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聲明：此文觀點既開罪於民運人士，又開罪於自由派知識人，還得罪基督徒。至今我都不敢糾正我的牧師朋友們，That我不是基督徒（他們讀過我的某些文字，不與我商量就認為我是基督徒）。盡管我充分見證了基督教在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勝利，我依然反對全面撤銷中國正統文化。有日本、台灣、南韓為證，東方文化完全可以擁抱基督教文明。如果牧師們把「儒釋道」徹底根除，我認為不僅不可能拯救中國，很多人包括我會失去追隨他們所說的耶穌和上帝的勇氣。——得罪就的得罪吧，此文只好如是貼出。
一九八九年十月德共建國四十周年大慶，面對這個國慶周必然出現的萊比錫民眾「每周一遊行」，東德當局下令「以中國六•四模式解決問題」。 但是槍聲自始至終沒有響起。即便各項部署提前就緒，只差扣動扳機，但事到臨頭開槍令竟然徹底失效。
東德開槍令被廢棄有兩個特征
一，是自下而上做出的；
二，是每個機構臨時、分別、獨立做出的。
按照十月九日周一遊行的路線和時序，歷史記錄如下：
下午六點左右，隊伍在馬克思廣場聚集後，逼近軍方戒備森嚴的萊比錫火車站。那裏一萬三到一萬五千軍人嚴陣以待，卻沒人槍。更有一些軍人放下武器，而且接過了遊行人群手中的燭火，加入了遊行隊伍。
六點過，隊伍行進帶萊比錫消防總隊所在地。消防總隊在以往歷次遊行中是沖擊、控制、逮捕、標記遊行隊伍的特別工具。這一次當遊行隊伍走近時，沒有出動。
七點左右，隊伍經過萊比錫東德市政府和秘密警察總部。盡管有令，市委書記哈肯伯格在遊行開始後就連續電話請示柏林中央是否開槍；在遊行隊伍臨近時，他再度請示，依然沒有答覆。眼看遊行大隊迫近大樓，他征詢現場全體政治局委員和部長們的意見，並做出決定：遵循下屬們的建議，不能開搶，並撤下軍隊。
七點三十分，東柏林德共中央最高權力中心：克倫茨在多次接到請示電話不作答覆之後，終於做出決定並電話通知萊比錫市政府：避免沖突，撤離軍隊武警。七萬人的遊行平安結束。
至此東德民運凱旋大局初定。
傳統價值是柏林墻倒塌的內驅力
柏林墻倒塌後不久，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改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那裏展示著一排排的步槍和當年示威者在那裏發現的物品清單，其中包括上百萬發子彈，機關槍等。可見當時形勢真是千鈞一發。遊行隊伍手無寸鐵，唯有燭光，實際上是一次又一次踏入死亡之地。幾個月前的的中國八九民運同樣主張並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同樣采取了不退讓的方式——(面對嚴重警告和軍事戒嚴，不取消遊行，不撤離廣場)，對手同樣地奉持既定的開槍令，為什麽德國人竟然從下到上不開搶？這種不約而同的反應是偶然的嗎？他們與我們究竟有什麽不同？
最直觀的解釋是，人們心中那道良知底線，起了的作用。行政命令在一般情況下指揮行動，而道德律令在特殊情況下作用於良心，並影響行動。開槍殺人，殺平民百姓，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這樣的命令為常識和良知所不容。
如果以良知抗命是個別現象，不足為論，如果絕大部分人都按照內心的良知選擇抗命，這就不能不說是一個社會普遍的文化現象。這裏的所謂「文化」是廣義的，它是行動的開關器，由一套價值體系和民族傳統精神資源構成，類似於托克維爾談論「美國的民主」時反覆強調的「民情」。
東德萊比錫民情最重要的特征是基督教信仰
回顧這座城市的歷史，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在那裏傳過教，十八世紀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從那裏傳向世界。整個德國作為二戰的策源地，也是基督教最終未被徹底征服的歐洲國家，產生過參與刺殺希特勒的朋霍費爾牧師、獄中寫下著名懺悔文字的內莫勒牧師，起草《巴門宣言》的巴特神父、在蓋世太保眼皮底下組織營救猶太人的考夫曼法學家兼基督徒……。
基督教傳統土厚水深，即便冷戰時期德共統治的四十年間，依然未能摧毀德國傳統的價值體系，雖然保持宗教熱情的人大為減少，每周至少去教堂一次的人只占人口的5%，但在德共垮台的一九八九年，東德依然擁有約五十座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四、五個，點燃萊比錫每周一燭光遊行的聖尼古拉教堂是其中之一。
東德八九民運期間、呼籲雙方「非暴力」的「六君子」中，至少有兩位與上帝關系密切。一位是萊比錫大學研究並教授福音的神學家彼得•齊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另一位是著名音樂指揮家、基督徒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而德共總書記昂納克，批準為東德交響樂打造豪華的音樂中心，其條件只有一個：樂團必須每年做一場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的首演。——這位馬克思故鄉的共產黨總書記顯然熱愛並支持德國傳統音樂，沒有砸爛舊藝術。
其實不只東德八九民運得益於本土民情，波蘭、蘇聯和平轉型勢如破竹，在深層背景上，均是土厚水深的信仰文化起了作用。（篇幅所限，此不詳論）
文化-民情，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博之不得」的存在，它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軟實力，通過人心規範人的行為，具有政治超越性。當外在的行政命令觸及人心中基本價值底線——比如不殺人，不欺負弱小——的時候，這種命令就會遭到破解。
文化中國破產——國家未亡天下亡
整體而言，當代中國社會缺乏這種文化軟實力。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中國就在共產黨人陳獨秀領導下對這個民族的正統文化大開殺戒，四九年後再對承載這一文化的獨立的民間社團斬草除根，隨後更是針對傳統價值展開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謂「破舊立新」，破的是中華文化正統價值之舊，立的是外來邪教馬克思主義之新。
文革中遭受重創的是中國儒家文化。儒家思想開創了人類文明範式，因此孔子被西方學者雅斯貝爾斯列入人類「軸心時代」大思想家的行列，與同一時期印度的釋迦牟尼、希臘的蘇格拉底、中東的猶太先知平並列齊名。這一定論已成西方學界的公論。
儒家學說在強調個人修為方面獨樹一幟，「為仁由己」，「反求諸己」，「返身而誠」，在傳統士人君子志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修身」第一，沒有修身養成的道德自覺和操守，受封之地必然管理不好，更談不到治國，平天下。
子欲為事，先為人聖，這是一個被證實的真理：舉凡眾望所歸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出以公心、克己復禮而奉公的。
而「修身」是一門《大學》功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修身涉及端正思想、真誠、豐厚學養、通達認知。
孔孟之學以「仁」為人內在的、最高道德價值，強調「仁、義、禮、智、信」五大德行，用現代白話就是：行仁愛、主公義、守秩序、辨是非、講誠信。其中仁愛第一。
「天生德於予」，此乃「天理」，用西方法學語言解釋，這是「自然法」，它超越世俗權力和法規。而修身也並非只是士大夫和統治精英的特權，「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中國民間自古就以「仁」確認「人」的價值：不識一字，也要堂堂做人（南宋哲學家陸九淵）。從前，長輩叮囑出遠門求發展的晚輩，是說要「好好做人」，而不是「好好發財」。所謂成己，仁也。
這些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觀念，塑造了傳統中國的民情，一直延續到民國時代。
但是經過幾十年持續的詆毀，不僅「孔孟之道」在現代漢語中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其價值更在十年文革的批判中徹底破產。民族立世之根由此被斬斷，中國淪為一個沒有傳統價值體系和正統信念依托的國度。民國時代的過來人，為披露中國血禍而流亡的高耀潔老人曾經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我說：中國人的道德淪喪始於文革。關於這一結論，可以在前不久大陸盛傳的一篇五萬字紀實散文《我與他的十年》——描寫作者龐涓與劉少奇之子劉丁文革期間的交往經歷——可以再度獲得證實。
正是為了對抗中共在大陸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捍衛和保守中國正統價值，蔣中正先生在中華民國台灣舉起了中華文化的旗幟，親自領導了台灣的「中華文化覆興運動」。
這場由一千五百名台灣文化界、教育界、政界、法學界等知名人士聯名倡導的文化運動，以倫理道德為立世之本，以「仁」為哲學基礎，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從基礎教育入手，以整理國故、出版古籍、白話註釋為開路先鋒，以文化研究為文化覆興之起點，從國民生活一點一滴做起，全面開啟了光大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道路。
當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陸人，在小學課堂裏學寫第一個句子「共產黨好」，「毛主席萬歲」時，台灣六十年代小學生在學校學的是《生活與倫理》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學生們還要背誦《論語》。在社會上，「中華文化覆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即後來的「中華文化總會」）頒發了《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以指導民眾行為，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
遺憾的是，大陸人只是從台灣的街頭巷尾強烈地感受到那種溫文和善禮貌儒雅的民風，卻幾乎沒有人知道台灣當年這場針鋒相對的文化之戰。如今的中國，
「善良」等同於「愚蠢」；
忘我助人被認為另有所圖而招致攻擊；
冷漠自私被貼上「獨處」的高雅標簽；
「聰明」是對人的最高讚賞；
唯利是圖成為行事的通則。
只有熟悉中國古代經典和價值的西方漢學家，在目睹當代大陸民情普遍墮落時，才會感慨一句：「這可是孔孟之道的國家啊！」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思想界對文革的批判已經家喻戶曉，但是人們依然未能走出文革的泥淖，對中華傳統文明與價值不涉獵、不學習，更不研究，多數人連《論語》也沒讀過就敢開口批判儒家，人雲亦雲地將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歸罪於儒學，孔夫子成了中國當代苦難的源泉，而真正的罪惡淵藪中共黨人和蘇共教唆犯，因此逃之夭夭。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可以盡棄本土傳統價值，重打鑼鼓另開張
日本在二戰結束後進入西方文明體系，說明借助軍事壓力，東方文化國家可以接納西方價值。但日本的經驗證明，要保持接納之後的社會穩定，除了外在的軍事壓力，還有三個條件必須滿足：
第一，充分尊重並保留本土文化主要命脈與傳統；
第二，對外來民主政治的要義有充分的理解和認知；
第三，在本土的改造與實踐中，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三者缺一不可。
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上述二戰後的日本，而失敗的例子是二戰前的德國。
德國一九一九年通過的「魏瑪憲法」 Weimarer Verfassung，「在紙面上，是二十世紀所見過最自由、最民主的同類文獻……充滿了巧妙且令人稱羨的設計，看似能保證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運作。」（美國史學家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第三帝國的興亡》）然而這部最初由德國自由派政治家（雨果•普魯斯Hugo Preuss）起草的憲法，並未經過公開的討論，而且完全脫離德國文化背景，如此求變求新，難以切實實施，最終導致納粹乘機崛起，釀成人類災難。
內毀本土文化傳承，外無西方文明基石
六十年代中華民國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不排斥西方文明，而是要促成中華文化的持續創新與發展，要與現代西方思想融合起來。
1966年冬，蔣中正先生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其中明確指出「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旨，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台灣的「中正紀念堂」內部，正面墻壁最高處，鐫刻的正是這三個核心觀念及其意義。三個觀念首當其沖的是倫理，其次是民主，然後是科學：
「倫理：我們為了充實生命的意義，進而至於國族的繁榮發展，所以要以倫理來實踐民族主義。
「民主：為了要這個國家真正以民為主，進而至於每一個個人都能夠貢獻其能力，‘以行主權在民之實’，所以必須以民主來實踐民權主義。
「科學：為了要解決民生問題，進而至於‘以裕民生’，‘以充國力’，所以必須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為實踐科學的民生主義。」
這是對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經典解讀，它融會貫通了東西方文明之要津，與美國先總統林肯關於政府職能的「三民主張」：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一對應，不謀而合。
回看大陸，我們除了百年來不分優劣地斬伐本土文化傳統，也未能深入理解西方文明。即便是備受當局打壓的自由派，也未能充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質。
例如「民主」本是手段或方式，是實現人之自由的一種手段或方式，但大量崇尚西方文明的國人把「民主」作為價值來信奉。
而針對「自由」這個價值，其理解和追求也僅限於人身自由與言論的無邊界，卻對自由的背景和基礎（如自然法／天理天道的絕對律令）、自由的前提與條件（如責任與義務）、自由的高級特征（不受生物欲望支配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自由）並無確切的認知。
此外，對西方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因素，即歷史實踐、哲學思想、尤其是舉世公認的西方文明基礎——基督教，認同者寥寥，多數自由派不僅對之反感，避之唯恐不及，有些甚至以「政教合一」為武器進行批判。（這也導致中國自由派們誤認為民主制度如「三權分立」一旦建立，便可永恒，看不到西方文明的現實危機，也無法辨別西方文明由於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所導致的自由的濫用、民主的脆弱、政治文明的衰落。）
如此隔空牽牛，是難以見到成效的。
通觀百年「進步」史，在文化-民情這一軟實力上，中國大陸內毀本土文化傳承，外無西方正面價值之基石，真正是兩手空空，一無憑藉。
其結果，應了顧炎武關於「亡國」與「亡天下」之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國家亡了，可以改號重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多不勝數；然而仁義為邪惡取代，暴政肆虐，秩序崩潰，人民互害，道德淪喪，則是「亡天下」。我理解這裏的「天下」即是文明。亡天下，即是民族文化、風俗、習慣、價值體系的衰亡，民族特性的消亡，這是比亡國更深重的災難。
建立一個「動物莊園」並不可怕，只要人還在，推翻這個奴役人莊園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假如莊園裏的人，包括莊園的建造者和管理者，都被改造了基因，毀滅了祖先的歷史，磨滅了自己文化與價值，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變種成了動物呢？它們當然會在動物莊園如魚得水，並在關鍵時刻，選擇捍衛動物莊園的籬笆，而不是拆毀它。
需要說明，這裏所說的是整體一般狀況，不能否認我們的民族面對邪惡時，依然有個人敢於站出來反對，比如八九民運軍隊戒嚴時，三十八軍軍長許勤先將軍之抗命。然而這位孤膽英雄，事後遭到了中國軍事當局的審判，恰好從反面說明這個國度整體上文化與良知的缺失。
中國「政治決定論」屏蔽了文化超越性
政治以文化為深層基礎。東德八九民運的血禍危機被臨陣化解，不是偶然的。戈爾巴喬夫按兵不動這一重大信息，並未能及時傳到軍隊和萊比錫市政府。東德的傳統文化與民情——基督教信仰及其價值體系——在東德八九民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文化超越性」在社會變革中起作用的典型證明。
政治直指黨派，而文化－民情則跨越黨派、覆蓋所有人。中國八九民運最終導向中共六•四血腥屠殺，是中國社會良知文化破產，傳統民情缺席的結果。沒有良心約束，沒有道德底線，文明基礎崩塌，抵抗者無論如何和平理性非暴力，權力集團以暴力取勝都是難以避免的。
就如同在鹽鹼地裏播撒種子，無論何等良種，無論怎樣精心耕作，肯定長不出莊稼。即便以革命手段偃苗助長，也難以維持長存。也正是這個原因，中共內部，最高境界可以產生一個赫魯曉夫式的趙紫陽，卻無法產生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總書記。
文化式微的另一個結果，是為自由奮鬥的人們普遍只認同「政治決定論」，認為政治決定一切，制度統一切，而忽略文化的超越性。
不可否認，「政治決定論」比起清末時期的「洋務運動」與器物革新，是了不起的升進，但是由於文化—民情在後來的歲月長期遭到詆毀，並被排斥在社會視野之外，人們幾乎失去了對文化的感知力，也就是說，在政治變革中，幾乎意識不到文化作為背景、動力或阻力的存在。
假如這一欠缺發生在矢志改革的民主人士身上，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們是行動者，在中國人生命題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他們屬於「立功」者，是致力於濟世功業一列人；然而很多當代的「立言」者，即倡導自由與民主的知識人，其知識結構也嚴重缺乏文化-民情的框架，並因此失去了思考這一問題的維度。
這種情況絕非簡單的認知缺憾，這是一個國家文明的嚴重殘疾。
思想塑造民情，甚至一言可以興邦。這方面，壞的例子是馬克思的思想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全球化運動，一億人死於政治屠殺，中國至今依然深陷其中；好的例子，是耶穌誕生，他的故事和思想寫成《新約》，改變了人類歷史。
如今中國的自由派以政治掛帥，卻忽略文化建設；只呼籲「民主」方式，不研習「自由」精義；只講求制度設計，而無視民情準備；只要硬件工程，而放棄軟件基礎。這樣的轉型何以成功？
這就如同你住在黃土高坡上，洪災季節，洪水從門前順溝而過，你拼力在前院堵門固窗，防止水進家門，但洪水已經從屋後的山上沖決而下，房子就要被席卷而去，前門堵水固窗，能夠挽救房子嗎？
我們面臨的不只是政治攻堅，類似擋住門前的洪流，更至關重要的是文明再造，類似修繕生態環境，也就是覆興與重建中華良性傳統文化，打造與匯通西方文明基石。
中共當局比民運人士和自由派懂得文化與民情的重要性
權力當局對社會正統價值的倡導者從不手軟。無論對法輪功還是基督教都是如此。甚至對頭腦清醒的文化人也不放過。
2014年，董橋先生的三本新書在大陸出版，但不到半個月就被全部下架。董橋是純粹的香港文化人、漢語世界的散文家，他從不公開議政，甚至不談民主，竟遭此待遇，驚訝之余，港台多個媒體推測，是因為他針對港人當年上街行動，向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強調：
「我們要鼓吹的不是香港要民主，我們要求鼓吹的是香港的價值不容共產黨摧毀」。
「香港的價值不容共產黨摧毀」。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核心權力掌握英國政府手中，並非完全的民主政體，但是香港的自由與秩序、法治與公正舉世矚目。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香港文化-民情一旦毀掉，這個美麗富饒的東方明珠將不覆存在，而且以後翻身也將失去精神資本。
中共當局要蠶食和最終消滅的，正是香港的文化-民情。在這方面，他們比抵抗他們的民運勢力要清醒得多。假如致力於中國政治轉型的人們對本土與外來的「文化-民情」重要性的認知都不及自己的對手，人們有什麽理由相信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有本之木，是覆舟之水，是文明之未來的希望？
此文反思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不是對八九中國民運之偉大性質的質疑。恰恰相反，筆者寫過專門的文字，論證中國八九民運是中國一次罕見的「精神日出＂，是民族自由意志的強力爆發，是國人自我沖決奴役之恥的偉大洗禮，是人民良善英勇、精誠團結的品格的表征，無論當局如何詆毀，如何避諱，它已經長入中國抵抗奴役的歷史，不可磨滅。
追求自由而歸於失敗，既不是自由的錯誤，也不是追求的錯誤，是我們的整體文化-民情、心靈-道德、人性-價值悉數破產，在關鍵時刻不能滿足政治變革的需要。如同播撒良種，精心耕作，卻長不出莊稼，不是種子敗壞或耕作錯誤，而是土質汙染，植被惡化，無法孕育秧苗。
遙想當年，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忍看今日，民眾萬千，不能倒共。北明的上述思考未必成熟，不過這是一件需要高瞻遠望、縱橫比較，古今求索的課題，是沒有疑問的。
轉自北明的石經 • 2025年11月24日截稿，12月6日修正，時第一場冬雪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