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月，東南亞的印尼、尼泊爾和菲律賓都發動了大規模的抗議。印尼的抗議是由國會議員的津貼引發，尼泊爾的抗議則因政府關閉外國社交媒體引爆，菲律賓的抗議起因是防洪工程的腐敗。雖然原因各異，但有四個同點，一是抗議的主體是年輕人，可以把三國的抗議廣義上稱「Z世代」抗議；二是抗議的方式以社交媒體為動員核心、訴求集中於反腐敗與制度公正；三是抗議的程度也都比較激烈；四是抗議取得了部分成效，前兩者的抗議已被平息，印尼國會議員的津貼被取消，尼泊爾政府被推翻，菲律賓的抗議還處於進行當中。
這三國的抗議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引發了討論，尤其是尼泊爾的「Z世代」抗議，一度使得海外很多反共者產生遐想，從中似乎看到推翻中共的希望。因為中國也存在和尼泊爾同樣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如經濟萎靡不振，生活成本上升，年輕人的高失業，腐敗與裙帶關係，政府公共服務不足等，而這些問題構成了尼泊爾「Z世代」抗議的背景。所以一些人也期待在中國能夠上演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抗議。恰好在印尼和尼泊爾發生抗議期間，中國出現了重慶大學的投影事件，投影的文字呼籲民眾起來推翻習近平政權，似乎讓部分不滿習統治的人士增加了民眾必將起來反對中共的信心。
願望很好，然而，在評估中國出現抗議浪潮的可能性時，還是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的看法是，假使中國也出現像菲律賓這種關係民生的公共工程腐敗案；或者像尼泊爾政府那樣突然封禁本土社交媒體，要在全國發生一場大規模的社會抗議，很難。
不妨把中國的情況與尼泊爾作個對比，因為在這三國中，尼泊爾的「Z世代」抗議最適合中國做參考。我們來比較一下兩國在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資訊空間和國家能力的差異，這幾個方面與抗議能否興起關係密切。
尼泊爾的「Z世代」抗議，其直接導火索，是剛參加完中國九三閱兵儀式的前總理奧利突然宣佈封禁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內的主要社交媒體平臺，觸動了尼泊爾「Z世代」的敏感神經。社交媒體在他們的生活中不僅是娛樂與交友的工具，更是溝通、組織和表達的公共廣場。當政府切斷這一管道時，憤怒很快轉化為街頭行動，並疊加了對腐敗、裙帶關係和失業困境的長期不滿。抗議升級為暴力衝突，最終迫使奧利辭職，議會解散，過渡政府上臺並宣佈提前選舉。
尼泊爾的青年抗議之所以能夠撼動政局，在於尼泊爾的政治結構本身提供了制度化出口——議會可以解散，政府可以辭職，新的選舉可以重啟，這些都是制度預留的「緩衝機制」。可中國沒有這些「緩衝機制」，假如中國政府也突然出臺類似舉措，雖然會導致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怒火爆發，可能出現個體或局部的抗議，但要出現大範圍的群眾運動，大概率不會，更別說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從而，也就談不上中共在群體抗議中被推翻。
先看尼中兩國的制度差異。尼泊爾實行的是聯邦議會制，合法性來源於多黨競爭與選舉，形式上已經是一個民主政體。由於政黨分裂嚴重，政府平均存續時間往往不到兩年，民主常被批評為「低效」，但至少存在「倒閣—過渡—再選舉」的制度路徑。當青年因制度失靈而走上街頭時，他們心中有明確的目標，逼迫政府下臺，要求提前選舉，用選票兌現承諾。正因如此，抗議能夠倒逼體制讓步。
相比之下，中國的一黨領導體制並不提供類似的糾偏機制，中共合法性的來源是績效與秩序，而不是週期性選舉。群眾如果對現狀不滿，一些人會把矛頭對準中共，要求中共下臺，但作為抗議運動，很難設定通過制度來更替中共的目標。原因在於過去的經驗沒有提供「抗議能帶來成果「的合理預期。風險與收益的不成比例，會導致大規模街頭抗議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大大降低。
社會結構的差異同樣關鍵。尼泊爾社會相對鬆散，民眾與傳統精英階層之間隔膜顯著。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他們對老一代政客把持的裙帶政治早已失望。由於缺乏制度化參與管道，他們主要依賴社交媒體形成低門檻、去中心化的動員網路。平臺一旦被封禁，憤怒就會迅速外溢到街頭。
中國的社會結構則顯著不同。雖然年輕人和中共權力階層同樣隔膜，但家庭、單位和社區對個人形成強約束是尼泊爾無法比的，中國的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青年同樣面臨就業壓力和代際焦慮，但往往以「躺平」、「內卷」或「潤學」來應對，而不是直接對抗體制。再加上中國社會對大規模失序的零容忍和高強度的維穩能力，街頭抗議的成本遠高於尼泊爾。因此，相似的不滿在中國更可能轉化為消極的社會退場，而不是公開的集體抗爭。
在網路與資訊空間，尼中兩國的差別更為明顯。尼泊爾封禁的是外國社交平臺，政府的決定容易被抗議者解讀為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可在中國，言論自由一直受到壓制，國外社交媒體早就被政府全部禁止，本土社交平臺，其社交功能也早已被政府閹割，政府利用強大的演算法，把反政府的言論牢牢控制，實際讓它們處於半封禁狀態。中國人也早已習慣了這種狀況。假如中國政府也把幾個有影響力的本土社交平臺封禁，無疑會引發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不滿，可這種不滿程度估計遠遠到不了尼泊爾青年的程度，自然也就難形成尼國年輕人那樣的反抗等級。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很可能的是，有條件上外網的，轉向 VPN、Telegram 等灰色社交工具，沒條件上外網的，則通過傳統的電話和短信來重建「朋友圈」。
最後，不能不提的還有，中國的國家能力要遠高於尼泊爾。在防範和應對大規模社會抗議的問題上，國家能力尤為關鍵。尼泊爾作為一個貧困和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其國家能力有限，治安與輿論控制資源不足，使得抗議者擁有較長的街頭「視窗期」，得以形成規模並倒逼政治讓步。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資訊管控和治安體系的反應速度遠高於尼泊爾，往往在萌芽階段就能掐斷社會的集體行動。這意味著，中國社會幾乎沒有條件形成類似尼泊爾那樣能推翻政府的抗議浪潮。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封禁社交媒體，或出臺某個災難性的公共政策，類似東南亞三國「Z世代」抗議浪潮興起的可能性很少，更可能的反應是表達的隱身化與轉移：由公開社交平臺轉入小圈層與跨境平臺；由大規模街頭抗議轉化為重慶大學的「投影式」、「符號化」的象徵性表達；由政治對抗轉化為個體的退場選擇，如考編、潤學或消極抵抗。儘管如此，這些抗議依然顯示了社會信任度的下降，會成為中國最顯著的長期後果。
有人會說，你講的不對吧，前幾年中國不也出現了白紙運動嗎，最後迫使政府放棄疫情清零。不錯，但白紙運動恰恰說明，大規模的社會抗議不太可能因政府的某個腐敗事件或不當政策而發生。原因在於，白紙運動是在中國民眾忍受了長達三年的社交隔絕這種極端管控，忍無可忍之後才上街表示不滿的。事實上，體制內部對清零政策也強烈不滿，社會對廢除清零，恢復正常生活有著高度共識。但類似封禁社交媒體的做法，雖然讓民眾的表達空間進一步受限，可畢竟能夠找到替代辦法，而行動自由亦未因此受限，至於公共工程腐敗之類，民眾對此的容忍度非常高。
那是不是說，中國民眾就得永永遠遠忍受中共的統治？當然不是。中共最有可能的垮臺時機——無論是它被推翻還是內部轉型，大概率會在它內部的高層權力鬥爭激化到一個無法調和與收拾的地步，如果此時再疊加外部的危機，可能性就更大。這種情況會在習近平之後發生，雖然無法預測它會有多久到來，但只要出現，中共就難逃被解體的下場。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