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事
提起李敦白的大名，文革一代人想來都不陌生。身為北京中央廣播事業局的 美國專家，李敦白在文化革命中顯赫一時，他不但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過偉大領袖 的親自接見，還擔任過造反派的領導職務，但很快又被扣上「美國特務」的罪名， 從此消失於中國政壇。這大約就是我們原先所知道的李敦白的全部故事。 後來我才得知，早在一九八零年，李敦白就已和他的家人回到了美國，八年 前在美國出版了他寫的回憶錄(與Amanda Bennett合著，由美國Simon & Schuster出 版，1993)，第二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台北，智庫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譯者 :林瑞唐)。我找來一讀，竟是意外的精彩，於是提筆寫下了這篇感想。
李敦白本名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這個中國名字是他在昆明時一位中國 書商替他取的。李敦白回憶錄英文原著的書名是《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意思是「留下來的人」。二戰期間，李敦白應徵入伍，在美國陸軍服役，后被派往 中國。由於深受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吸引，李敦白沒有和駐華美軍一道隨後返回美國 ，而是隻身奔赴延安，成為中共革命隊伍中之一員，留在了中國，這一留就是三十 五年，所以叫「留下來的人」。
中譯本把書名改作《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單看這書名，很容易 使讀者以為這又是一本披露中共內幕消息，尤其是毛澤東秘聞軼事的書。其實不然 。不錯，李敦白的身分特殊，經歷非凡。李敦白出生於美國的南卡羅萊納州，早在 大學時代就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後來雖因參軍入伍而不得不放棄了黨員身分，但並 未放棄共產主義的理想。後來他投身於中國革命，成為唯一獲准加入中共的美國公 民。憑著他的革命熱情與美國背景，李敦白得以參与中共的機要工作，由此進入了 中共上層的小圈子，特別是在文革中，他一度當上了造反派頭頭，和中共最高權勢 者們都打過不少交道。李敦白確實對中共上層、包括對毛本人的若干情況有著第一 手的觀察和了解，回憶錄也確實向我們提供了若干鮮為人知的紅朝秘辛，但這本書 的主題不是寫毛澤東，不是寫中共，而是寫自己。 李敦白回憶錄寫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美國青年，怎樣被中國革命之火吸引 ，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中國的共產革命。為了追隨解放中國以至解放世界的光榮夢 想，他是如何度過重重困難以及長期的監獄生活。這些夢想最後又是如何地將他─ ─以及中國──引上歧途。
在序言里，作者寫到:「我盡我所能、所知的將故事真相呈現出來。我沒有隱 瞞任何事，沒有編造，更沒有漂白。書中所陳述的各個事件，都是依我個人所記得 的經驗寫成，我也盡量不讓我的后見之明，來影響我陳述自己在當年是怎麼想，是 個怎麼樣的人。」
一個革命者的心路歷程
從個人經歷、個人感受的角度去描寫中共革命，描寫中共建國以來的各種政 治運動，描寫文革，這類作品在國內、在海外都已經不少了。相比之下，李敦白的 回憶錄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李敦白是革命的直接參与者。許多同類作品，主角是革命的局外人， 如《上海生與死》中的鄭念；《鴻》裏面的張戎雖然當過幾天紅衛兵，但一來是她 那時年紀很小，二來是她對革命不夠積極，因此要算大半個局外人。電影《霸王別 姬》、《活著》、《藍風箏》里的主角也都是革命的局外人，是被革命風浪波及的 人而不是興風作浪的人。順便一提，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也屬 此類(在很大程度上，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也是如此)。 這幾部作品很受海外 人士的歡迎，華人、洋人都愛看。考其原因，我以為恰恰與它們的局外人視角、局 外人立場有關，因為海外的華人、洋人也是中共革命的局外人，所以容易感同身受 ，容易共鳴理解。
不過，局外人的角度也有它的盲點。從局外人的角度看，整個中共的革命， 尤其是文化革命，簡直是一場飛來橫禍，是一場無妄之災。這固然有力地揭示出紅 色革命的荒誕，但同時也使紅色革命變得難以理解，怎麼會發生這樣荒唐的事呢？ 那些革命者莫非都是瘋子不成？ 這就需要革命者自己出來現身說法了。但不能是那些還在「繼續革命」的革 命者，不能是那些還呆在革命的金光罩里不肯出來的革命者，因為這幫人既講不清 革命，也講不清自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的是李敦白這樣 的前革命者，曾經入乎其內，現又出乎其外。
第二、李敦白不但生動地描寫出自己在當年的外在活動，而且還生動地寫出 了自己當時的內在思想和深層心理。老鬼的《血色黃昏》在描寫外在活動上酣暢淋 漓，故而在知青一代人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但一位德國漢學家卻向我抱怨他看不懂 這本書，因為他不明白作者當年幹嘛要作出那些魯莽的舉動。雖然老鬼也寫到了自 己的某些內心活動，但對自己的理念和認識方面的揭示與分析著墨甚少。這恐怕也 和作者本人的氣質個性有關。無論如何，這畢竟是該書的一大缺憾。 問題是，要寫好自己的內心世界其實很不容易，這不僅需要坦誠地面對自己 的勇氣，而且還需要深入地自我分析的能力。如今有些人說起當年幹革命的思想動 機，總是強調其理想主義。另外有些人雖然勇於自責，但每每又失之空泛，這兩者 同樣不能加深我們的理解。譬如把過去的一切都歸於「狂熱」。一時的狂熱是可能 的，幾年、幾十年的事怎麼還能叫狂熱？ 李敦白回憶錄最精彩的地方就在於他對自己內心世界的深入刻畫。他力圖忠 實地寫出自己當年的思想心態，並進而對之加以解剖分析。也就是說，李敦白不單 寫出自己當年的種種想法，而且還向我們說明他當年為什麼會那麼想。他揭示出了 思想背後的思想，動機背後的動機。
應該承認，要真實地寫出自己當年的內心世界 是很不容易的。人心本來就是複雜的、幽深的、曖昧的，而人在反省自己時又不可 避免地會陷入「測不準」的悖論；還有年月的久遠，記憶早已褪色，更有時代的變 遷，人們在回憶時無意中已經變換了角度和立場，因而對往事的回憶難免不在一定 程度上變成對經驗的重組。李敦白的回憶和自我分析決非無懈可擊，但和許多同類 著作相比，仍然要好得多，深刻得多。
美國左派心目中的中國革命
李敦白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從延安整風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都有自己 獨特的觀察和理解。譬如延安整風運動，李敦白認為，這是毛澤東這個偉大謀略家 最主要的策略。那就是，通過運動，把毛澤東的思想灌輸給全黨。思想改造可以說 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大手術。其最終目的是製造出經過意識形態改造的堅定戰士。其 方式則是學習文件，聽報告，公開的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提意見，等等。只有把任 何黑暗的東西都放在光天花日之下，黨才能鍛煉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 堅信了解人的唯一方式是在嚴苛的試練中觀察他。李敦白知道黨是殘忍的，他親眼 見到不少人遭到嚴重的永久性的傷害，有的被整死，有的自殺，有的精神失常。李 敦白一方面對這些受害者寄予同情，一方面又有點鄙視那些人，嫌他們沒能經受住 考驗。作為一個曾經受過人權和民主理念熏陶的西方左派，李敦白說：「雖然我不 願意放棄身為一個人應有之權利的想法使我成為一個不守紀律的黨員，但是我仍然 肯定思想改造運動的功能，一個人必須清除個人的不良品質，才能將人性提高到更 高點。」李敦白承認黨有權要求黨員自我改造，有權清除內部的敵人或潛在的敵人 ，即便有人受了冤枉也應逆來順受才算忠誠。無產階級的鬥爭哲學是如何戰勝了小 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這裏給出了一個很好的說明。
說來極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敦白自以為對思想改造運動有了正確的認識 ，對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切的認同之後，他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被中共當成「美國特 務」給關了起來。這次打擊來得很突然，李敦白事先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被打得 頭暈目眩，精神幾乎崩潰。李敦白把這一段內心活動寫得深刻細緻，頗為難得。 另外，李敦白對文革的記敘也很有趣，很有價值。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對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抱有種種浪漫的幻想，他們喜歡造反有理，敬佩毛澤東一手 打破自己創建的國家機器的巨大魄力。這也是當年李敦白的看法，只是後來他不再 這麼看了。那些至今還對文革想入非非的人們，不妨讀一讀李敦白這本書，想來能 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轉載自《新世紀》
附：中共首名美籍黨員李敦白逝世：毛澤東政府裡的神秘外國人
作者：ROBERT D. McFADDEN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生活了35年，成為共產主義革命顧問和政治犯，後又向前來新興中國市場牟利的西方資本家提供諮詢，從而積累大量財富的美國軍人、語言家西德尼·裡滕貝格(Sidney Rittenber)，於週六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去世，享年98歲。他的家人發布聲明證實了他的死訊。
經過卡夫卡式的怪誕曲折，裡滕貝格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忠實助手，作為毛澤東政府裡的神秘外國人，他以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在中國廣為人知。但他引發了毛的多疑，還得罪了毛的妻子，結果以間諜活動和反革命陰謀含冤入獄16年。獲釋後他回到美國，利用自己在中國積累起的淵博知識和豐富人脈，建立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帝國，為包括微軟(Microsoft)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電腦巨頭麥可·S·戴爾(Michael S. Dell)等企業領袖提供諮詢服務，幫助他們從中國巨大的、不斷成長的經濟中獲利。
在中國，他仍然受到歡迎，他帶領企業家組團旅行，把他們介紹給這個國家的權勢人物。「他的故事引人入勝，或許最好理解成現代中國的縮影，」作者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於2004年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他從身陷囹圄的僑民搖身一變，成為收費不菲的國際中間人，反映出這個國家的轉變——從一個封閉的共產主義國家轉變成一個肆意賺錢的社會，擁有一批新的企業家，他們的夢想與矽谷之類的地方並無二致。」
李敦白是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個顯赫家族的叛逆子孫，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後又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結束，他就以一名陸軍二等兵的身份來到中國。他精通中文，堅信馬列主義理想，在意識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腐敗透頂後，決心參與到重大的歷史變革中去。從1945年到1980年，他在中國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與中共高層領導人過從甚密。
他曾經徒步45天，在山區根據地延安找到了他們。他與毛澤東打牌、論道，跟周恩來談美國和哲學，與毛的妻子江青跳舞，還認識了毛的核心圈子，包括排名第三的領導人劉少奇。這些人一起看勞萊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的電影。
李敦白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將黨宣部門的新聞稿譯成英文，並擔任國際領導人公報與往來的中文翻譯。他與毛和紅軍一同踏上征程，見證了內戰、中共在1949年的獲勝，以及毛的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儘管地位越來越高，李敦白還是兩次因不實的罪名入獄。
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在給毛澤東的一份公報中指責李敦白是美國派來破壞革命的祕密特工。他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單獨監禁了六年。1955年，他得以洗清間諜罪名，並被釋放，恢復了黨內特權階層的地位。他被任命為廣播事業局的高級官員，後來成為經常譴責美國的「北京廣播電台」的一名主任。他還為受控制的新華社撰稿，並與外國記者和政要保持聯絡。有時，他會親自參與政治宣傳，用一口帶著點南卡羅來納拖音的英語播音。
他的收入很高，與第三任妻子王玉琳以及三個女兒和兒子住在北京的一處以西方的標準也堪稱豪華的套房裡，裡面擺滿了價值連城的明代古董。（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國人，在他前往中國時與他離婚；第二任妻子是中國國家廣播電台的播音魏林，在他被控從事間諜活動後，為向共產黨表忠心而與他離婚。）他在世的親屬包括妻子，以及子女曉勤(Jenny)、曉東(Toni)、曉翔(Sunny)和曉明(Sidney Jr.)和四個孫輩。
在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期間，李敦白成了熱心的宣傳家。大躍進是1958年至1961年的一場運動，旨在將中國從農業經濟轉變為集體化、工業化的社會。這場禁止私人務農、用灌輸和強迫勞動來執行法令的運動是一場災難，導致了大範圍的饑荒和數千萬人的死亡。他更直接地參與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階段。
長達十年的「文革」是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懷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官員和其他人士的清洗。從1966年開始，成千上萬的年輕紅衛兵以監禁、酷刑、公開羞辱和沒收財產的方式，對數百萬人進行迫害，試圖建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李敦白與紅衛兵一道譴責所謂的「當權派」官僚，向群眾高聲宣講。他的演講和記者招待會被發表在紅衛兵的報紙上。
當時一張廣為人知的照片顯示，毛澤東在給李敦白的毛澤東語錄簽名。另一張照片裡的李敦白站在講台上，舉著這本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勸誡群眾，捍衛毛澤東思想。照片拍攝後不久，李敦白自己遭到毛澤東妻子江青的告發，表面上的理由是參加祕密會議、密謀推翻政府。1968年，他再度在沒有聽證的情況下被監禁，這次是在一間7步長、3步半寬的黑暗牢房裡被單獨監禁十年。
他的妻子要接受勞改，子女被送去和親戚生活。在李敦白第二次入獄期間，文化大革命讓這個國家陷入混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佳，由他的妻子和其他三名頭目組成的所謂的「四人幫」掌握了更大的權力。李敦白說，此時的中共已經成為昔日中共的「影子」。「精神不在了，黨只是一台對政府和人民行使權力的機器，」2012年李敦白對《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稱。
「官員腐敗和逐利在文化大革命前很少見，現在變得普遍化、體制化。」毛澤東去世、江青被捕後，李敦白於1977年獲釋，走出監獄的他對共產主義不再抱有希望。他於1979年回美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訪問，他將此行描述為「度假」，為的是看親戚、講課，還有，暗中同卡特政府討論將他的回國事宜。
他回了中國，地位沒有降低，還得到一份重要的學術職位。但他很快再次離開中國，前往美國進行他所說的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他的妻子和他同行，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子女後與他們團聚，並獲得了美國姓名與國籍。他保留了自己的美國國籍，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
他的回歸被廣為報導。他上了電視和廣播訪談節目，做了演講，報紙和雜誌還對他進行了專題報導。美國官員對他的歡迎引發了人們的懷疑，認為他從頭到尾都是CIA的特工，但他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並且從來沒有人拿出過證據。
但他在中國仍受到歡迎，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和妻子以帶美國人來中國遊歷為生。此後有了一次突破，電腦天地公司(ComputerLand)的董事長聘請李敦白幫他與前來訪問的中國商界領袖高級代表團搭建關係，並為美國產品和服務的中國市場營銷提供諮詢。他認識很多中國商界領袖和政府領導人，也充分了解官僚系統，能夠告訴客戶什麼地方有陷阱和捷徑。
他創辦了裡滕貝格聯合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這是一家為在華做生意的美國企業設立的諮詢公司。他接受了華盛頓州塔科馬港市太平洋路德大學(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的漢學教職，並為商業週刊《戰略新聞服務》(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寫中國市場相關文章。讀者包括蓋茲和戴爾。
多年來，他的服務項目吸引了數百家風投和美國公司，包括微軟、英特爾(Intel)、保誠保險(Prudential Insurance)、寶麗來(Polaroid)和李維斯(Levi Strauss)。他每年到中國出差六次，在北京有一套公寓。「他可能一直是個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者，但也是個十足的資本家，」前英特爾高管戴維·施裡格利(David Shrigley)2004年對時報稱。
他表示，上世紀90年代，李敦白幫英特爾在中國開辦了一家半導體廠。「他對真正在發生的事情有一種非常微妙的理解，事實證明這對我們極其寶貴。」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想做生意，官員們亦讚揚美國人聘請他們稱為共和國之友的人擔任顧問。這還讓李氏夫婦獲得了意外之財，他們在華盛頓州福克斯島購置了一棟俯瞰普吉特海灣的房子，在華盛頓州貝爾維尤買了一套共管公寓，並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買了一棟房子。
他們的朋友包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師。在2013年《金融時報》一次充滿反思的訪談中，李敦白對他支持毛澤東一事表示後悔，稱他「集大英雄和大罪犯於一身」，並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感到沮喪。
「我參與了讓無辜好人受害的行動，」他說。「那是制度化的欺凌和栽贓陷害，我當時看不明白，因為這個政權的一切都對我有利，我感到自己身處一場爭取人類進步、自由和幸福的運動之中。我感受不到他人的遭遇。這是一種腐敗，這一切正是被這種腐敗毀掉的。」
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於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他的父親西德尼是查爾斯頓市議會主席，祖父是著名南卡羅來納州議員。她的母親出身俄羅斯移民家庭。1937年從查爾斯頓波特軍事學院(Porter Military Academy)畢業後，他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轉而就讀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他在那裡主修哲學，於1941年畢業。
1940年，受美國共產黨的言論自由、種族平等綱領和勞工運動根源吸引，他加入了該黨。在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理想的情況下，他同意了黨的要求，於1942年退黨，同時被陸軍徵召入伍。軍隊發現他的語言才能後——他此前在預科學校學過法語和拉丁語，而在教堂山德語成績優異——把他送到了其在史丹佛大學的語言學校。
到1945年，他的中文已很流利，是年他到達中國昆明，擔任軍法主官的譯員。1946年退役後，他加入了上海的一個聯合國救助機構，在那裡結識了一些共產主義者，他們呼籲他加入這場運動。隨後他便跋涉到了延安，開始了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往來。
他的生平可見於厄夫·德拉斯寧(Irv Drasnin)、唐·塞勒斯(Don Sellers)和露西·奧斯特蘭德(Lucy Ostrander)的紀錄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以及他和前《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駐華記者阿曼達·貝內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寫的回憶錄《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我幫助那些為新中國效力的人是對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但我把黨當作真理的化身，對黨給予不加批判、毫不懷疑的忠誠卻是大錯特錯。」
轉載自《紐約時報》， Original source：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4/world/sidney-rittenberg-dea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