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本質，是用算力、數據和算法，把原來只能靠人腦完成的複雜判斷，交給機器來做。對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來說，它至少同時觸動四條”神經”：增長神經——能不能用 AI 把效率再榨一輪，把過去靠房地產、廉價勞動力、出口賺來的那部分增長續上。安全神經——誰能控制算法，誰就有更強的網絡戰能力、情報分析能力、輿論操控能力。軍備神經——無人機集群、智能制導、戰場決策輔助，都離不開 AI。合法性神經——在體制遇到信任危機時，掌權者會傾向於用技術維持秩序、管理社會，把”治理能力現代化”當成新的合法性來源。
與美國以市場、大學、科技巨頭為主導、政府”兜底”的路徑不同，中國走的是一條以黨國為核心、舉國體制為抓手，把 AI 當成”新質生產力”與國家安全工具的路徑。對北京來說，人工智能是和高端制造、電動車、綠色能源一起，組成的新一代”國家戰略產業集群”。目標不是滿足國內需求這麽簡單，而是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高地，在標準制定和供應鏈控制上壓過美國和其盟友。要理解接下來幾年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的走向，把所有宣傳口號先放到一邊，從最基本的邏輯看國家行為，會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只要人工智能是一種”通用技術”，能同時改變經濟、軍事實力和社會控制方式，那麽中國一定都會押注。
人工智能戰略：從”新質生產力”到”算法治國”
習近平在2026 年首次與部長及各省級官員舉行的正式會議上強調，必須推進自主技術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AI)——因為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推動以創新引領的增長。習近平把話說得很直白：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前沿技術，其中人工智能”最為引人注目”，被視為足以和蒸汽機、電力、互聯網相提並論的”劃時代技術變革”。同時，他又用另一個高頻詞給這一輪部署定了調——”新質生產力”。在官方敘事中，AI 不只是一個行業，而是支撐未來經濟增長、提升生產率、突破美國”卡脖子”的關鍵支點，要寫進”十五五”規劃，要服務於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線圖。
如果從功能維度拆開來看，中國版 AI 戰略至少有五層含義：經濟層面：為失速的增長再找一個”發動機”。中國已經告別了房地產+基建驅動的高速增長階段。2025 年 GDP 雖然仍實現約 5% 增長，但房地產低迷、消費謹慎、青年失業、價格戰和人口老齡化，壓在經濟頭頂的幾塊石頭並沒有挪開。
在這種情況下，把 AI 包裝成”新質生產力”，本質是希望通過智能制造、自動駕駛、工業互聯網、金融風控、智慧城市等應用場景，給傳統行業注入新的利潤空間，讓生產率再擡一截。地方政府編制新一輪五年規劃，深圳、上海、浙江都把 AI 寫進了重點產業布局，寄望很明顯：借 AI 帶動投資、帶動稅收、帶動高薪崗位。
科技層面：繞過美國的”芯片封鎖”。在美國看來，中國的 AI 不是”孤立技術問題”，而是和軍民融合、軍隊智能化連在一起的安全風險。因此這幾年最關鍵的一組政策，就是用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獲取高端 GPU 和先進制程芯片。2022 年以來，美國商務部多次升級對華芯片與 AI 硬件的管制規則，限制英偉達等公司向中國出口高性能芯片，並通過 CHIPS and Science Act 在本土大規模補貼半導體產業。中國的回應，就是加碼”自主可控”。在 Xi 的表述中，AI 與高端芯片綁定成一個整體，既要通過”舉國體制”集中資源攻關，也要培育一批”國家隊”公司，用政策保護和資源傾斜來賭一批贏家。
政治層面：從”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到”無所不在的算法”。過去十年，中國建立大規模城市攝像頭網絡、”天網””雪亮工程”等一整套數字監控體系，結合人臉識別、大數據，把公共空間的可視化控制做到了非常細致的程度。下一步，算法將接過攝像頭的接力棒。2023 年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要求所有面向公眾的生成式 AI 模型”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經過官方安全審查，內容上不能挑戰既有政治敘事。監管部門一方面要求企業在訓練數據、敏感詞過濾、內容審查上做多層”安全墊”，另一方面自己也推出了內部使用的政治大模型，例如以習近平講話和官方文獻為訓練文本的”Chat Xi PT”。這說明，在決策層眼里，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種”治理工具”：既要提升社會管理效率，也要在輿論與意識形態層面做加法。就像遍布全國的攝像頭被解釋為”守護國家安全”的基礎設施，未來的智能算法也將被包裝成維護穩定、防範風險的必需品，用來鞏固黨的長期執政。
文化與輿論層面：用”社會主義 AI”講好官方故事。AI 不只是算力，也是一種敘事工具。誰掌握推薦算法、搜索結果排序、內容生成模型，誰就有更大的能力塑造公眾”看見什麽””相信什麽”。中國對生成式 AI 的監管，要求模型輸出”正能量”，回避或淡化敏感歷史事件，對領導人形象保持一貫的正面描繪。監管部門對幾家互聯網平台的審核實踐中，已經把”不能否定黨的領導””不能傳播歷史虛無主義”寫進技術標準。這意味著，未來中國本土的大模型，很可能在文化和輿論層面形成一種”有棱角的馴服”：在生活類、商業類問題上可以非常聰明，但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上必須高度一致。
軍事層面：走向”智能化戰爭”的競爭。在解放軍的規劃里，未來戰爭的關鍵詞已經從”機械化””信息化”，轉向”智能化”。AI 在目標識別、態勢感知、作戰推演、無人作戰系統控制中的作用，已經被寫入多份公開的軍事文件。對北京來說，這一輪 AI 投入，不只是為經濟找新出路，也是為與美國的整體戰略競爭準備新的籌碼——在西太平洋、在太空、在網絡空間，誰先把 AI 深度嵌入作戰系統，誰就有可能在局部沖突中占據優勢。
舉國體制：跑在世界前面，還是加大政治風險
舉國體制的 AI，會不會跑在世界前面？這個問題不能用一句”會”或”不會”回答，更現實的答案可能是：在一些垂直場景，中國會領先；在通用基礎模型和開放生態上，短期內難以超越美國。在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金融風控、政務服務等結合本土場景的領域，中國企業可以借助政策支持和市場規模，在工程落地上形成優勢。在社會監控和公共安全技術上，中國已經在全球輸出了一整套軟硬件打包方案，從攝像頭到人臉識別，再到城市大腦，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引入類似系統。在通用大模型、開源生態、前沿基座模型研究上，美國的算力和科研生態暫時仍有明顯優勢，歐洲在規範制定與道德框架上也擁有話語權。
舉國體制可以讓中國在某些應用賽道上”彎道超車”，但如果算力被卡、科研環境受限、私營科技公司信心不足，那麽在最頂層的技術突破上，舉國體制未必就是加速器，也可能成為某種”技術天花板”。
從攝像頭到大模型，中國正在建設的是一種”算法型黨國”，希望用 AI 把人、物、事都納入可以計算、可以預測的軌道；美國則在一個矛盾的狀態中，一邊依賴 AI 繼續拉高科技巨頭的利潤，一邊擔心 AI 放大假新聞、加深社會極化。習近平說，AI 一旦被不當使用，會帶來虛假信息、數據竊取，甚至”失去控制”，所以要”審慎和謹慎”。這句話背後，是一個黨國對技術可能反噬自身的擔心：如果有一天，算法不再完全聽命於既定敘事，如果有一天，底層社會借助 AI 建立了超出既有結構的協作網絡，那麽”控制”這個關鍵詞就會變得覆雜得多。
在一個黨國體制中，AI 會先成為鞏固統治的工具，再被考慮如何”普惠”；在一個多元民主體制中，AI 會先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再被考慮如何”規制”。舉國體制下的中國 AI，的確有可能在某些領域跑在世界前面，但也更有可能被自身的政治邏輯綁架，優先服務於”看得更清、控得更嚴”；美國的市場驅動 AI，繼續在基礎理論和通用模型上領先，卻也可能被國內的極化、貪婪和恐懼拉扯得搖搖欲墜。真正決定輸贏的，也許不是哪一邊率先推出”更聰明的模型”，而是哪一邊能在技術狂飆之時，守住一個最簡單的原則：技術為人，而不是人被技術和權力一起當成可塑的材料。
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也強調了人工智能的風險。他提到，AI 一旦被不當使用，就會滋生虛假信息、數據竊取，甚至”導致我們失去控制”，因此必須”未雨綢繆、果斷處置”，以”審慎和謹慎”的態度來預判和防範問題。
這段話從表面看，和歐美很多領導人談 AI 風險的口徑很接近：假信息、網絡犯罪、系統失控，都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但結合中國近年的監管實踐，可以看出，決策層最擔心的”失控”，其實主要集中在兩類風險：政治風險——AI 放大了”非授權敘事”的傳播能力，可能突破傳統媒體與平台審查的防線。安全風險——算法和大模型可能被用來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或被境外情報機構利用，反向挖掘數據。
換句話說，中國官方對 AI 的態度，不是”要不要控制”，而是”如何把它納入既有的控制秩序”。對內，要防止模型說出”不該說的話”，要防止民間借助 AI 自主組織、跨區動員；對外，要防止數據信息過度外流，被對手”反制”。這和美國、歐盟把 AI 風險重點放在隱私、偏見、勞動市場沖擊等方面，側重點明顯不同。在美國，真正的風險則更多指向另一邊：AI 可能被極端政治勢力、陰謀論者利用，進一步撕裂社會共識；可能加劇資本對勞動力的擠壓，讓底層”被替代感”更強；可能讓少數巨頭掌握前所未有的”平台權力”，在缺乏足夠民主監督的情況下，對公共生活施加強大影響。中美各自最害怕的東西不一樣，但都有一個共通點：人工智能正在放大原有制度的優點，也在放大原有制度的裂縫。人工智能的未來走向，取決與各自對風險的掌控。在這一點上，兩種體制都沒有安全牌，兩邊都在考試。
轉載自《華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