泛傳播，哪些內容會被壓制。這使得科技獨裁者的影響力遠超過傳統報業時代。圖為抗議馬斯克干政的群眾。（美聯社）
這些右翼媒體的影響力，使得美國社會在二戰前期對納粹德國的危險性認識不足，甚至對歐洲猶太人的遭遇缺乏關注。赫斯特報業集團曾刊登一系列讚揚法西斯主義的文章，認為希特勒的政策「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並暗示美國應該仿效某些法西斯治理模式，例如加強社會控制與打擊左翼工會。這種言論不僅影響美國內部的政策辯論，也讓許多美國民眾對歐洲戰局產生錯誤認知，導致美國政府在最初對納粹威脅的回應過於消極。
這種媒體操控與今天的社交媒體極為相似。過去，右翼報業寡頭透過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塑造公眾輿論，而今天的右翼勢力則透過社交媒體與科技平台，進一步深化極端思想的傳播。馬斯克在收購 Twitter（現為 X平台）後，迅速進行一系列政策調整，包括解除極右翼帳號的禁令、放任假新聞與陰謀論蔓延，並壓制自由派與批評川普的言論。這些行動使 X 平台成為右翼意識形態的放大器，扮演著與二戰期間右翼媒體類似的角色。
此外，我們看到馬斯克如何透過演算法與數據分析來操控輿論，使得右翼言論在 X 平台上占據主導地位。過去報業大亨透過報導選擇性地呈現資訊，影響讀者的認知；如今，馬斯克則透過 AI 以及演算法來決定哪些內容能被廣泛傳播，哪些內容會被壓制。這使得科技獨裁者的影響力遠超過傳統報業時代，因為這種操控是隱形的、不易察覺的，且能夠隨時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與美國的右翼華人群體，會如此堅信川普的言論並對馬斯克抱持高度期待。根據賈雪晴的分析，華川粉的資訊來源已經被高度過濾，所接觸的內容幾乎全是右翼媒體的片面報導，而社交媒體上的演算法則進一步強化這種回聲室效應。部分美國華人選民與台灣右翼社群逐漸失去對客觀資訊的判斷能力，並傾向於相信極端保守主義的言論，即便這些言論可能損害自身或台灣利益。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新聞媒體或強勢資訊平台與資本集團聯手控制輿論時，民主社會便會陷入危機。無論是 1930 年代的美國報業，還是當代的社交媒體平台，這種資訊壟斷與操控，都在一步步削弱公民對現實的認識，使社會朝向更極端、更不可控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們正視這些危機，並挺身保衛社會，那麼科技霸權與資訊戰將成為民主制度的最大敵人。
民主社會能否抵擋科技獨裁與右翼媒體帝國的聯手操控，以及馬川結盟形成的「新寡頭政治」，將是未來全球政治面對的關鍵考驗！
民主需要公民守護，而非強人恩賜
川普與馬斯克的聯手，正在重塑美國政治版圖，並已讓全球右翼民粹與科技獨裁華麗轉身為新的合作模式，擁有由爭相「逃避自由」的群眾所構築的強大民意支持。這對台灣與其他民主社會來說，應當是一個警訊。
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希望的未來，是一個依賴強人決定一切的社會，還是一個真正屬於公民的民主制度？
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現在就是時候該清醒了。強人崇拜的幻覺，不管被崇拜的強人是川普或馬斯克，都將會是美國或全球民主崩壞的開始。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