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嘏德，這個名字是她的中國父親從康熙字典裡給她起的。1951年，3歲的她從奧地利蒂羅爾山區，跟隨母親和中國繼父前往沈陽，在那裡生活了21年，經歷了文革。
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語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奧地利蒂羅爾山區由外祖母撫養到三歲。她的母親在英國認識了她後來的中國繼父。三歲的她隨著母親和中國繼父，乘船前往中國沈陽，那是1951年。
她的中國父親在沈陽金屬研究所得到一個職位。這位中國父親給她起了個中文名字，叫方嘏德。她說，嘏是幸福的意思。
與家人一道，她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也經歷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下鄉勞動等等。她說，自己的童年，「雖然經歷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來還是一個很快樂、很愉快的孩子。因為家裡條件也不錯，父親母親對我們都很好，鄰居也不錯，同學關係也都很好」。
她在沈陽上小學、中學。幫農民收割、挖老鼠洞找大米、挖糞肥、打蒼蠅上交、插秧，她都做過。她說，那時候「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麼，什麼都喜歡，什麼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喜歡做」。
作為當時唯一在沈陽的歐洲小姑娘，她走到哪兒，大家都看她，「從頭看到腳」，但她的同學保護她。
1966年文革開始，她成為了紅衛兵，這樣「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為此，她去沈陽外事處，說她在奧地利蒂羅爾山區的外祖母是貧農，請他們開個證明——畢竟，她的同學說她的中國父親出身地主，屬於黑五類。拿著外事處的證明，她當上了紅衛兵。
為了防止被抄家，方嘏德的母親不得不燒了從奧地利帶來的一幅瑪麗亞畫像。她的父親作為知識分子，天天要戴著牛鬼蛇神的袖標。她還是經歷了抄家，父親被懷疑是特務，被一個派別帶走。另一個支持她父親的派別得以解救他，讓他能回家，「沒有受到皮肉的衝擊」。
方嘏德講述，她曾親眼目睹十四、五歲的初中生，用自行車鏈條抽打據說是小偷小摸的人，抽打他們的頭和身體。她自己的老師也受到毆打，被關在地下室裡，「渾身是膿包，很可憐。我後來都不敢過去，那個地下室、那個窗戶口、那一條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個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她說，剛開始，她自己的父親也怕她。那時候「吃飯之前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跳忠字舞，然後再開始吃飯。好多同學家裡都是這樣。我父親就問了，我們家要不要這樣做，我說不用。」方嘏德對父親說，我們家就是我們家，「你們永遠是我的父親母親，不要怕我」。
她曾經歷沈陽的武鬥。
在紡織廠工作期間，上完難熬的夜班，一大清早，還有領導來要進行政治學習。她提前走，卻被攔下，領導說，要把她培養成「第二個白求恩」。
臨離開中國、要去奧地利之前，她被貼了大字報。在外事處的干預下，大字報被拆了。
1972年，方嘏德離開中國，回到奧地利，在那裡讀了大學、結婚、工作。後來，她的母親以及兩個弟弟、中國父親相繼也來到奧地利。
1974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國，那年是奧地利工業展覽會在中國舉行，她為奧地利代表團做翻譯。後來她又多次回到中國。如今，她與家人生活在維也納。
在接受德語媒體採訪時，她和家人曾講述過，回到奧地利後，對他們來說，適應生活是十分艱難的。此次德國之聲對她的電話採訪，則主要請她講述了在中國的歲月。她用中文接受了採訪。以下是採訪的詳細內容，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篇。
上篇：紅衛兵、勞動與「第二個白求恩」
方嘏德女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是1951 年去的中國，當時您3 歲。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是聽父母說的。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父親——我的中國父親在英國留學，認識了我媽媽，後來他們就結婚了。結婚了以後，我父親就說，一定要把我帶到中國去。
我媽就給我外婆寫信，說要把我帶到中國，我外婆說不行，中國那麼遠，她說這個外孫女兒就留在我這兒，你自己去吧。
我父親考慮到，因為畢竟是母親的孩子，我的父親就覺得我媽媽應該把我帶過去，他有責任撫養我。媽媽就又寫了一封信問外婆，外婆還是不同意。後來我父親又懇求我媽再給外婆寫一封信，說絕對不讓我媽和我在中國受苦，他保證。
就這樣，外婆看了第三次那封信，就感動了，同意了讓我去中國。因為我生下來八個月的時候，我媽媽就去英國了，外婆把我帶到三歲，還是有感情的。
然後媽媽就回到奧地利那個農村把我接走了，先到英國，然後我們坐船到中國，好像是一個月在船上。
因為我當時說德語，父親母親他們說英語，父親還有一些同事、朋友都講中文，所以一下子對我來說三種語言都在頭腦裡，我當時什麼話都不說，就這樣到了中國。
到中國之後，您童年的記憶如何？
到中國後，我大概四歲、五歲就到幼兒園去了。
我奶奶、還有一個姑姑也過來了，跟我們住。那個時候我父親當時的薪水給得很高，207元。我們家吃的方面、生活條件跟其他人比，那真是好上加好，是非常非常不錯的，那時候是政府照顧我們。
我跟奶奶、姑姑住在一套房間，媽媽、父親跟弟弟住在一套房間，就是隔壁。後來，1955 年我就上了小學。
在幼兒園，我很快就學會了中文，後來跟媽媽就說中文，不說德文了。媽媽要買菜的時候，她說德文，我給她翻譯成中文。剛開始是這樣。後來我母親很好學，她進了掃盲學校，夜校，開始學中文。好像 1953 年、1954 年的時候，她就在中國科學院沈陽金屬研究所圖書館當圖書館管理員。媽媽很快就學會了中文。
小學的時候，我們住的大院裡有好多跟我同齡的小朋友，我們一起去上小學。到現在我還跟小學同學、中學同學、高中同學都有聯繫。
小學的時候，我記得 58 年大躍進的時候，我們要去撿廢鐵，把家裡不用的廢銅廢鐵都拿到學校去捐送，那不是大煉鋼鐵嗎？我父親是搞冶金的，他跟我說煉出來的這些東西品質一點都不行，但是沒辦法，當時是一種潮流。
然後就是三年自然災害，59 年到 61 年。這個我們也度過了。還好我跟我媽是外僑。55 年以後，我媽的護照和我的護照就過期了，我們就屬於無國籍。我在中國生活到差不多 22 歲才拿到奧地利國籍和護照。在中國生活的時候，我和我媽都是無國籍的。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吃東西比較困難，買不到肉，買不到雞蛋，都要用蛋票、糧票、各種食品票。我們是外僑，有照顧。我跟我媽一個人可以買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親和兩個弟弟好像一個月就 22 斤，還是粗糧，沒有大米，沒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這些。我們還有魚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話，我跟我媽一個人可以買一斤油，其他人一個月只有二兩油。
所以不管怎麼說，我們家當時沒有怎麼受苦。跟其他同學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學餓得要死，有的時候我在家裡隨便偷了一塊饅頭送給我同學。61 年以後就慢慢恢復過來了。
小學的時候，好像我 10 歲的時候，到農村去。我們學校每年都要到農村幫助農民收割。 有一年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到一個稻田地裡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乾。 因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們要把老鼠洞打開，把大米拿出來。 這個工作我們做過。 我跟著去了一個星期。 我們住在農村一個草棚裡面，都帶著行李，很高興。 我們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麼辦法都沒有。 我用皮筋把褲腿都綁緊了，怕老鼠鑽到我褲腿裡頭去。 我們小學那時候挖了好像有兩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裡很有意思。 挖了以後，洞裡有米殼子，專門放一堆；大米都分開的，乾乾淨淨的。 那回我就高興了。 我說我們每個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這樣想的。 結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後、再到學校的時候，我就等著什麼時候發大米。 結果沒有，也沒有人提這個事。 後來我就問了一個老師。 我說我們上個星期挖那麼多大米，要不要分給我們每個同學一人一斤。 他說你傻孩子，這個我們都上交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老師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沒有上交。
那個時候，春天或秋天，還要挖糞肥。到水池子、河溝裡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來做肥，這些我們也都做過。小學的時候，每天要到馬路上去撿馬糞，用小桶裝了收起來，上交到學校。還有打蒼蠅，看誰打得多，把蒼蠅收集起來，放在小盒子裡交給老師，老師就數你打了多少。有的時候蒼蠅裝得火柴盒子一樣一小盒。有一次我還去了院裡一個養牛的地方，四五頭牛，可以擠牛奶的，我看到那邊蒼蠅特別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為我長相跟中國人不一樣——1959 年以前在東北有很多蘇聯專家，1959 年以後全部都走掉了。從 1959 年以後我就沒有看到過歐洲人，好像還有一個蘇聯人見過一次，其他的歐洲人都沒有見過。除了媽媽之外，當時在沈陽，我是唯一的歐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兒，我要進城啊，走到哪兒，大家都看我，從頭看到腳，有些人還要摸摸我的頭髮。有的時候我也會發脾氣，我就罵他，用中文罵他，他們說罵得跟我們一樣，會中文呢。但是在我們同學之間——就是小學同學、中學同學，我要是外出、要下鄉，外地的孩子都來看我，他們會趕他們的，我同學都保護我。我院兒裡的同學、小朋友也會保護我，同學也會保護我。我怎麼說呢，人緣不錯，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緣不錯，總是有人保護我。
中學時期
中學的時候，每年都有秋收。九、十月份要到農村去，有時一個星期，有時四個星期。還有插秧，是五月份。每年兩次，每次我都去。
我記得初中三年，去了六次農村，幫農民收割或者插秧。我都去，也都挺高興的，跟同學一塊兒去參加這些活動。我挺賣力的，好像挺能吃苦的。有些同學挺嬌的。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麼，什麼都喜歡，什麼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喜歡做。
插秧的時候有很多吸血蟲，一會兒腿抬起來，兩三根就在腿上。我就怕，就叫。後來同學、老師就告訴我不要叫、不要叫，拍幾下它就掉下來了，不能拉。後來抹了一種油，好像是紅色的油，好像是燈油那種，抹上去以後，吸血蟲就不咬了。
下鄉結束回家的時候，要把鋪蓋、衣服都捲起來，打成行李包背著。我們住在農民家裡，一邊炕是他們自己住，另一邊是我們住，七八個姑娘住一大炕。老師告訴我們，農民家的東西什麼都不能拿，一針一線都不能動。我就站出來說我做不到，因為蝨子、跳蚤都跟著我。我被咬得一塌糊塗。我睡在炕頭，炕頭熱，很舒服。結果跳蚤、臭蟲一大堆都跑到我身上，咬得我一塌糊塗，好多好多包。
中學的時候基本就是插秧、秋收，還有割稻子。插秧一般是女同學做得快，男同學彎腰時間長了就腰疼，女同學反而沒什麼事。現在的年輕人沒做過這些事，其實這種鍛煉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後來上了高中，高中的時候也下鄉。但後來就不讓我下鄉了。因為我到了 18 歲，算是成年人了。在沈陽，從城中心到 50 公里的範圍以外，外國人不能隨便去，要有外事處的證明。我記得高一第一年秋天我申請到了，下鄉去了，後來就不給我批了。
文革一開始，我就進了工廠，到工廠裡去開車床，幫助工人做一些事情。那也是一個星期住在工廠裡。
文革您是如何經歷的呢？
1966 年5 月 16 號，那一天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天說學生晚上 7 點、7 點半要到學校去聽重要廣播。我父親、母親在研究所裡工作，也要到辦公樓去聽廣播。那個時候就宣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個我記得清清楚楚的。
對我們年輕人來說，那時候我覺得好多同學都好高興。不用考試了，不用做作業了，多開心，天天玩。後來就開始有大串聯，開始參加紅衛兵。
那時候開始分什麼黑五類、紅五類。我被打進黑五類，因為我父親的父親是地主，他們就給我寫成分是地主。我想想覺得不對勁，我又沒有拿中國國籍，是無國籍，我又是在奧地利出生的，為什麼給我打成地主成分。
我沒跟父母商量，一個人跑到沈陽外事處，找他們領導。我說我外婆在阿爾卑斯山鄉下，有一小塊菜地，種點菜，賣賣菜，這樣維持生活。這屬於貧下中農。我說你給我開個證明，學校裡有同學說我是地主出身。他們說可以，給我開了一個貧下中農的證明。
我拿著這個單子回到學校。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 6 月份，5 月 16 號以後，好像是7、8 月份開始大串聯，我的同學都沒人上學了。我通過另外一個同學就加入了紅衛兵，因為我知道我要加入紅衛兵，我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也去串聯了，去了大連，又去了長春。後來周恩來宣佈外國人不介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就回來了。
您在文革中經歷或目睹過暴力嗎？
文革期間，66 年 6、7 月的時候，我們班同學說要去抄我們班主任的家。班主任是語文老師。我跟同學們一塊兒走，走到半路，我越想越不對勁。我對這個老師印象特別好，他幫過我很多，他的課我很喜歡聽。我就想到父親說要尊敬老師，老師是教養，是應該得到尊敬的，不應該侮辱老師。我就跟同學說你們去吧，第一，我沒有拿過中國國籍，我是無國籍的人。第二，周恩來說，外國人不加入文化大革命。然後我就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同學到了老師家，把老師家的書、雜誌和一些東西都弄到院子裡燒了。
那時候真的很可怕，文革期間真的很可怕。
有一批初中生，十四五歲，從北京開著大卡車到我們學校來，要開批鬥會。他們抓了一些人——以前有一些被稱為「破鞋」的人，還有小偷小摸，抓了四五個，把他們綁起來，站在卡車上。年輕的小姑娘、小夥子拿著自行車鐵鏈子照他們頭上、身上抽。我就在下面看，心疼得要死。我就在想，怎麼能這樣打人。但是那個時候不敢說話。你要是表現出來，你也會被拉上去打。
後來回家，我就跟我媽說了這些事情。我媽跟我說，你就不要想，也不要說，忘掉最好；以後看到人多的地方不要過去湊熱鬧。
文革期間，學校裡有一個歷史老師，這個歷史老師知道的東西很多，但是對學生要求很嚴格。
你要是沒複習、回答不出來，他就拿粉筆頭往你頭上打。所以很多同學恨他，文革期間他也被鬥了。
有一天我在走廊裡看到紅衛兵把這個歷史老師攔住，不讓他走。他們把他的手表搶走了，讓他把皮鞋脫下來，也拿走了。後來這個歷史老師被關到學校地下室，也被打，渾身是膿包，很可憐。
我後來都不敢過去，那個地下室、那個窗戶口、那一條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個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年輕人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好像自己是老大，別人都得聽他們的，一點教養都沒有。還有一些朋友，自己也是打母親，在家裡批鬥自己的母親，因為母親是知識分子，或者批鬥自己的父親，就是為了好像當紅衛兵，要表示自己多進步。這些東西不可想像，不可想像。
我父親也怕我。剛開始的時候，我父親也怕我，怕我會批鬥他。
那時候每天早上要念毛主席語錄，要背毛主席語錄，吃飯之前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跳忠字舞，然後再開始吃飯。好多同學家裡都是這樣。
我父親就問了，我們家要不要這樣做，我說不用。我說，我們家就是我們家，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你們永遠是我的父親母親，不要怕我。我不會針對你們的，我也不會針對其他人的。
那個時候，我父親當時也挺怕的。年輕人造反。因為父親是知識分子，文革期間也是背了什麼牛鬼蛇神的帽子，也要到什麼勞改隊裡去勞改。當時知識分子都進了勞改隊裡。
天天好像是掃大街，燒鍋爐，做這些工作。要麼就是我們院子裡居民樓的窗框，要粉刷油漆，就他們來干。十年沒有搞研究，文化大革命真是浪費了很多很多有才華的人。
當紡織工人與「第二個白求恩」
66 年、67 年、到68 年的時候，同學們都說要下鄉，到農村去。我沒有被批准下鄉，我就很生氣，寫了一份申請書，說我要像同學一樣，為了建設農村，到農村去，當知識青年。後來好像還受到領導的表揚，說我這個心他們已經領了，但外事處不讓我下鄉，我屬於外國人。
我那時候真積極，真想下鄉，因為好像我跟同學關係都挺好的，我不想離開他們，都想跟他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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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年底，把我分配到沈陽第二紡織廠——這個廠現在沒了。我當紡織女工，學徒工，一個月 17 塊錢。我父親就跟我說，兩塊錢你自己留著零花，15 塊錢全存起來，沒錢你跟爸爸要。所以我那個時候，每個月 15 塊錢都存到銀行裡，就留兩塊錢。
當那個紡織工，也挺開心的。當時一個年輕的女師傅教我，人特好，我特喜歡她。然後慢慢的，剛開始，我就覺得我挺賣力的。後來我發現好多師傅，她們都抽煙。一抽煙就休息半個小時，過一會兒又去休息半個小時。我就是七個半小時干下來，中間半個小時有吃飯的時間。後來我也學會了，有的時候我也想偷懶。
我們是三班倒，一個星期當時都是六天上班。夜班很難熬，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上了半年以後，這個夜班就特難熬。然後我就想了辦法，怎麼辦呢。有一天我就去紡織廠的衞生所，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麼，我就想逃，就是曠工。我對那個醫生說，我拉肚子，你給我請一天假。他知道我上夜班，然後他說，我給你三天假好不好。我說，你就給我一天，我都不敢要三天。他知道，看出來我想偷懶，他想幫幫我，因為我一個外國人。他想幫幫我，我還沒敢要。就那麼一次。
夜班下班以後，我們還不能回家，一定要坐在那兒，還要政治學習。就來了領導，他們晚上睡好覺，過來給我們念報紙。我們困得要死，還得坐在那兒聽他。有的時候我就提前走了。後來那個領導發現了。有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六點半我要趕著回家，他們把大門關了，把我攔住了，不讓我回家，讓我去政治學習。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好了：三個男人攔著我，都是領導。然後我就想盡一切辦法，我就哭出來了，我使勁逼著自己哭，要嚇唬嚇唬他們。後來他們還是讓我走了。
後來他們又找我談話，說他們要培養我，第二個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人，說我是外國人，也可以培養第二個，好像要出名什麼的。我就跟他們說，我不聽這個，我就回家，我不參加政治學習了。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