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經過去32年了，今天中國社會的現狀與世界的現狀都與六四那天，天安門大屠殺有關，那一聲槍響，不但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
每年「六四」紀念日，反思「六四」的聲音都會出現，有人說反思了32年，反思還在原地，沒有新的東西。反思基本分三種：第一種認為如果當時學生能夠退一步，接受趙紫陽的勸告，撤出廣場，回到學校再繼續，讓中共改革派有回旋餘地，情況可能就會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會中斷。第二種認為這場運動學生雖然有錯誤但罪在中共。第三種認為不管學生如何中共都會鎮壓。這場鬥爭不是學生與政府的鬥爭，而是中共內部的鬥爭。所以即使學生退場，中共失去了鎮壓的借口，也會秋後算賬。
第一種，我認為學生已經相當的理性了，工人與其他階層要參加進來學生阻止，他們認為這是學生運動，如果其他階層參加進來可能為改變方向與性質。當時學生的要求是政府懲治貪官，有限度地進行體制改革，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余志堅等三人向毛像投雞蛋被學生扭送公安局，學生認為這是過激的行為怕中共栽臟。學生還跪在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從上所述清楚反映學生相當理性，進行的是低度的民主運動。但是政府依然開槍鎮壓，將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實際上政府要清場，根本不用軍隊更無須坦克，只要警察二人架一個學生，就能清理天安門。當時天安門沒有多少學生，以外地學生為主，即使不清場也維持不了多久，學生已精疲力盡了。
第二種，我認為學生有錯政府有罪。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好象政府有罪的原因是學生有錯。政府只是做過頭而成為罪行。學生要求民運，要求政府進行改革錯在何處，而且從上所述學生是低度的民主運動。如果說學生策略有問題，青年學生沒有政治經驗，都是憑著熱情參加的，雖然有廣場指揮，但這種指揮一時湧現出來的人物，沒有權威很難發揮作用，且他們也同樣的沒有經驗。這是民眾運動本身具有的缺點。要以一個成熟的政黨，一個專業的革命團體來要求學生是不恰當的，也不可能。政府有罪自不必說，一個以人民名義命名的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罪不可恕。
第三種，不管學生如何，中共都會鎮壓。中共鎮壓不鎮壓與學生理性不理性，激進不激進沒有多大關係。鎮壓不鎮壓要看中共內部勢力的鬥爭，如果趙紫陽這一派勝利了就不會鎮壓，鄧小平頑固派勝利了就是現在的結果。如果當時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這樣，登上坦克振臂一呼，可能中國的情況就象蘇聯一樣中共解體。所以鎮不鎮壓，不在學生在中共內部鬥爭的結果。據曹思源的回憶，5 月17號在統戰部閻明復部長斡旋下學生已經同意停止絕食撤出廣場，並在公開信上簽了字，但閻明復上交中央被否定了，所以說是學生將政府逼到無路可走是說不通的。政府不管學生什麽態度都要鎮壓。
我認為八九民運以失敗告終，最重要的原因是趙紫陽。一個大時代一個關鍵的時刻，確實一人能夠做到改變歷史。雖然這是英雄歷史觀，但縱觀中國的歷史不都是這樣的嗎？歷史賦於趙紫陽這樣的機會，但他性格的軟弱，沒有魄力與擔當，使他沒有發揮這樣的作用。他是總書記，雖然鄧小平仍有實權，但畢竟名不正，還有萬里的協助，他是人大委員長有國家立法地位。李鵬是鎮壓派但總理沒有政治上的權力，名位在趙紫陽與萬里等改革派身上，時勢民氣也都在他們這一邊，只要他們能夠站出來呼籲軍隊，呼籲各級幹部，呼籲民眾是有可能阻止鎮壓的，但是他們沒有敢這樣做。當然這是一個推理，一個判斷，歷史只承認已經出現的事情。而這個事情就是鄧小平鎮壓，開了槍，中國的改革戛然而止。
反思非常重要，但反思的結果很難成為下一次運動的經驗，且時過境遷。中國的運動往往是隔代的，這一代人的經驗很難傳到下一代。比如六四的學生都已過了中年，下次運動的主角不是他們，只能充當黑手，但黑手的作用是有限的，六四也有上一代的黑手。新起來的一代有他們對中共的認識，直到開槍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同樣新一代人面對的中共也不是以前的中共。他們鎮壓的手段也不會與前一代相同。我們看看六四運動的學生與現在的學生，他們在精神上有什麽聯系即可。今年「六四」前中國出現了「躺平」的網絡語言，形成一股潮流。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這一代人對中共的一種不合作運動。這種方式完全是現時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所產生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人的歷史使命，必然會有自己的反抗形式，前一代的方式基本不會重現。因此，反思的結果很難為下一代的鬥爭提供經驗。六四的鎮壓使中國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世界成為現在這個樣子。過去的無法改變，只有著眼未來，在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新時代之下，如何去改變中國，讓共產黨下台，實現國人的百年夢想——————民主憲政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