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吉米·金摩重返熒屏，許多擔心政府高壓政治的美國人似乎鬆了一口氣。儘管金摩的僱主迪士尼根本不該屈服於壓力讓這位脫口秀主持人停播——這是輿論的普遍看法，儘管商界領袖對總統霸凌行為的反抗來得太晚——這一點他們也承認，但美國企業界終歸還是表明了立場。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在社群媒體平台X上寫道：「這關乎為言論自由而戰，反對唐納德·川普的這些濫權行為。」
若以川普執政前八個月的情形為參照，迪士尼最初的屈服似乎更能體現這一事件的本質。畢竟，這絕非美國商界首次向白宮低頭。當川普首次發布行政令打擊某家知名律師事務所時，該所立即提起訴訟，另有數家律所商討聯合應對。但到了次月，這九家大律所與白宮達成了協議。
當川普暗示可能解僱美聯儲主席時，一些華爾街的首席執行官還曾溫和地提出反對，強調美聯儲獨立性的重要。但在川普真的著手解僱一名美聯儲理事時，這些高管卻神秘地沉默起來。（川普聲稱該理事涉及房貸欺詐，但她予以否認。）即便是與美國廣播公司(ABC)同屬電視媒體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川普因一段看似尋常的新聞採訪剪輯而發起訴訟索賠100億美元（後來增加至200億美元）後，一度展現出抗爭的姿態。5月4日，《60分鐘》的記者們毫無畏懼，還採訪了一名民主黨選舉律師，他將總統比作一個索取「保護費」的「黑幫老大」。但兩個月後，CBS的母公司還是選擇了和解。
為何來自媒體、法律和金融領域的領袖人物，未能更有力地反抗許多業內人士所稱的總統權力濫用？恐懼是最顯而易見的答案。他們害怕如若反抗會招致總統更猛烈的報復，甚至擔心自己成為被針對的目標。「那些宇宙主宰者和手眼通天的大富豪竟然如此懦弱，真是令人震驚，」曾擔任企業律師和參議員幕僚，現為金融改革組織「更好的市場」負責人的丹尼斯·凱勒赫說道。「如果他們在美聯儲的獨立性問題上都能如此卑躬屈膝，那麼很明顯，他們不會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
純粹的恐懼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似乎還存在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抗拒政府脅迫往往需要集體行動：如果企業能團結一致，而非單打獨鬥，它們成功的可能性會大得多。「逐個對付單個企業很容易，」密西根大學研究大企業的社會學家馬克·米茲魯奇在接受採訪時說，「但如果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對抗你，你就無法得逞——他會拖垮整個經濟。」
然而，在過去的幾代人裡，美國商界精英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變化。原本緊密團結的精英圈子已經瓦解，使得集體行動變得更加罕見，也更難實現。企業間的競爭愈發殘酷。首席執行官們往往更關心公司的股價，而非其長遠的健康發展，更遑論那種模糊的、出於公共利益的責任感。曾經把企業領袖們聯結在一起的公民組織已被掏空，甚至徹底消失。「在1950、60年代，發生這樣的情況是根本無法想像的，」著有《美國企業精英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一書的米茲魯奇補充道。但如今，「每個人都是自顧自的。」
The Rise of Shareholder Capitalism股東資本主義的崛起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商業世界是一個排外封閉、近親繁殖的圈子，它的極致體現便是董事會——尤其是銀行的董事會。為了掌握經濟動向，美國各大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囊括了來自各行各業的總裁。當這些高管們圍坐在會議桌旁時，他們傾向於在所有大小事務上達成一致。正如米茲魯奇在書中寫道，這些銀行董事會「通過幫助塑造相似的世界觀和行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頂尖企業領袖群體中的規範共識與穩定性」。
這些企業高管們所擬定的議程往往遠超各自公司的範圍：在國內推動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海外反對共產主義，而最重要的是維護社會秩序。那是一種帶有貴族氣質的公共精神議程，建立在超越黨派界限的共同利益感之上。他們通過各種組織和協會來推動這些議程，這使他們能夠以一個統一的陣線採取行動。”華爾街律師約翰·麥克洛伊曾擔任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以及福特基金會和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於後來被稱為「商界統治集團的主席」。
其他商界領袖也加入了像經濟發展委員會這樣的團體，倡導他們認為合理的經濟政策。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通用電氣的總裁、可口可樂的董事長，在馬歇爾計劃的制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敦促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通過增加支出和減稅來抑制失業。上世紀70年代初，當尼克森總統向美聯儲施壓要求降低利率後，另一個頂級高管組成的商業理事會就宣布，其大多數經濟顧問「強烈擔憂」政府的方法會引發「更快速的通貨膨脹」。（事實證明，通膨隨後果然急劇惡化。）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這種秩序開始瓦解。全球競爭和通貨膨脹侵蝕了讓董事會成員感到財務寬裕的利潤，社會變革也衝擊了長期將董事會局限為白人男性的種族和性別壁壘。與此同時，像最高法院大法官劉易斯·鮑威爾這樣的保守派知名人物，敦促商界領袖資助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和對自由企業構成其他威脅的行動。他們的努力為航空、媒體、電信和金融等行業放鬆管制鋪平了道路。
大約在同一時期，一種新理論從象牙塔中傳出。基於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切斯特大學的麥可·詹森等經濟學家的研究，該理論認為股東利益應當在公司決策中處於至高無上的位置，而資本主義的核心挑戰是如何確保受雇的管理層（也就是高管們）做出對股東最有利的事情。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主張通過股票期權和股票獎勵將高管薪酬與公司股價掛鈎。但他們的思路引發了一場更廣泛的革命：股價表現不佳的公司成了企業掠奪者的目標，這些掠奪者會收購企業、解僱管理層，並釋放出大量財富。
在十年之內，首席執行官們的激勵措施已經徹底改變。在約翰·麥克洛伊和銀行董事會的黃金年代，大多數首席執行官只有一個模糊的使命去關照他們的「利益相關者」，他們追求的往往是地位和影響力的最大化。到了80年代，首席執行官們不得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最大化公司股價上，否則就會發現自己在業內混不下去。
在整個20世紀，美國頂級大企業的更替率一直很低，到了80年代，近三分之一的財富500強公司消失了，其中許多是因為惡意收購。根據米茲魯奇書中的記載，財富500強首席執行官的平均任期從1980年代初的大約九年半下降到2002年的七年左右，並一直徘徊在這一水平。但是瓦解美國商界統治集團至少帶來一個重大弊端：企業間越來越難以團結協作。高管們不再試圖融入那個俱樂部，反而傾向於對俱樂部同伴下絆子。
一個明顯的衡量標準就是他們在華盛頓的行為。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大部分企業的遊說還是集體行動——通過行業協會來進行，而不是各自單獨僱傭說客。但到了一代人之後，這種情況完全顛倒了。政治學者李·德魯特曼的研究顯示，1998年，一個典型行業大約有63%的遊說經費花在了僱傭自己的說客上，而不是行業協會；到了2012年，這一比例已躍升至71%。
股東資本主義給季度盈利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德魯特曼在採訪中說。而這種壓力又轉化為通過政府獲取競爭優勢的壓力。「這簡直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軍備競賽。」
Getting Yours各謀其利
在某些方面，企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出現了一個決心迫使它們屈從於自己意志的總統。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擁有數萬億美元的資產。但儘管銀行家曾處於那個俱樂部的核心位置，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卻一直在與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以及行為類似銀行的保險公司進行著令人不安的競爭。
兩位因話題敏感要求匿名的銀行業官員強調，來自金融科技公司和加密貨幣的挑戰正在上升，已引發客戶可能繞過傳統銀行的擔憂。「如果我是傳統投行，我的第一反應是：加密貨幣應該像其他東西一樣受到監管，」《美國的生意就是遊說》(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一書的作者德魯特曼說。「但既然監管不可能到位，我的第二反應就是：『我該怎麼讓它為我所用？』」當集體解決方案行不通時，至少要確保自己能撈到好處。
Susan Beachy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轉載自《紐約時報》Noam Scheiber是《紐約時報》記者，報導白領階層，關注薪酬、人工智慧、向下流動和歧視等議題。翻譯：杜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