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存亡之秋」講話的第二天，4月26日，風雲突變，一上班就接到緊急通知，到海澱區開會，傳達鄧小平的重要講話。
鄧講話的主題，就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也是當天《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
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八個字：激化矛盾、反應過度。唉，怎麽就沈不住氣了呢……我知道鄧大人是開鋼鐵公司的，但這一回，顯然對形勢有誤判，硬得既不是時候，也不是地方。
這篇社論的最直接效果，是激發了北京高校學生的4.27大遊行。這次遊行組織得相當好，可以說是聲勢浩大、秩序井然。
我近距離觀察了這次大遊行，不是因為對遊行本身有興趣，而是因為我要到人大會堂參加一項活動：「北京市勞動模範、模範集體表彰大會」。在驅車赴會的過程中，有許多機會和遊行隊伍遭遇。
車到白石橋，我們就被遊行隊伍堵住了。我註意到他們舉的橫幅、標語牌和呼喊的口號，既講策略，又有針對性：「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堅決擁護黨的正確領導！」「人民警察人民愛，人民警察愛人民！」這是策略性。
「和平請願，絕非動亂！」「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這是針對性，針對的是4.26社論。
「人民萬歲！理解萬歲！」「媽媽，我們沒有錯！」這是打感情牌。
旁觀的市民確實被感動了，紛紛給學生送水、送飲料、食物，甚至往學生的口袋裏塞錢。
攔阻學生隊伍的警察也表現了巨大的克制，這麽大的場面，沒有發生一起流血沖突，堪稱奇跡。
當時我很欣慰地認為，經過文革和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我們的政府和群眾都成熟了。
後來的事態的發展，證明我樂觀得太早了。
我們七轉八繞，好不容易上了長安街，人大會堂前已經是人山人海，我們只好繞道從側門進入會場。
這是每年五一勞動節前表揚勞動模範的大會。不過，這次被評為勞動模範的，不僅有傳統的掏糞工人，而且有所謂新時代的新人，例如京海的王洪德、信通的金燕靜和四通的本人。
陳希同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講得枯燥乏味，我們聽得心不在焉。
大家的心，都牽掛著大會堂外面的風起雲湧。我默默地祈禱這次遊行能平安落幕，我希望學運就此畫一個句號。因為學生遊行阻斷了交通，我們的營業大廳空空蕩蕩，日銷售額一落千丈。我們平均每天的營業額不能低於100萬元，否則就是虧損。我希望盡快找到止損點，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想盡快和平結束這場抗爭，生怕有人攪了大局。
恰好也是4月27日那一天，有一位朋友從美國回來，他是專程回來趟渾水的。他叫劉曉波，是四通派車把他從機場接回來的。
劉曉波後來被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並發表了批判他的長篇文章《劉曉波其人其事》，其中有這樣的文字：「今年4月，北京發生動亂後，劉曉波決定提前結束在美國的訪問講學活動，接受『中國民聯』的派遣，於當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學潮，極力煽動動亂。四、五月間，他經常奔走於天安門廣場與四通集團公司之間，與該公司總裁萬潤南多次密謀策劃，對於動亂的不斷升級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中共的許多官方文章，常常誇大其詞，有的地方甚至要反其意而讀之。
「經常奔走於天安門廣場與四通集團公司之間」，其實是「偶爾有過交往」；「多次密謀策劃」，其實是「有過一次談話」；「對於動亂的不斷升級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其實是「為了使學運的和平結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4月28日，我接受了《科技日報》記者陳東的采訪，談到了4.26社論和對學潮的看法。
4月29日，劉曉波和吾爾開希聯袂到四通來找我，地點是在我的辦公室。曉波剛從美國回來，我說他是回來「趟渾水」的，那時候他意氣風發，挽起了袖子，擺出一副要大幹一場的架勢。
劉曉波在美國的訪問工作本來要到1990年才結束，他提前回國，確實是因為他有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第一次見到吾爾開希，感覺很好：陽光、帥氣……而且有靈氣。一開口，就和我套近乎：「萬總，我以前就找過你，卻讓你的部下給擋住了……」
「什麽事情？」我有點好奇。
「我們想組建一個北京高校聯合的文工團，希望能夠得到四通的讚助和支持。」
「嗯，不錯的想法。不過，先得等大家回到學校，回覆正常秩序之後才有可能。」
於是，我說起昨天有記者來訪，我對她說，我不同意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首先，學生的正當訴求不等於社會動亂。實際上，學生的行動得到了廣大群眾的同情和支持。為什麽？因為他們滿腔熱情，充滿正義感，對推進改革抱著很大的期望。他們提出的反對腐敗，反對「官倒」，這也是廣大群眾共同的心聲；他們擔心改革出現停頓，甚至有走回頭路的危險，這也是廣大群眾共同的憂慮；他們希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得更快些、更好些，這更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心願。確認了這些，朝ᰀ之間的對話才有基礎。
我還說：腐敗不是改革帶來的。改革帶來的是繁榮，而繁榮伴生了腐敗，腐敗是繁榮的陰影。這十年是我們國家發展歷史上最好的十年。雖然有問題，但只有深入、配套改革，才是出路。重要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只有經濟上去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加強了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廉政才會有基礎。
民主是昂貴的，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民主制度的建設是一個過程。接著，我便開始訴苦：「你看，你們一上街，交通就堵塞，顧客就上不了門，我們就做不了生意。我們的鋪面是租來的，要付租金；資金是從銀行借來的，要付利息；四通裏裏外外兩千多員工，端的是泥飯碗，你們要考慮到我們的承受能力。」
我說，我們原來預計過了「頭七」，4月22日耀邦的追悼會開過以後，就可以消停。大家剛想偃旗息鼓，結果出來一個「4.26社論」，又把大家的火給拱了起來。4.27的大遊行組織得很好，看來，大家的情緒一時難以平覆，馬上就是「五一」假期，接著又是「五四」70周年，估計要過了5月4日才能消停了。
劉曉波當時就向吾爾開希建議，以後不要再搞這種大遊行了。應該回到校園裏，借這個機會把校園民主搞好。學生成立了自治聯合會，教師也可以成立教師聯合會。或者教師和學生一起成立校園自治的民間組織，像北大的三角地那樣，在師大的校園裏也開辟一個類似的自由論壇園地。這個自治會主要是為了爭取學生的權益，增加校務的公開性、透明性，學生和教師應該能參加校務管理。
應該說，這些想法很務實，也很平和。我由衷地讚成。而且，我們對政府到目前為止的表現，除了4.26社論的定調離譜，其他方面的應對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例如對耀邦悼念活動的安排，對耀邦生平的評價，新聞媒體對學生遊行的正面報導，在4.27大遊行中警察的克制和容忍。特別是，政府已經開始和學生對話，這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