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節目中，我們和“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叢書的中文編輯索馬里一起聊了聊為什麼一個意大利作家能在中國收穫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且她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中國的出版業。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繼續探討中國的出版業在最近十年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以及在一個無法避免審查的環境下，它將如何滿足讀者的期待？
RFI ：接下來想和你聊聊中國的出版行業，感覺在國營的出版社之外，中國還有很多獨立的、小眾的的出版品牌，在社科、文學方面好像都做出了一些很有口碑的書。
從大概2016年開始，中國出現了許多成熟而又有活力的新興出版品牌，整個出版生態變得比以前豐富多了。我常常跟朋友說，現在的中國出版市場，真的比過去20年“性感”太多了。不光是書的內容更豐富、選題更多樣，而且我們和國外出版之間的“時差”也變得非常短。引進作品的速度非常快，讀者的接受度也很高，可以說已經是一個高度“世界化”的閱讀市場了。
我2019年曾經參加過法蘭克福書展的 fellowship 項目。當時主辦方讓我們每個參與者介紹自己國家的出版行業。我還記得我特別自豪地分享了一個數據：中國是全球翻譯書籍數量最多的國家。無論從哪個語種來看，中國的翻譯出版量都是最多的。
RFI ：除了外國文學外，最近幾年好像在中國的出版市場本土文學也很火，尤其是一些本身不是作家出身的寫作者，比如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遞》，就是普通的快遞員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成了書，賣得也很不錯，市場上的反響很強烈，這個應該叫“素人文學”，想知道你對出版業這個現象怎麼看？
其實早在2000年代，也就是奧運前後，國內關於“底層研究”的討論就已經比較活躍了。當時的研究者在學術層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這些研究主要是在學院體系內部展開的，文本產出也主要面向知識分子圈層，它和公眾對於“底層”的真實認知之間，其實是存在裂縫的。
而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素人寫作”，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或者像蘇本編輯的《我的母親做保潔》，我認為這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活的底層研究”。它們不再是用抽象的術語去概括或者代言某個群體，而是由這個群體中的個體，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講述自己的生活。這種表達更具體、更生動，也更有力量。
我覺得這其實是出版市場良性發展的一個標誌，也是一種文化進步的體現。因為讀者有機會接觸到身邊人的敘述，有機會透過作者的視角去觀察、去感受。無論讀者是否認同，至少他們掌握了素材，可以自己去觀察社會，理解別人的敘述。我覺得這確實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個標誌。
RFI ：之前我們聊過，你說出版業的這種變革和社交網站的興起也有關係？
2014年我從媒體進入出版行業的時候，正好是微信這種類似RSS的平台開始廣泛使用的階段。這種技術的出現，一下子改變了媒體和人、信息和人，或者說出版和人之間的關係。
以前我們作為媒體，是會被邀請去幫助出版社發布一些新書信息，做一些作者採訪之類的。但2014年之後，我覺得整個行業的生態開始變得更加“民主”了。因為出版行業本身可以通過快速的內容產出和自身的營銷手段，更直接、更迅速地觸達讀者。這是一種更成熟的過程。
技術的出現也讓那些原本沒辦法通過傳統手段與讀者建立聯繫的內容，有了更多被看見的機會。比如說，有了微信之後，確實改變了我們對“自我敘事”的一種習慣。我們開始更多地從“我”的視角出發去表達。個體有了表達的需求，也更願意在作品中去尋找可以共鳴、可以投射自我感受的東西。
RFI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出版行業也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審查。我想你現在生活在國外，肯定和外國人聊天的時候，他們可能也會問你，面對這種審查，怎麼做出版？
這個問題我在2019年參加書展項目的時候也遇到過。當時我給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是何偉（Peter Hessler）寫的《與我的審查者同行》。那是一篇非常好的非虛構報道。這篇文章可以幫助很多有類似疑慮的人，無論是不是中國人，更快地了解中國出版行業以及從業者到底是怎樣的。這篇文章的英文標題是 Travel With My Censor。他的寫作對象是張吉人。張吉人老師是《巡路中國》《江城》這些作品的編輯，也是我非常信賴的一位前輩。他現在還在上海譯文工作，在紀實類出版方面已經做了超過一百本書。
我很想邀請大家去看一下張吉人主持的“上海譯文紀實”系列。如果大家有興趣稍微看一看這個系列的書，就能理解你剛剛提到的那個詞是很貼切的，這跟“民主”是相關的。無論這個“民主”的狀態處於什麼程度，它確實是相關的。
我舉一個例子：去年我們的工作單位和英國的《格蘭塔》雜誌（Granta）有合作，也以書的形式引進並出版了幾個《格蘭塔》的選輯。當時他們的現任主編托馬斯·梅尼（Thomas Meaney）來中國，準備策畫一期中國特刊。
托馬斯是一個思想非常左的人。他來中國後受到了很多優待，很多人願意接受他的採訪，也有人為這個特刊貢獻了文章。我記得他來上海的時候，我們也見過面。他告訴我他見了哪些人，還打算見哪些人。我當時真的覺得，這期特刊應該能呈現出一個特別精彩的中國文學圖景。
但最後出版出來的時候，有一個讓人很氣、也很無奈的點：內容其實很好，但封面卻用了一個紅色的五角星。這個封面一出，國內很多人罵他“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沒辦法為這個封面辯護。你說你都已經來中國見了那麼多優秀的影像藝術家、視覺藝術家，中國完全可以不用紅色星星來作為符號的，對吧？中國文學也不需要被放置在這樣的政治意象之中。
我當然不是在政治上說這個符號“應該”或“不應該”，只是覺得這種呈現方式好像變成了一種難以避免的“默認”。如果你不是用中文去閱讀，而只是通過外媒了解中國，最終得到的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RFI ：也就是說對一個中文讀者來說，其實還是能感受到，無論是外國作品的譯介，還是說本土文學的興起，好像都都有一種和當下這個“處處是審查”的環境完全相悖的活力，但是這一點可能需要是能夠閱讀中文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我明白了。你以前是媒體人，現在是出版人，我想知道你怎麼看待出版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在這個行業里仍然那麼一群人在認真做事的話，真的能改變這個社會嗎？或者說一個出版人對這個社會的責任又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做一本書的時候，它跟做媒體是不一樣的。做媒體的時候，你可能更希望儘快地切入當下，把一個話題放到輿論場中去，引發關注。而出版的周期至少是以“年”為單位的，有時候甚至需要兩三年。那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無論是動作還是眼光，就不可能只聚焦於“現在”，你肯定是希望，這本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去做它，你相信它在兩三年之後依然值得被讀，依然能夠在公共討論中說出自己的聲音，依然能夠對某個問題、某個領域、某種門類、某種寫作風格的接受和理解，起到推動作用。
我以前編過一本書，是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的老社長溫賽德寫的，書名就叫《作家與出版人》。我也經常推薦這本書，它也是我剛才提到的“作家與出版人書系”里的書之一。書中提到一個特別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出版人的價值綱領是“折中式的激進”。就是說，出版人不是去直接參與革命，也不是走上街頭抗議，而是一種折中的、但同時又是激進的存在。
書里還有一句更完整、更打動我的話，他說：出版人的使命，是讓公眾接受他們原本不願接受的價值。也就是說，出版人應該去推動那些“尚未被理解”的價值被逐漸理解，被看見。這種推動，不是居高臨下的啟蒙，但它確實是一種教育。
我想起我的同行們，不管是過去幾十年中的中國出版人，還是現在和我一起工作的這些人，他們所做出的努力，某種意義上確實都是一種“不能說出來的啟蒙”。說大了也許不準確，但說小了，它確實是一種教育。
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第四本里有一句話特別打動我：說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那不勒斯的人，莉拉，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自信？為什麼會讓人覺得她有一種讓人羨慕的能力？就是因為她從來沒有停止過閱讀。她覺得，即使自己沒有離開那不勒斯，世界也通過閱讀來到了她面前。
這就像索爾·貝婁說的那句話：他的寫作，是為了讓世界來到他面前。
RFI ：最後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很有經驗的職業出版人，如果讓你推薦一本中國當代作家的書譯介到法國或歐洲，你會推薦哪一本？
美國Rivendell出版社一直在做中國當代作家的引進工作，他們把作品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出版了陳春成和張悅然等非常優秀的作家。如果說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我特別喜歡劉天昭的《無中生有》。我覺得天昭的這個《無中生有》是當之無愧的。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