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打擊絕非實現有序民主轉型的良方，但可能導致政權崩潰，引發敘利亞式的內戰。
～以色列前外交部長 班阿米（Shlomo Ben-Ami）
所有的革命都有保存期限。 它們建立的政權不是走向崩潰，就如1991年的蘇聯；就是演變為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就如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無論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是否能度過當前的危機，都無法逃脫革命的鐵律：變革或消亡。
革命的時代
但從革命誕生的政權，共同點不僅在於終結方式。第一代掌權者實現革命精神，常懷道德使命感，鼓勵為更崇高的理想犧牲。 第二代繼承全部權力，卻未必承襲革命熱忱。他們傾向於將意識形態運動，轉化為制度和官僚的秩序。例如，歷時10年的墨西哥革命催生了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PRI），該黨從1929年執政直至2000年。 第三代與激勵革命前輩的犧牲精神相距更遠。領導人們一邊背誦空洞的革命教義，一邊享受著巨大特權。日益集權的強制統治往往與舊政權如出一轍，可能引發民心疏離，甚至反抗。
有時，這種模式會被某種形式的改革中斷或延續。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布林頓（Crane Brinton）在1938年《革命的剖析》 的觀察，在革命團結的「蜜月期」結束後，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的裂痕幾乎立即顯現。只要政權依然存在，代表理想主義、極端主義和溫和主義的勢力就會持續爭奪主導地位。
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在初期，承諾實現體現在《人權與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中的全民解放。不過，激進派很快佔上風，在民眾支持下處決了國王。 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1856年闡釋，革命政權接著就複製了被推翻者摧毀自由與中間階層機構的行徑。此後，熱月革命（Thermidorian Reaction）興起，以推翻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為開端，象徵溫和派的回歸。
布爾什維克革命也依循類似的軌跡。內戰混亂之後，列寧（Vladimir Lenin）推行新經濟政策，以恢復市場機制；接著就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實施強制集體化與恐怖統治；然後就是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推行的修正主義。 這種轉變，甚至可能發生在同一位領導者的統治之下。
1949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締造者毛澤東推行災難性的「大躍進」政策，導致逾2000萬人死亡後，一批更務實的官員和官僚試圖實施溫和政策，以恢復經濟。 毛澤東認為，這些政策違背革命精神，因而大為惱火，進而發動了恐怖統治「文化大革命」。 1978年，鄧小平掌權後，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遠見戰略，透過一系列改革，在中共嚴格管控下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這為革命政權的轉型奠定了基礎，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如今似乎正引領著某種反向運動，他在國內推行高壓政策，對外採取更強硬的姿態。
死亡還是重生？
伊斯蘭革命並未打破舊有模式。1979年推翻親西方君主政權後，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致力於建設一個進步的、無貪腐的國家，尊重民主價值觀、人權和社會正義。首任總理巴紮爾甘（Mehdi Bazargan）還希望避免與美國對抗。他擔心1979年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會破壞這一目標，因此努力尋求解決方案。
然而美國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未能捕捉這些信號，將伊朗新政權視為徹底的敵對勢力。此舉正中伊朗偏激進人士下懷，該派系在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下，對任何貌似溫和的姿態都予以抵制，尤其針對西方。 他們辯稱，若非1953年英美推翻伊朗民選總理莫沙德（Mohammad Mossadegh），使夏哈（shah）」（編按：1979年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的王室政權）得以復辟，伊斯蘭革命本不該發生。
激進派最終勝出。不到1年，巴紮爾甘辭職，新憲法獲得批准，伊朗正式確立為何梅尼絕對統治下的神權政體。新伊朗的特徵是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道德絕對主義。犧牲精神依然突出，尤其在伊朗-伊拉克戰爭（1980-88）之後，當時有數十萬伊朗人喪生。
在最高領袖何梅尼領導下的第二代革命者，建立起以宗教強迫為基礎的官僚體系。據稱，何梅尼曾宣稱：「伊斯蘭若不具有政治性，就一無是處。」 然而，在整個過程中，伊斯蘭共和國的行徑與前任殘暴政權並無兩樣。
正如1921年奪權的巴勒維（Pahlavi）王朝專制君主制時期，異議者遭殘酷鎮壓，酷刑處決司空見慣，經濟被政權最激進的支持者掌控。 伊斯蘭共和國遵循革命的鐵律，終將也或許立即就面臨十字路口。這裡的問題在於，是要像蘇聯一樣崩潰瓦解，抑或是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般蛻變新生？
軍事挫敗，將使前者更可能發生。法國波拿巴主義者（Bonapartist）曾將征服戰爭，視為捍衛國內革命的手段，但拿破崙在俄國和滑鐵盧的敗北宣告了革命時代的終結。
同樣，史達林利用二戰氣勢，以及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中的關鍵作用，在革命發源地周圍構築了共產主義衛星國的保護屏障。但1989年，紅軍在阿富汗的潰敗，重創了政權合法性，讓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媒體及眾多退伍軍人膽敢挑戰克里姆林宮統治。
關鍵在於，這場戰敗發生在國內重大失敗和美國施加巨大經濟壓力的背景下，美國迫使該政權陷入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 如今，伊朗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正面臨同樣的困境。該國核計畫本應彌補常規軍事力量的薄弱，鞏固其作為地區強國的地位，並抵禦外部強加的政權更迭。
然而，結果恰恰相反，國際社會因此實施嚴厲制裁，不僅傷害了伊朗民眾，摧毀了其經濟，更阻礙了技術進步。 當伊朗陷入困境時，其敵對勢力，尤其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卻憑藉西方最先進的技術，大幅投資並增強了軍事實力。
自2023年10月以來，這種差距已暴露無遺：伊朗既無力保護其代理組織哈馬斯和真主黨免受以色列襲擊，也無法守護阿塞德（Bashar al-Assad）在敘利亞的傀儡政權。去年夏天，伊朗未能有力反擊以色列和美國對核設施的襲擊，再加上以色列暗殺伊朗頂尖科學家和軍事將領，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知。
第三代
伊朗革命也可被視為什葉派對泛阿拉伯遜尼民族主義失敗的回應，該運動未能實現巴勒斯坦解放與社會正義的雙重目標，如今顯然兩者皆告失敗。
伊朗的革命什葉派政權如同20世紀泛阿拉伯主義的掌旗者，其中包括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伊拉克獨裁者海珊（Saddam Hussein）以及敘利亞總統老阿薩德（Hafez al-Assad ，阿塞德之父），因迷戀於摧毀以色列，忽視了本國人民的需求。
中東普遍存在的、不成文的社會契約特別被忽略了：政權合法性絕大部分取決於對基本生活必需品提供慷慨補貼。伊斯蘭共和國非但沒有保障民眾福祉，反而將資源傾注於核計畫，而這僅招致了經濟制裁與孤立；同時還外聘阿拉伯民兵組織執行國防任務，甚至實施國內鎮壓。
當革命漸成遙遠記憶，甚至淪為歷史故事，伊朗民眾日益質疑為何要犧牲個人自由與繁榮。變革的渴望日益高漲，而在2009年總統大選中，創紀錄的選民湧向投票站，支持溫和改革派米墨沙維（Mir Hossein Mousavi）。然而投票尚未結束，政府便宣佈建制派支持的當任總統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勝選。
伊朗民眾湧上德黑蘭街頭抗議，象徵後來被稱為「綠色運動」的開始。示威浪潮席捲全國，且以一些形式持續近兩年之久，期間數千名抗議者遭逮捕、監禁，乃至殺害。儘管政權最終鎮壓了運動，但訊息已經很清楚：伊朗民眾的團結是因為接受公民價值，而非定義革命政權的宗教保守主義。
2022年初，大幅削減補貼引發新一輪「麵包抗議」。 不過直到同一年稍晚，伊朗下一場重大抗議運動才真正爆發，起因是22歲的艾米尼（Jina Mahsa Amini）被指控在公共場合未正確佩戴頭巾遭逮捕，在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這場持續數月的「女性、生命、自由」起義其實是對伊朗神權統治的譴責，儘管最終仍被鎮壓。
如今，伊斯蘭共和國正面臨自200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浪潮，儘管殘酷鎮壓造成數千人死亡，仍有無數伊朗平民走上街頭要求變革。即便政權再次壓制住運動，民眾抵抗顯然會持續湧現。 伊朗年輕人看清了伊斯蘭共和國統治者與舊政權精英的唯一差別，就是前者多了革命的偽裝。當今統治階層的鬥爭並非為了捍衛崇高理想，而是為維護自身權力與特權。
就某種非常真實的意義看來，抗議者不僅在反抗國家，更在反抗自己長期屈從於政權壓迫的父母。 大多數的伊朗人出生於伊斯蘭革命與兩伊戰爭之後，已不具備前人的宗教熱忱與犧牲精神。他們透過數位網路接觸全球文化，珍視個人自主權，渴望以世俗主義（近期騷亂中數座清真寺遭焚毀）、自由與經濟機會定義未來。激勵他們的不是伊斯蘭革命的舊團結口號，而是來自被囚禁的伊朗人權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哈瑪迪（Narges Mohammadi）等溫和派領袖，尤其是墨沙維和前總統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的民主轉型呼聲。
反對現狀者陣營中溫和派的多元立場，凸顯了所有民主轉型面臨的核心難題：是要像墨沙維和穆哈瑪迪主張的徹底顛覆，還是如羅哈尼偏好的，只是在現有體制內修正路線？值得注意的是，轉型進程往往依賴獨裁政權內部力量。
在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黨的秘書長蘇亞雷斯（Adolfo Suárez）就主導了民主轉型。 柏林牆倒塌後的東歐，眾多共產主義者為適應新政權而改頭換面。波蘭反對派「團結工聯」（Solidarity）與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的「圓桌會議」其實是權力分享。1989年6月選舉後，團結工聯領導人之一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其官方報紙《選舉日報》（Gazeta Wyborcza） 寫道：「你們的總統，我們的總理」。
川普效應
這一切還加上接班危機，伊斯蘭共和國的處境顯然十分不利。然而，哈米尼即使體弱多病（如同習近平），卻始終十分清楚一件事：蘇聯解體並非源於民眾抗議，而是統治精英內部的分裂。
更重要的是，軍隊若倒向反抗陣營，將成為政權的致命關鍵，1848年的法國和1979年的伊朗都曾吸取過這個教訓。只要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RGC）和神職人員保持團結（目前看來仍是如此），伊朗政權就會安然無恙，邏輯本應如此。
不過，抗議並不是伊斯蘭共和國目前面臨的唯一壓力來源。美國總統川普已部署大量軍事資產，準備打擊。儘管川普最初聲稱，目標是保護親民主抗議者免遭鎮壓，但隨後將焦點轉向新的核協定。此次武力展示，顯然意在讓伊朗在日內瓦談判期間能聚精會神。
正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經驗，美國軍事打擊絕非實現有序民主轉型的良方，但可能導致政權崩潰，引發敘利亞式的內戰，而當德黑蘭政權嚴加捍衛其資產時，整個地區將陷入動盪。 屆時，伊斯蘭革命衛隊或軍方內部的強人可能掌權，即便換上不同的偽裝，也可能維持政權核心。
這種前景不會阻止川普。他根本不在乎伊朗由誰掌權，只要能與之做生意即可。倘若川普是為了恢復民主，派美軍前往卡拉卡斯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他絕不會讓馬杜羅的副手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繼續掌權。對他而言，關鍵在於獲取委內瑞拉龐大的石油儲備。
但伊朗不必受制於川普貪婪的外交政策。它完全可以轉型成為更溫和的領導層，更貼近革命的初衷。即便沒有美國攻擊，伊朗也只能面對新一輪血腥抗議和不可逆轉的經濟衰退。 唯有採取更溫和姿態，透過與西方達成放棄核野心的協議，確保制裁體制終結，該政權才能為伊朗人奠定光明未來，確保自身存續。
轉載自《上報，》 班阿米（Shlomo Ben-Ami）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現為托雷多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不受尊敬的先知：2000年大衛營峰會與兩國方案的結》（Prophets Without Honor: The 2000 Camp David Summit and the End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本篇原標題為《A New Iranian Revolution?》翻譯由PS官方提供。©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