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統一已經36年，但東西德之間的差距真的消失了嗎？財富、收入、領導層代表性——一些結構性差距依然存在。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德國規模最大的100家企業中，領導層全部來自西德。
本周三，凱澤（Elisabeth Kaiser）在德國格外受到媒體關注。作為德國聯邦政府東部事務專員，她接連接受媒體採訪。原因是，就在不久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她剛剛公佈了2026年度報告，這份報告和往年一樣，列出了大量數據，並將德國東部與西部進行比較。
在一些重要指標上的差距依然十分明顯，這並不令人意外：東部居民平均收入較低，領取的養老金也較少，擁有的房產和其他資產也更少。
因此，這位1987年出生、也就是德國統一前三年出生於前東德的凱澤，花了不少篇幅談論東德與西德之間的財富差距。
她指出，幾十年來，私人創業以及積累個人和家庭財富的機會一直受到限制：「因此，東德家庭能夠積累和傳承的財富明顯更少。」這也意味著，東德家庭能夠留給下一代的遺產相對較少。對於來自圖林根州格拉市的凱澤來說，這些問題都與一個更大的議題有關：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向上流動機會究竟有多大？
人脈和出身有多重要？
在凱澤看來，問題似乎並不只存在於東德地區。她提到了自己委託開展的「德國民意監測」（Deutschland-Monitor）。這項調查目前仍在進行數據分析，但已經有部分結果出爐。調查顯示，大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一個人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財富、人脈以及社會出身。這種認知也反映在實際數據中。
凱澤表示，東德人在德國聯邦最高級別政府部門領導崗位中的比例，已經從2022年的13.9%上升到目前的16.3%。但她同時指出：「實際上，職位級別越高，東德人的佔比就越低。」
凱澤由此提出了一個明確要求：所謂機會平等，也應該意味著人們能夠參與重要決策、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她說：「因此，我的目標也是，無論在哪裡作出影響這個國家的重要決定，都應該有東德人坐在桌旁——無論是在各聯邦部門、政府機構、企業、科研領域、司法、文化還是媒體。」
從人口比例來看，東德人口約佔德國總人口的20%，但在上述各個領域，東德人的代表性都明顯偏低。凱澤引用由其所在部門發起的另一項「精英監測」（Eliten-Monitor）研究作為依據。
數據顯示，在2018年至2024年的調查期間，東德人在政府及私營部門領導崗位中的比例幾乎沒有明顯增長，僅從10.9%上升到12.1%。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德國規模最大的100家企業中，領導層全部來自西德。軍隊的情況也類似。此外，在司法和媒體的高層職位中，東德人的比例同樣嚴重偏低。
「精英監測」並非只是一次性的統計，而是一項長期研究，由圖林根州耶拿大學、薩克森州萊比錫大學以及薩克森州齊陶/格爾利茨應用技術大學共同開展。研究覆蓋12個領域，調查了大約3000個高層領導職位。
東德人在幾乎所有社會領域的代表性不足，似乎也影響了許多人的自我認知。凱澤本人就屬於在柏林牆倒塌和德國統一前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她表示，自己很長時間都沒有特別強烈的「東德人」身份認同。
直到進入學校和接受職業培訓之後，她才逐漸意識到，東西德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而且其中一些差異會讓東德人處於不利地位。與此同時，圍繞東德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刻板印象，既涉及過去，也涉及當下。凱澤說，根據她多年來與人接觸和交流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東德身份也會被政治化地塑造出來，因為人們在尋找方向，也在尋找某種共同點。」
她舉了一個例子：東德時期生產了數百萬輛的Simson輕便摩托車，如今依然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對於年輕人來說，它曾經代表著行動自由和獨立出行的可能。「這種東西後來就被加以利用了。」這位東部事務專員對此表示遺憾。雖然她沒有直接點名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但這個政黨的多名高層代表都喜歡在公開活動中使用這一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物件。
在被問及AfD以及該黨近年來在德國東部取得的選舉成績時——最近包括在梅前州和柏林的選舉表現——凱澤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她認為，這些選舉釋放出了一個危險訊號：國際投資者和專業人才可能會開始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那裡？」凱澤特別提到了一些在德國東部經濟和創新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包括半導體產業、醫療與生物技術領域以及可再生能源。她擔心，這些行業目前的經濟增長勢頭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