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閻連科正在加緊修改新作《那年，那月，那日夜》，他介紹說，新作和中國農村密切相關，講述一個「夜晚」的故事。他希望定稿可在年底殺青。此外，2015秋季開學，他任職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新開「創作性寫作研究生班」，閻連科是這屆招生最嚴苛的研究生班導師之一，他說，「這門課的教學比較靈活，我得和別的授課作家如梁鴻、劉震雲他們商量課程安排，好多細緻、瑣碎之事，加上一些其他應酬，我一般把它們安排在下午，而整個上午空出來寫小說，老習慣了，不會停下來。」在中國，閻連科極具爭議，其作品以描寫中國農村社會的生活百態見長，他的作品對農民、知青生活乃至體制弊端都有別具想像的描述，亦含辛辣諷刺，詭譎幽默，並一再探觸出版審查底線。他的《為人民服務》（中篇小說，2005）、《丁庄夢》（長篇小說，2006）等作品在內地未能出版，坊間常稱之為「禁書作家」。閻連科的代表作《日光流年》（1998）、《堅硬如水》（2001）、《受活》（2004）等在內地廣受讚譽，在海外文壇的影響力也很大，獲獎無數，重要獎項有2013年第十二屆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2015年日本Twitter文學獎等，閻連科因此被認為是莫言之後諾貝爾文學獎最具獲獎實力的中國作家之一。
與小說中的生動的人物形象、個性鮮明的人物語言不同，閻連科本人寡言而沉默——他按部就班回答每個問題，縝密而平靜。閻連科說，寫書、教書之餘，他正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我發現，幾乎沒有任何一本小說能讓我讀後開懷大笑——我讀的書也許不是大家特別希望聽到或是看到的。」如此閱讀體驗倒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作品《群魔》中的一句話不謀而合：「人類需要不快樂的程度正如他們需要快樂的程度一樣多。」
九月中旬（2015），閻連科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館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專訪。採訪內容經過編輯刪節整理，未經受訪者審閱。
問：在中國作家中，你極富爭議，有很多作品遭禁，甚至有「禁書作家」的稱號。對於那些被封禁的作品你會感到很惋惜嗎？還是更多地為無法傳播自己的文學態度而感到痛心？
答：我想每個作家都希望他的書能夠出版,並都能夠和讀者見面……不過，既然如此，我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所謂的爭論，習慣作品被封禁，我現在不太會因為一本書沒出版高興或不高興，甚至不會感到惋惜，要說惋惜，我惋惜的，是所謂「自由出版」的「自由度」到底在哪裡？為了能夠順利出版，一個作家通常知道該怎麼寫才能出、才能順利地出版，可這樣的作家的寫作多半不太可能表達自己內心那種渴望與自由吧，那種內心深處的渴望與自由是為了順利出版而寫的書里無法傳遞的，讀這種書，讀者的書感受應該是另外一種。
問：你對於中國現在的出版環境怎麼看？
答：悲觀，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進的問題，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制問題，小修小改式的改進價值不大，不是說上蒼恩賜一下，寬容一點，這個問題就能從根本上有所改變了。上蒼的手抓得緊一點，問題就有變化？不是，它是一個根本上的問題……出版變得自由了，這個世界也會變得美好？也許沒那麼簡單，它是一整套的問題，不僅僅單獨是出版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出版環境，我相當悲觀。
問：接受訪談，您曾多次表示不喜歡被別人稱為「荒誕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或「什麼什麼大師」，認為這些都是「標籤化思維」，其中「神實主義」這個「標籤」是別人給你貼的標籤還是你自己的一個概括？什麼叫「神實主義」？它的特點是什麼？
答：這個被問得特別多，好多人都會問，我的小說里也談到過它，它甚至不是別人給我貼的標籤。我寫作常常基於中國現實的不可把握，基於現實生活中混亂的邏輯。每個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都可能會有一種共同的體驗：每天發生的事我們常常無法用正常的邏輯去理解，為此我常說，可能恰恰在這個時候，文學就要特別關注那些看不見的真實，那些不曾被記錄的真實，那些被「真實」掩蓋的真實——用這些真實補足或還原我們今天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實」，說的更詳細，那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裡面還有一個「內真實」，一個深層的真實。從這個「內真實」出發，你會發現，我們經常談到的「社會的主義」等等，已無法邏輯地括我們中國的現實，而只有從文學中，只有從我所謂「神實主義」的文學實踐中，才能抓住最內在的現實邏輯——它抓住了最內在的、人們看不見的、來自被所謂真實掩蓋的內核，傳遞出不曾被表達、被記錄的邏輯關係。這樣，我們才會知道生活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人性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世界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甚至我覺得，是不是「神實主義」也不要緊，要緊的是你要相信生活本身就是這樣你才去寫作——大家看到的生活的真實就是這樣，我閻連科感受的生活就是這樣——在作品裡，我會寫得荒誕，寫得魔幻，寫得幽默，寫得瘋狂，但我感受到的生活的真實就是這樣！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的所謂「真實」「社會現實主義」來談論文學，也正是為了區別那種傳統意義上說的現實主義的「真」和傳統意義上說的「真實」，我用「神實主義」這個詞兒來予以區別，簡單說，我說的「神實主義」即指「更深層的真實」。
問：拋開寫作的格式和風格等等，你的文學作品被評論家歸於「鄉土文學」一類。在英文里有人叫它「local-color literature」。英文中的這個單詞「color」 是顏色的意思，所以你覺得你筆下的那些農村或者村莊或者人物，如果用幾個顏色來形容它們，會是哪幾個顏色呢？為什麼？
答：我從未想過我寫的是鄉村小說或農村小說，我寫的就是一部小說，至於這個小說故事發生在鄉村、發生在城市，發生在軍營、當下或歷史裡，我從來不去不會管。我沒不大考慮一部小說所發生的背景，回答你的提問，我想，我的小說應該是那種荒涼黃土地的顏色吧——我的小說中常常充滿荒涼，充滿悲劇，充滿荒誕——我小說的顏色一定飽含北方鄉村秋天的苦澀吧。
問：你的作品中地方方言使用的非常多，是否會擔心這樣會給讀者在閱讀時帶來一些障礙？
答：說句實在話，我的寫作完全是為了我自己，讀者多一個或者少一個、能給讀者帶去什麼感受之類，我寫小說時從來不想。有的小說，我感覺一定要用方言寫，有的小說，我又會覺得一定不要用方言寫。語言是小說重要的內在組成部分，有時，方言不僅僅是方言，而是小說的結構與敘述。很多小說中的「方言」都或多或少進行了改造或者再造，比如河南方言，在中國其實無需擔心讀者是否能聽懂或聽不懂，說一口純粹的河南話，在中國能走大半個中國，河南方言跟其他地域性更強的方言還不太一樣，所以，我從來不去想這些問題。我覺得，我每部小說都有它自己的語言方法，有它的節奏語，有它的語言方式。如果方言能使小說更貼近故事，更貼近人物，我就會選擇用方言。其實，我的小說作品中，也就一兩本方言用的比較多，《受活》可能是用的最多的一本吧！
問：在中國，河南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網絡上都是被「地域黑」黑得非常嚴重的地區，你覺得這是因為什麼？對此你怎麼看？
答：不為什麼，這很正常。作為人口大省，河南省各種問題自然就會多一點點，河南有一個億的人口，這和只有三千萬的人口浙江省沒法比。河南發生三、四件事兒，放到浙江可能只有一件；東三省人口加起來也就一個河南，可東三省發生的事情加起來一定比河南多。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人口大省的概率問題吧。
問：去年香港書展時，你曾說，是村莊給了你創作的全部靈感，村莊里的生活、語言本身就有一種文學性……那麼，你的文學作品僅僅是把有關村莊記憶「白描」出來？還是帶着一種類似揶揄、刻薄美學的態度重新審視它們？並就此揭露中國農民的劣根性以及中國社會制度一些荒謬和荒誕？
答：我曾開玩笑說這個村莊是中國的中心，是世界的中心——這雖是玩笑，但也包含我對文學的理解，我想表達的是，其實一個作者與一個村莊、一片土地的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我本意並不是說這個村莊真的就是世界中心。小說的表達方式非常複雜，很難說我把一種現實存在全部白描了下來——寫小說時，我的態度很複雜，有愛，有恨，有批判，有諷刺。僅僅把村莊「白描」下來？這個說得太簡單了，我甚至覺得，沒人有能力能把中國的鄉村「白描」下來——文學家要做的，是竭盡所有方法去描寫最接近鄉村的生活，而我所謂「位於中國甚至世界中心」的那個村莊，也不是為了簡單表現中國的村莊——我想表達整個世界。
問：生活中有沒有遇到過與你書中所描述場景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荒唐事？
答：這樣的事兒簡直太多了，不僅僅是農村，在中國的大城小鎮，哪兒都一樣。比如，你在農村買輛車，一場雨把路給衝垮了，那個車就像紀念碑一樣，永遠在小院子里停着啦，這是個很常見的情形；你去北京或上海隨便那個街頭，看到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一個孩子者年輕人去扶他，結果被「訛詐」，回頭看，我們會去想：就因為一個兩個、三個五個人扶了倒地上老人被訛，全中國的年輕人就不再去扶倒地老人了嗎？這件事我覺得非常複雜。我承認，確實發生過老人倒地年輕人去攙扶被訛的事兒，可它一定是個案，可它怎麼就成為一個民族都不去扶助老人的借口？這是一個需要我們從各個角度去想的問題。
問：很多作家曾談到，為了寫某個題材的作品而去世界各地旅遊，體驗生活，而你的作品大多反映中國農村。你在寫作時還會回到農村觀察生活並為寫作帶來新靈感嗎？
答：我想一個作家寫作，他的靈感一定不會只來自某個特定的村莊，它可以、可能來自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它可以來自上海，來自北京，來自美國，來自歐洲，來自任何地方，當然，你的寫作可能必須要落實到某個村莊而已。對我來說，從來沒有「體驗生活」這個說法，因為我覺得生活本身已經給我提供了太多太多寫不完的東西，沒必要去再為了寫作去體驗生活，我每天都生活着，體驗着，我絕對不會為了寫某個題材的作品而刻意在去某個地方。
問：你的作品中常瀰漫著孤獨、絕望的氣息，比如《受活》中受活庄的歷史由來、《丁庄夢》中那個全是艾滋病人的村子……還記得上一本讓你閱讀時開懷大笑的書是哪本嗎？
答：我幾乎沒有看過一本小說讓自己開懷大笑，甚至是讀《堂吉訶德》這種小說，看過後，我沒覺得有什麼可笑啊。一切「可笑」的背後，我覺得都藏着令人不安的悲劇，這才是我愛的。一個人讀書，一定只是讀某一類書，任何一個人都只能讀某一類書，沒有人能百分之百讀盡天下所有類型的書，我想，我讀的書可能不是大家特別希望聽到或看到的那種。
問：如果必須選一本對你影響最大的書，你會選哪一本？
答：我選《新華字典》，沒別的，直到今天，寫作時，我會隨時去翻《新華字典》，它是我一生都離不開的書……隨着年齡的增長，我覺得越來越離不開《新華字典》，我用它不全是為了斟酌詞義，有時，某個字就是想不起來怎麼寫，這時就會去查《新華字典》。
問：你的作品中常常有很強的畫面感，可它們組合在一起，宛如一幅幅中國農村生活「浮世繪」。如果有機會把你自己作品中的故事拍成電影，或搬上話劇舞台，你會選哪一本？為什麼？
答：真能搬上舞台或者拍成電影，對讀者而言，我想可能是《受活》更好看一點吧。《日光流年》更沉重一點，《堅硬如水》更黃一點，可能無法接受。被搬上舞台或者拍成電影這種事兒對我來說一生都不會發生吧，我覺得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它不會發生。我的小說講的故事都不是正常的、不能拍成電影的故事，不是我想不想讓它們拍成電影，而是它根本就不能拍成電影，我也不用去想。
問：在《受活》中有這樣一段書中人物之一「盲人」的獨白：「你能看見，你就看見一世界都是臟污了。我看不見，我倒看見一世界都是潔潔素素了」……你現在看到的中國鄉村或者中國是什麼樣的？如果你可以選擇，會希望像《受活》里的那位盲人一樣，眼不見，心不煩？
答：我眼中的中國或中國農村就像是一個開滿鮮花的垃圾場。怎麼理解這個「開滿鮮花的垃圾場」？我覺得很難。你很難去表達那個垃圾場，理解那個垃圾場，而且，那個垃圾場充滿生機。如果可能，每個人都更願意「眼不見心不煩」，每個人都願意過那種「世外桃源」的生活，可大多數人沒有這種可能，條件不允許，那麼，我想我們無妨一切都隨意，順其自然，無為而治，走哪兒算哪兒，走一步，算一步。
本文首發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