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一場對談裡，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銘（Tim Wu）與莉娜汗（Lina Khan）這兩位拜登政府反壟斷政策大將，重新定義我們所處的數位時代。這個時代，不再是1990年代所歌頌的「資訊自由流通」年代，而是一個「榨取的時代」——資料／數據、注意力、金錢與民主信任，都被平台以演算法之名、效率之名，持續榨取。 吳修銘在新書《榨取時代》（The Age of Extraction）的導論中警告：「如果我們走錯方向，就可能迎來一個讓科技主動加劇分裂與怨懟的未來，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詛咒。」這句話不僅是全書的警鐘，也是對整個民主世界的診斷——當科技權力被壟斷，資訊流通的承諾就會反噬民主，從公共討論的中介者變成社會分裂的催化劑。
當現實已背離理想
吳修銘在書的開頭即宣示，他拒絕將成長與公平對立起來的零和宿命論：「繁榮、公平與成長並非互斥。」這句話，既是經濟論述，也是民主信仰——提醒我們科技經濟的發展若無結構性的制衡，就會讓「繁榮」變成特權階層的私有財。 然而，科技革命從來不是無辜的。吳修銘延續他在《誰控制了開關》（The Master Switch）與《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中提出的歷史觀：每一波新媒體革命——從電報到電視、從網路到人工智慧——最初都以開放為名，最終卻走向集中。他在新書第三章寫道：「隨著時間推移，結構會打敗善意。就像河流持續沖蝕岩石一樣，追求營收的壓力也侵蝕了Google早年的理想信念。」 這句話相當準確。Google 從「不作惡」的理想轉為「廣告帝國」的現實，正是整個平台資本主義的縮影。這不只是企業倫理的崩塌，而是結構性的困局：在股東報酬與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理想主義終將輸給現實主義。 吳修銘進一步指出，科技平台「賭的是人類的惰性」（”a long slow bet on laziness）。平台深知，只要讓一切變得更滑順、更方便，用戶就會自願放棄選擇與判斷。便利成為新的主權，而我們則在便利中逐步失去了作為公民與閱聽資訊選擇的自主性。
從監理到民主：莉娜汗的呼應
這場結構性警告，在現實政治中早已浮現。莉娜汗在她擔任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委期間，曾明確指出，當少數企業掌控了商業與通訊的基礎設施，它們便以非選舉的方式在統治社會。」這句話的語氣像是政治宣言，也提供了一場反抗數位平台壟斷運動的道德基礎。 吳修銘在書中同樣呼籲：「長期而言，我們需要針對平台的中立性規範，以保存它們催化的經濟活力，同時防止它們從他人身上榨取過多利益。」這不是單純的產業規範，而是一種制度重建的呼聲。若科技平台已成為新的公共基礎設施，那麼它們就應被要求遵守公共原則——透明、問責、與多元。
榨取經濟的現實與道德真空
吳修銘在書中警告，若放任經濟權力繼續極端集中，社會不平等將重演鍍金時代的壓迫結構：「在表象之下，這些經濟失衡驅動了過往幾世紀的壓迫性社會結構……我們重蹈覆轍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平台壟斷的危險不僅在於它掏空市場競爭力，更在於它削弱了民主社會的免疫系統。當演算法以「相關性」取代「真實性」，以「互動率」取代「公共利益」，政治的討論就會被轉化為演算法的副產品。吳修銘引用科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的警語，稱之為「（平台）劣化」（enshittification）——平台為了追逐更高的廣告報酬，先剝削用戶，再剝削創作者，最後連自己的品牌也被掏空。這是一個慢性自毀的循環：榨取越多，信任越少；信任越少，依賴越深。
台灣淪為資料殖民地？
對台灣而言，《榨取時代》批判的問題並非遙遠的美國現象。當全球AI與雲端產業的資料中心設於島內，我們也同樣站在「榨取鏈」的一端。台灣以半導體供應鏈聞名，但在數據治理上仍依賴外資平台。這意味著，我們提供了廉價的能源、土地與人力成本，卻無法掌握最關鍵的「資料主權」。 最終，吳修銘在該書末尾指出，民主社會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對經濟權力積累的合理懷疑。這種懷疑並非消極的敵意，而是一種維繫制度健全的自覺。若失去這樣的警覺，社會就可能重蹈鍍金時代的覆轍——讓少數權力者壟斷市場與資源，最終侵蝕政治與公民平等的基礎。
重新奪回公共性
從吳修銘的《榨取時代》到莉娜汗曾經努力的反壟斷改革，我們看到的是一場跨世代的民主防衛戰。科技的問題從來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權力與責任的問題。當社會重新學會對權力懷疑、對制度問責，科技才可能回到「共善」的軌道。 吳修銘和莉娜汗的這場對話，以及吳修銘的這本新書，正在提醒我們：在AI與平台主導的新秩序裡，民主不會自動更新，必須靠人為的結構改革與公民覺醒來維持。否則，「榨取時代」將不只是西方的寓言，而會成為當代每一個社會的現實。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