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至14日，由「歐洲之聲」與「中國研究」共同舉辦的「2026年劉曉波逝世九周年——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在德國萊比錫舉行，與此同時會議在倫敦設立分會場。
每年的劉曉波紀念活動，總會牽動世界各地朋友的心。會前，居住在北京的著名記者、專欄作家高瑜為會議發來致辭：「劉曉波終生用文字、思想以至生命解構毛澤東的內核——鬥爭哲學。」八九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歷史學家王丹在致辭中表示：「不管時間怎樣流逝，無論身處哪個時代，曉波都是真正的英雄。」中國民運著名理論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則表示：「記住劉曉波的政治遺言，把爭取言論自由當作戰勝極權統治的第一步。」
這已經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更是一場跨越生死、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紀念活動呈現出一個新的方向：繼承，不只是沿襲與秉承，更意味著發展、深化乃至超越。
一、從紀念走向現實：尋找身邊的榜樣
劉曉波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與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符號。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在沈陽去世，終年61歲。距今九年過去了，7月13日已經逐漸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以及中國民主、人權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紀念日。
多年來，「歐洲之聲」每年舉辦劉曉波紀念活動。今年則有所不同，倫敦「中國研究」參與其中，使紀念活動的格局進一步擴大，首次設立「劉曉波人權獎」。
這一變化具有特別意義。因為紀念的目的不能永遠停留於回顧與緬懷，真正的傳承，也不應該只是重復過去。設立「劉曉波人權獎」，正是試圖把對劉曉波的精神紀念延伸到現實，把歷史中的精神遺產與今天仍在進行的憲政民主事業連接起來，關注並推出當代仍在奮鬥中的人。
因此，今年的評選特別強調現實生活中的英雄與榜樣。身邊的、當代的、活生生的榜樣，具有一種特殊的真實感和互動性。他們不再只是被歷史和宣傳塑造出來的「聖人」，而是現實中的生命，現實中的行動者。他們仍然在工作，仍然承受壓力，仍然面對選擇。這種「正在進行時」的狀態，恰恰能夠消弭英雄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
人們會因此意識到：「我也可以這樣活，我也可以這樣工作，我也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這正是活著的榜樣所具有的力量——它能夠激發人的主體意識，並進一步轉化為現實的行動力。
2026年首屆「劉曉波人權獎」授予的兩位獲獎者：張展與羅蘭德·庫訥（Roland Kühne）。
張展：在黑暗中守護真實
張展以堅貞不屈的意志捍衛人的尊嚴，以勇敢逆行的行動記錄真實。她始終關注普通民眾的處境，記錄社會現實，關懷弱勢群體，努力讓更多人的聲音被聽見。面對長期監禁、身心折磨以及持續不斷的壓力，她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
劉曉波已經魂歸天國，張展仍身陷囹圄；前者已經穿越死亡，後者仍在承受苦難；前者成為照亮後來者的星光，後者仍在黑暗中守護光明。
願這份榮譽成為對張展精神的見證，也向世界再次重申：無論身處何種困境，對自由、人權與尊嚴的追求，都值得被銘記、被守護，並終將照亮未來。
羅蘭德·庫訥：以信仰實踐公義
羅蘭德·庫訥是一位虔誠而謙卑的牧者。他是肯彭萊茵—馬斯職業學校的宗教教師，同時兼任當地基督教會牧師。
在學生眼中，他是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在教會兄弟姊妹眼中，他是一位謙卑而忠誠的牧者；而在許多國際人權人士眼中，他更是一位甘願長期為受壓迫者發聲、身體力行的同行者。
幾十年來，他持續關注中國的良心犯，並為香港、台灣、西藏、維吾爾、南蒙古以及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發聲。他以基督徒的信仰良知，實踐公義、和平與愛的價值。
庫訥牧師獲得這項榮譽，可說是實至名歸。
二、德國作家不會忘卻劉曉波
劉曉波的事跡與精神早已跨越疆域與民族，並獲得世界範圍的關注與承認。
國際筆會總部前理事、秘書長、前德國筆會會長雷古拉·文斯克（Dr. Regula Venske）在祝辭中表示，她一直將天琪（歐洲之聲社長、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廖天琪）視為極好的「並肩戰友」與顧問，並感謝後者的此次邀請以及始終如一的堅定投入。她同時帶來了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瑪·蒂達（Ma Thida）博士、德國筆會副會長兼「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納傑姆·瓦利（Najem Wali）等人的問候與祝願。
德國作家們指出，劉曉波的作品不會被威權主義的系統性壓制所扼殺。他的寫作並非旨在瓦解社會，而是建立在人權與民主價值之上，激發人們對社會更深層的理解，並引發對於社會未來的思考。他們所推崇的，不僅是劉曉波的文學作品，更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依然堅持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樣的語言，誰又能夠忘懷？
文斯克博士與劉曉波同為1955年生。她寫下一首紀念劉曉波的詩，其中寫道：
劉曉波，當你離世時，
你年僅六十一歲，
如今我已年長你十歲，
依然活著，且安然無恙……
面對你的在天之靈，
活著或許並非罪過，
但若以你的標準為你寫詩，
那倒可能是一種恥辱。
是的，你說得對，
生者必須閉口不言，
靜聽墳塋的訴說……
這是一位德國作家面對另一位作家的死亡，所發出的跨越語言與國界的回應。
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前德國筆會秘書長赫伯特·維斯納（Herbert Wiesner）在紀念會上回憶了一段往事。
據維斯納先生回憶，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捕後，德國筆會曾計劃編輯出版《劉曉波的旅程》（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收錄這位詩人與散文家的作品。天琪等朋友也參與了這一計劃。（這本書後來於2020年由Potomac Books出版，由Joanne Leedom-Ackerman、Yu Zhang、Jie Li、Tienchi Martin-Liao等人共同參與編撰，書名為《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 From Dark Horse to Nobel Laureate》）。
維斯納先生在會上還回憶道，他曾利用歐洲作家圈的聯系推動相關計劃，並與德國駐華方面溝通，希望能夠推動出版。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計劃過程十分艱難。維斯納說，德國筆會最終還向德國總理提交呼籲信，但仍未能改變當時的局面。
這裏值得強調的是，這些細節屬於維斯納先生在紀念會上的個人回憶，應當作為歷史見證來理解，而不是簡單視為已經完全獨立考證的檔案事實。
參加此次會議的還有德國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及文學評論家烏蘇拉·克雷歇爾（Ursula Krechel）。
這些跨越國界的記憶說明：劉曉波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文字、思想與精神並未因此消失。
三、劉曉波精神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為什麽劉曉波始終得到民主國家知識界和社會各界的讚譽與肯定？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劉曉波的價值並不只屬於過去。即使未來中國真正實現憲政民主，劉曉波精神仍然具有現實的實踐意義。他關於「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的思想，仍然值得中國社會和人民不斷汲取、消化與發展。
他像江海中的航標燈，提醒後來者：民主並不是某種抽象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人的覺醒、人的尊嚴以及社會主體意識的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曉波是無愧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一位「民主鐵人」。
美國著名漢學家、教授林培瑞（Prof. Dr. Perry Link）在會議上指出，世間很少有人將他人的共同福祉置於首要位置，更少有人願意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承受個人苦難。曼德拉、哈維爾和甘地是這樣的人，劉曉波亦是這樣的人。
他認為，劉曉波的一生雖然歷經坎坷，但始終貫穿著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對自己理性判斷的堅定信賴。即使在異議運動中，當朋友主張采取暴力手段時，他也會直言反對；即便知道這樣做可能導致友誼破裂，他也不會因此退縮。
林培瑞教授進一步概括說：如果劉曉波理智地認定某件事情是正確的，他就會去做；如果新的認知使他意識到另外一件事情更好，他也會作出改變。
理智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勇氣不過是輔助。這也許是理解劉曉波精神非常重要的一把鑰匙。
英國科斯塔基斯·C·埃萬傑盧（Costakis C. Evangelou）大主教（MBE）在頒獎會上指出，當世界目睹1989年天安門廣場悲劇時，劉曉波拒絕視而不見。
馬丁·路德·金曾說過：「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跋扈與殘忍行徑，而是好人的沈默不語。」而劉曉波選擇了永不沈默。
曼海姆應用行政管理大學憲法與政治學教授馬丁·薩特勒（Prof. Dr. Martin Sattler）則從憲政理論的角度闡述了《零八憲章》的歷史意義。
他指出，憲法原則的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就中國而言，《零八憲章》借鑒了全球關於憲法原則的思想資源，將這些原則帶入中國的公共討論。《零八憲章》提出了包括憲法改革、分權制衡、司法獨立、人權保障、公民權利以及選舉制度等在內的一系列主張，試圖把中國政治改革置於現代憲政原則的框架之中。
薩特勒教授特別強調，所謂「依法治國」，如果只是被工具性地理解為權力的運行方式，就遠遠不能等同於真正受到憲法原則約束的法治。從這個意義上說，《零八憲章》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把中國的問題置於全球憲政原則的框架之中進行討論。
四、劉曉波精神遺產的新思考
此次萊比錫會議還起草了《萊比錫和平與憲政宣言》，並刊載於會議刊物。
宣言在「繼承劉曉波先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要「充分預估民主轉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複雜局面」，在會議期間引發了討論。
雕塑家陳維明提出，繼承劉曉波的精神遺產，最終是為了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劉曉波留下的重要路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他同時指出，歐洲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環境存在很大的不同。歐洲沒有經歷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許多宗教建築和社會傳統得以保存；而中國經歷過劇烈的政治與社會破壞運動。
他認為，任何政治藥方都不可能成為適用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萬能方案。柏林墻倒塌、東西德統一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轉型，有其自身的歷史條件。中國的情況則具有不同的歷史複雜性。因此，在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同時，也必須充分考慮中國未來民主轉型可能面臨的複雜局面。
台灣李酉潭教授則提出，將「繼承劉曉波先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進一步修正為「敬重」。
李教授還提出，希望在相關論述中加入「我們認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結束一黨專制是一切變更的火車頭」以及「競爭性的選舉程序」等內容。經過討論，籌委會最終采納了「敬重」這一表述。
這也不約而同與本文的題目形成呼應：繼承，不是為了複製過去，而是為了發展與超越。
當然，對於民主轉型的具體路徑以及相關政治表述，會議並未全部形成一致意見。而這恰恰是「繼承」真正的意義——不是把一個人的思想變成不能討論的教條，而是繼續思考、繼續辯論、繼續發展。
五、台灣議題在歐美語境中的解讀
台灣問題，是本次萊比錫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
薩特勒教授在討論《零八憲章》所涉及的憲政改革問題時指出，今天有一些問題已經變得更加迫切，包括台灣問題、中國未來可能的聯邦結構、環境保護，以及中國與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國際關係等。他還談到非洲和南美一些國家與中國之間日益複雜的經濟依附關系。
在台灣問題上，他認為，今天必須正視台灣長期形成的政治現實，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問題。
從歐洲歷史經驗來看，國家的誕生、分裂、統一與再整合，本來就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歐洲經歷過古代帝國、中世紀封建割據、近代民族國家，到今天的歐洲一體化，其歷史軌跡並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
神聖羅馬帝國自962年至1806年存在於歐洲中西部，其核心區域位於德意志地區，但歷史上其政治影響曾覆蓋今天的德國、奧地利、捷克、瑞士、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以及意大利北部等廣大區域。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在拿破侖戰爭時期解體。
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德國完成民族國家意義上的統一。正式國號為德意志國，史稱「第二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發生了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期。
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後，德國政治制度再次發生根本變化，恢復國號「德意志國」，希特勒自稱為「第三帝國」，意在承襲德國歷史上的兩個強大帝國。這些歷史表明，歐洲國家從分裂走向統一、又從統一走向新的政治結構，並不存在唯一模式。
因此，在歐美政治語境中，國家的誕生與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範疇。國家的政治疆域、制度形態以及國際地位，往往都帶有歷史演變留下的痕跡。
今天的海峽兩岸，同樣背負著特殊的歷史形成過程。我們不認為戰爭能夠簡單解決歷史沿革留下的問題。
台灣今天的政治現實，源於20世紀40年代國共內戰以及此後形成的長期兩岸分治。1949年以來，台灣長期保持著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並形成持續至今的政治現實。
截至2026年，兩岸分治已經延續七十七年。
無論未來政治解決方案如何，都不能簡單漠視這一現實及其歷史形成的過程。真正負責任的未來，應當是在避免戰爭與暴力的前提下，通過和平、民主與協商尋找解決方案。
六、維護台海和平，是和平世界的重要基礎
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在會上介紹了歐洲議會近期關於東亞地緣政治局勢及強化與理念相近夥伴合作的相關立場。
2026年7月7日，歐洲議會通過了《關於變化中的東亞地緣政治局勢及需要加強與該地區理念相近夥伴合作的政策建議》報告案，建議歐盟深化與日本、韓國及台灣等民主夥伴的合作，並重申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同時反對任何以脅迫方式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台灣外交部於7月9日對此作出正式回應。
相關歐洲政策討論還涉及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和技術論壇，以及加強歐盟與台灣在科技、供應鏈韌性、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歐洲議會研究服務處在2026年6月發布的相關簡報也指出，歐盟與台灣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系，但雙方已經在貿易、反虛假信息和網絡韌性等領域開展合作，歐盟同時反對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
謝大使表示，台灣面對的安全威脅與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壓力密切相關。用他的話說：「中國威脅少一點，台灣安全就會多一點。」
談到歐洲與台灣的關係時，他認為，科技、半導體以及安全等領域已經使台歐形成「休戚與共」的關係。他希望在既有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歐安全合作，並強調台海和平對於全球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在這一背景下，歐洲也應當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降低對單一經濟體的過度依賴，共同維護民主夥伴的安全。
七、「台灣有事」與全球安全的戰略抉擇
萊比錫會議上，台灣問題引起了許多與會者的高度關注。
一些與會者擔憂，美國及歐洲國家對於維護台灣安全所應承擔的責任與投入仍然不足。
新蘇黎世報記者康友耿（Jürgen Kahl）撰文：「台灣還能獲救嗎？——美國實力的衰退與這座民主島嶼的未來。」
德國記者雷米夏（Michael Leh）則撰文：「德國能為防止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做出什麽貢獻？」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王國興進一步從全球安全與地緣政治角度提出：「台灣有事，就是世界有事。」
在他的分析中，台海爭端早已不再只是一個區域性問題，而正在成為全球安全、地緣政治以及世界經濟的重要風向標。
他以一系列連鎖反應進行推演：
台灣有事——德國有事：汽車與機械工業可能遭受巨大沖擊，全球供應鏈受到嚴重影響；
台灣有事——歐盟有事：全球貿易與海上運輸受到沖擊，歐洲的地緣戰略利益面臨巨大挑戰；
台灣有事——北約有事：印太與大西洋安全體系產生聯動，全球安全秩序面臨新的考驗；
台灣有事——世界有事：全球經濟、國際秩序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都可能受到嚴重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海峽的經濟重要性並非只是政治修辭。有關研究顯示，2024年台灣海峽承擔的貨物流量超過2.4萬億美元，在全球海運貿易中占有重要比例；相關研究同時指出，中國自身相當大比例的進口和海運進口都經過台灣海峽。因此，「台灣有事」所產生的影響，很可能遠遠超出兩岸範圍。
王國興的結論是：防微杜漸，以實力求和平。
和平不是乞求來的，繁榮也不會憑空降臨；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惕。保護台海和平與現狀，不僅是保護台灣，也是在保護歐洲的產業鏈、全球貿易航道以及自由世界共同的未來。
至於戰爭可能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目前存在不同的模型和估算，因此不宜把某一個數字寫成確定結果。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台海沖突可能產生的供應鏈、金融、貿易、科技與地緣政治連鎖沖擊。
八、嚴歌苓挺身擔當的意義
嚴歌苓勇於站上萊比錫領獎台，作為張展的代表接受「劉曉波人權獎」，這是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嚴歌苓是著名的華裔美國作家、編劇，也是當代華語文學與影視創作領域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包括《陸犯焉識》、《金陵十三釵》、《芳華》、《媽閣是座城》、《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一個女人的史詩》、《花兒與少年》、《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床畔》等，其中多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她的文學創作長期進入中國社會的公共記憶。她的作品、人物以及對中國社會與普通人命運的描寫，在廣大讀者和觀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因此，嚴歌苓能夠站出來，為張展領取這一獎項，本身就具有特殊意義。
嚴歌苓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立場。她以自己的真誠、良知以及長期積累的文學聲譽，為一個身陷囹圄的女性記錄者發聲；她以自己的社會影響力，把更多人的目光引向張展所經歷的苦難與堅持。這其實也是一種非常明確的社會責任意識：站在人民一邊。或者，用更樸素的話表述：把自己的位置，堅定地放在普通人的這一邊。
這不僅是一種文學家的選擇，也是一種社會責任與公共立場的擔當。
嚴歌苓的出現，使「劉曉波人權獎」不再只是一個紀念性的獎項，而更加具有現實的社會意義。
因此，在這裏，我們謹向嚴歌苓表達感謝與敬意。
九、繼承，是為了發展與超越
九年時間，可以讓一個人從現實中離開，也可以讓一個人的精神逐漸沈澱為歷史記憶。但九年也足以證明，一個人的精神是否真正留下。
劉曉波已經離開九年。然而，他留下的問題並沒有消失：
什麽是自由？
什麽是人的尊嚴？
什麽是一個人的責任？
什麽是非暴力？
什麽是理性？
什麽是憲政？
什麽是自由中國的民間基礎？
以及，當歷史真正發生轉折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行動？
這些問題，不屬於某一個時代，也不屬於某一個人。所以，真正的繼承，從來不是把劉曉波神聖化，更不是把他的思想固定成不可討論的教條。
真正的繼承，是繼續思考他所思考的問題，繼續承擔他所承擔的責任，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修正和超越。
劉曉波留給中國民主運動的，不僅是一段悲壯的個人歷史，更是一種精神尺度：
面對權力，要有獨立思考；
面對不義，要拒絕沈默；
面對仇恨，要保持理性；
面對暴力，要堅持人的尊嚴；
面對未來，要相信民間的力量。
而今天，我們紀念劉曉波，最終不是為了讓自己停留在2017年7月13日。
恰恰相反。我們紀念他，是為了走向未來。從紀念走向現實，從繼承走向發展，從秉承走向超越。
這，也許才是劉曉波精神真正能夠留給後來者的意義。
繼承，是為了深化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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