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營給共產黨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勞動營是介於監獄和社會主義新社會之間的一個中途站。從理論上說，勞改營是再教育的中心，但實際上它給共產黨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勞動營也象免疫中心一樣，把西藏要求自由和獨立這類危險的思想跟社會絕緣。犯人們一旦被送進勞改營，就知道他們最終將死在那裡。
寧塘磚瓦廠的管理跟一般的監獄沒有什麼區別。廠長是一個凶惡暴躁的中國人，他把工廠當成私人王國那樣統治著，連警衛都怕他。他有一個藏人助手，名叫旺堆，這人五短身材，對我們很有同情心。沒有警衛在整個宿舍地區日夜地來回巡邏，所以我們的住宿區跟其他廠房附近的宿舍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我們是「二勞改」，不是自由人，沒有哨崗並不表示我們不在監控之下，黨發明了另外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來進行監視。
我們被分成兩類，一種是戴帽的，另一種不是戴帽的。戴帽的都是政治犯，也就是被打上反動分子標簽的人，不戴帽的是普通刑事犯。這是一種互相監視的機制，不戴帽的人有義務監視戴帽的人。當局繼續利用階級斗爭的方式來製造矛盾和形成犯人之中的猜忌。不戴帽的人被稱為社會主義和革命的維護者。這些人在工廠和在宿舍之間大搖大擺，享受他們所擁有的權力，政治犯有任何些微不適當的行為，立刻會被反應到上級去。作為報償，檢舉人能得到會很快被納入新社會的承諾。
貧農的孩子來乞討食物
到達工廠不久，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時間，我坐在禮堂的大門口，一群小孩子圍過來，他們互相慫恿走上前來，其中一個走到我面前，向我乞討食物，令我非常驚訝。這孩子說他們一家人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吃過東西。黨告訴我們饑餓和食物短缺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但是這些孩子面有饑色，比大饑荒年代我在堆龍監獄看見過的情況更糟。他們都浮腫得厲害，皮膚蒼白，顯出一種病態的青色，眼睛幾乎睜不開，沒有穿鞋，衣服也是襤褸不堪，連舊封建社會時代的乞丐都比他們強，至少那時候行走的乞丐肚子裡是填滿了的。
我懷疑他們可能是以前地主的孩子，所以現在特別受到歧視，因為以前的「反動階級」成分的家庭都遭難了，受到比畜牲還不如的待遇。階級出身現在是最關鍵的，無論糧票證、身份證、以及醫療卡上都寫著階級成份。我問這些孩子他們是什麼階級。孩子們說他們是貧農階級，我大吃一驚，因為黨告訴我們貧農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者。小孩子們跟我說附近的公社都缺糧，有些人的家裡已經不得不開始吃青草，他們把草熬成一種很稠的粥，然後吃下去。我把一些窩窩頭給了他們，不久這些孩子就成了我們營地的常客。
整個西藏現在進入黨所謂的「共產主義發展高級階段」。寧塘地區被分成十二個大公社和大隊。所有的房產和牲口都收歸公社所有，人們按照一種複雜的工分制取酬。越來越多人到我們營地來乞食。我暗中把他們公社的名字記下來，不久就發覺整個寧塘地區都面對了同樣糧食短缺的情況。當大人來乞討的時候，我要他們述說饑荒的原因，他們說這不是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缺糧的現象是因為人們必須把收成的一大部分糧食，「自願」上繳給政府。本來大家已經付了相當重的稅，而公社行政部門在高壓之下又謊報高於實際的生產指標，因此必須向政府繳納更多的糧食。
為了盡量提高徵收，黨在農民之間製造一種狂熱的競爭。他們告訴農民向國家貢獻得越多，越能表現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黨及毛主席的忠誠。在這種指令之下，沒有人願意表現怠惰，公社之間也有類似的競爭，大家都爭著表現，要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比別人更大的貢獻，這就使得人們謊報生產數字，從而人為地把稅收往上提升，最後弄得貧農們都在饑餓邊緣。「新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甚至於要吃糠，這東西是「舊封建社會」拿來喂牲口的，大家都覺得這種情況駭人聽聞，但是沒有干部敢對黨和領導質疑，因為誰反對黨他最後的下場就是進勞改營。
這些面目憔悴的年幼孩子，一出生就見證了社會的災難。作為犯人我們被虐待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普通老百姓該怎麼說呢？他們應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受惠者。這整個鎮壓機器本來應該把貧苦農民和牧民從封建的奴隸社會裡解放出來，但是過去的二十年他們所嘗到只是苦果。地方官員發覺到勞改犯人用食物來救濟農民，就向監獄當局反應。我被指責是帶頭鼓勵資本主義乞討行為的人，廠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要我交待整個事情。令我很驚訝，事情後來就不了了之了，原因是我們廠和外面這個公社之間有宿怨，管理員認為我們作的事讓公社十分丟人現眼。
帕南家鄉的故人來探訪我
1976年春天，我終於聽到來自帕南我家的消息。一天，有個訪客來看我，這是我成了囚犯之後的破天荒第一遭。我感到迷惑不解，很想知道倒底是誰來了，走出去就看到一個胖胖的年輕婦女，戴著一塊藍色的頭巾，身上是打了補丁的褲子，上面一件綠色的棉襖。她臉色憔悴，兩只眼睛濕漉漉的，手上拿著一個熱水瓶和一個小籃子。我向她道歉說我認不出來她是誰。「我是南瑪明蓋」她說，我沒聽過這個名字。「也許你把我跟別人混淆了」，我說，「我是班旦加措，是哲蚌寺的僧侶」。她解釋說，她是我父親的廚師的女兒。我離開帕南已經十五年了，所以不認識她。我問她怎麼知道來這裡找我，她說看見我在工廠裡勞動。
明蓋剛剛搬到寧塘地帶，她和丈夫都參加修建一條靠近我們勞改營的公路。她告訴我，父親於1965年去世了，由於是地主出身，父親經常是批判大會的對象，受到村民們控訴。我最敬佩的那一個哥哥，也於1968年死於一次批斗大會。我們家成為紅衛兵最喜歡打擊的目標，家人有時單獨的，有時一塊兒，經常地被拉到公共場合去毒打。我的繼母在一場特別殘暴的毒打中，左半邊癱瘓了。那一天夜裡我不能入睡，滿腦子都是家人的面孔和他們所遭罪的痛苦。雖然以前就知道紅衛兵特別愛挑選封建地主作為攻擊對象，但是知道歸知道，這並不能消減我的悲傷。明蓋很善於利用她的背景出身，由於她以前是僕人，所以成分很「乾淨」，可以暢通無阻地進進出出。
她經常來看我，並且帶一些食物跟我分享。有一天她丈夫還給我送來一條嶄新的棉被，這一定所費不貲。他們的來訪和仁慈就象香油一般，在那個黯淡的冬天溫暖了我的心。我那時候心情沮喪而孤獨，明蓋使我回憶起以前的快樂時光。她是工人，所以也被允許回到帕南的家去探親，通過明蓋，帕南的家人知道我還活著。
1976年周恩來和朱德去世
1976年春天，中國的總理周恩來和人民解放軍創始人朱德去世了。報刊上廣為報道他們的逝世，勞改營裡舉辦了哀悼儀式。積極分子製造哀悼氣氛，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親人一般。當局利用這個機會來偵察每個人對黨的態度，因此大家必須表現得萬分悲痛。朱德死後一個月，我在《西藏日報》上讀到一則新聞，中國遭到超強的地震。中國人平常懷疑我還擁有封建思想是沒有錯的，因為我馬上把地震和上面兩件死亡事件看成是不詳的預兆。
八月有一天，我在夜空中看見一顆慧星殞落時，我的迷信又加深了。西藏人把慧星看成一種徵兆，我立刻走回宿舍，想問問看有沒有別人也見到那顆慧星，但立刻警覺到，這樣的問題會引起別人指責我在鼓勵迷信和散布謠言。在報上讀到中國某地區下了一陣“「頭雨」，我相信那是一些隕石。第二天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名叫扎西拉丁的僧侶，是否也看見了彗星，他點點頭，但是不敢大聲地把這秘密說出來。關於彗星的消息很快在勞改營裡散布開來。每個人都記得1950年10月當中國人入侵西藏之前，西藏曾遭到地震，那時候大家也看到過慧星。經過二十年中共的洗腦和打壓，一顆慧星的出現又立刻把我們傳統的信仰喚醒了。我個人認為所有的這些跡象都預兆著毛已經接近死亡。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已經年老體衰，但是不敢對此公開發表意見。
1976年9月9日我的預感成真，毛在北京去世。我回憶起來，聽到他死亡的消息，就好像昨天才發生的。多少年來中國人都告訴我們毛澤東是超人，是不朽的，然而現在他象一個凡人一樣也離開了世界。
毛澤東之死
下了工之後，我手上拿著杯子，跟一大群人排隊站在那兒等候。廣播器裡高分貝發出一長串聲響。大家一般都不留心廣播器裡的那些廢話，只是排著隊，彼此交談著。因為廣播開始總是用中文播送，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說漢語，所以從來不去聽廣播的第一部分。現在換了一個藏語廣播員。「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的聲音顫抖著，嗚咽地堵在喉間，停頓一下重新開始。我旁邊的人說「到底怎麼啦？」播音員似乎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念出一大串慣常加在偉大舵手毛主席前面的形容詞,最後他說﹕「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人民熱愛的毛主席已經離開我們了。」這個消息把人弄得天旋地轉，毛澤東真的死了？這當然應該是真的，誰敢開這麼大的玩笑？
回到宿舍以後，這個消息沉澱下來，我內心充滿了狂喜，簡直可以跳起來大聲唱開來！毛澤東是我的災星和克星，二十年來，我每日每夜都要念他的名字，甚至當我病痛得連張嘴喝水的力氣都沒有時，都必須要喊出「毛主席萬歲。」我隨身攜帶他的小紅書，甚至特地製作了一個小紅袋子來裝這本小紅書，因為有些犯人為了把書弄髒而被判處死刑。我的一切苦難和成千上萬死去的犯人的生命中，都刻有毛澤東的名字。他的名字把我們串在一起，我認為他的死終於把這條災難的鏈鎖給拉斷了。我相信其他人也有同感，當然我們只能把這種感情隱藏起來。我擺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假裝在思考問題。不知道下一步的發展會怎麼樣，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確的，事態將要起變化了。
我想象著達賴喇嘛也許會返回西藏，但接著又想，會有另外一個比毛還壞的人掌權嗎？我既快樂又恐懼，暴君已死，但是誰將繼承他的寶座呢？第二天大家被召集起來開會，所有的監獄管理人都帶著黑臂章，有些人還在胸前口袋上別了一朵紙花。一個干部宣布﹕「我們敬愛的領袖、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和我們的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了。」廣播器傳出來哀樂，有些犯人眼裡充滿了眼淚，放聲痛哭起來。我聽到有一個人哀嚎﹕「毛主席比我爹娘都親。」其他犯人都肅穆地站在那兒，大家都很警覺，知道在這種哀悼的場合，必須保持一種「正確的態度」。我已經變成相當出色的演員了，臉上掛著悲傷的表情，保持著沉默。
不久有些犯人開始哭泣，甚至於假裝暈倒，這是中國人所謂的「正確態度」。在台上，干部們失去控制地哭泣著。兩個警衛出現，拿來滿滿一袋子黑色袖章，除了政治犯人之外，其他犯人都要別上黑袖章，普通刑事犯才有哀悼的特權，我們這些「反動分子」是不配哀悼毛的死亡的。我們單位的一名犯人很驕傲地戴上了黑袖章，向我擺擺手，象一個小孩炫耀他的糖果。次日所有沒戴帽的犯人都到拉薩去參加偉大舵手逝世的哀悼會。
毛的去世使得勞改營裡的政策寬松起來，無休無止的會議停止了。1978年上面要我們把小紅書都燒掉，把這樣一本已成為我們以往二十年生命中一部分的書燒掉，讓人有一種奇特的感覺。我們也被允許不必再每天早晨進行向毛主席請示匯報的儀式。生活的變化非常快速，上面讓我開始紡織並且生產地毯。勞改營有一大群綿羊，以往這些羊毛，或是賣給合作社，或是被任意地丟到一個角落去。屯積的一大堆羊毛等待著被處理，我很高興有機會擺脫磚瓦廠的工作。問題是我是整個監獄唯一會紡織的人，每個程序都需要自己動手，包括把羊毛紡織成線，然後染色，這是非常繁複的工作，但是我可以不在其他的人監視之下單獨一個人工作。
西藏的禍害都推到「四人幫」頭上
報紙上有整版關於「四人幫」、特別是毛澤東遺孀江青的報導，「四人幫」被指控要於毛去世之後在黨內奪權，同時應對文化大革命的暴亂負主要責任。黨承諾要改正過去十年來的錯誤，我們在勞改營中很快感覺到了好處。犯人的工資提升了，比較繁重的工作甚至能夠拿到叫做「陽光與風」的額外報酬。1977年的冬天，所有的戴帽犯人都召集來開會，我們又再度被審問在1959年抗暴中所扮演的角色，我重複了自己的故事。滑稽的是，有些犯人說動亂的時候，他們根本就不在場。
我們不明白，過了這麼多年之後，為什麼重新翻出這件事情來審問我們。幾天之後，早點名時，我和另外三個犯人被點到，讓我們到拉薩去。車把我們帶到城市邊緣的一個很大的軍營去，我們跟從其他勞改營來的幾百個犯人，一起聚集在很寬敞的大廳裡。大廳布置得象有宴會一樣，一邊牆前放著長條的桌子，上面放滿了食物，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食物。和善的士兵給我們倒茶，好像我們是貴賓一般。我看到一些來自扎奇、和四組五組的熟悉面孔，大家彼此親熱地打招呼，以為不久就能夠獲得自由。
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名叫旺秋的藏人黨員干部走進大廳，開始發表演說。「同志們！朋友們！」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旺秋贊美黨的偉大，然後說西藏最近二十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是脫序現象，大家不該因此而反對黨。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四人幫」身上，然後以一種很溫和清晰的聲調宣布，所以的政治標簽和帽子將被摘除。旺秋接著說，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之下，我們將面對一個新紀元，大家都應該貢獻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西藏，這是我們聽熟了的老套。我旁邊坐了一位名叫曲培塔慶來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侶，這位可敬的有著長長灰白胡子的老人，讓我想起寺院牆上畫著的那種壽星。我問他﹕「你打算做什麼？」「我想回到寺院去」，曲培回答。這提醒了我，其實我也想回到哲蚌寺去。當局讓大家第二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書面申請。干部們說可以允許我們回家，但是旺秋很快接口說，我們大部分人都識字，受過很好的教育，最好還是考慮為建設新的社會主義而貢獻力量。
會議持續了三天，大家都睡在大廳裡，每天早上有士兵給我們送茶。我聽有些人說，在被屠宰之前要先喂肥了。第三天的早上，上面告訴我，我的申請被批準了，可以得到居住許可，返回寺院去，我揮舞著文件感到欣喜若狂。我發覺整個大廳裡大約兩百名的僧侶只有三個人被批準返回寺院。其他的人猜想，提出的申請反正不會被批準，所以都要求去當老師，他們以為這樣返家的機會更大一些。當他們發現我們的申請被批準之後，大家都改變了主意，紛紛向那一位負責送呈申請表的主管要求改變，但是他不能再做任何的改動。共產黨還在其位，一個高級官員一旦做了決定之後，沒有人敢對他的決定置疑或拒不執行。
未完待續，下接第十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