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海的定金和海淀信用社的貸款，解決了人民幣資金問題。但是，還有外匯額度、進口批件……，在這兩道關卡面前，我們結結實實地踢到了鐵板，不，是撞到了鐵門。
在中國，外匯從來都是由國家嚴格管制，管制外匯的的機構叫國家外匯管理局。只有涉外單位和創匯單位才可以有外匯賬戶，四通這樣入不了正冊的農村戶口，連外匯的毛都摸不著。
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唯一可以打主意的，是一些創匯單位的留成外匯。如果某個單位通過產品出口或對外服務，掙到了外匯，其絕大部分要上繳。國家為了獎勵這些部門，留一個很小比例的外匯額度，可以由這些單位自主使用。這些單位往往不知道如何使用，因為留成的僅僅是額度，使用的時候，還要自己付出配套的人民幣。我們之間的合作，是取長補短、互通有無，既解決了我們的需求，又幫助他們把這些外匯額度用起來，這給他們帶來不小的收益。
沈國鈞在這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憑自己多年在科學院計劃局工作的人脈關係，先後同建材部和中國國際旅行社建立了這樣的合作關係。1984年7月10日，老沈談妥了第一筆建材部的50萬美元的外匯額度。
這種合作方式的潛規則是，我們每使用1美元的外匯額度，除了要支付2.8元的配套人民幣，還要以合作分成的名義付給提供外匯額度的單位1元人民幣。我們使用建材部50萬美元的外匯額度，就要付給建材部50萬元人民幣的分成。這時候，我們使用外匯的實際成本是3.8元。
外匯這道關，總算可以繞過來了。但批件這道關，我們撞得灰頭土臉，還是不得其門而入。所謂批件，是指計算機外部設備的進口許可證。如果沒有許可證，那就是走私。因為我們的理念，我們不會也不屑做這樣的事。如果當時有一星半點犯規，那麼八個月後面臨公司嚴查時，將會遭遇滅頂之災。
跑批件的是李玉，當時來回在四機部和北京市經委之間穿梭。為了提高效率，四通第一次包了一輛出租車，司機叫李建國。若干年後，建國也加入了四通，成為公司的首席司機。
四機部我們有關係，李雪坎的母親就在器材處。李玉去找她，但是不管用。因為我們不是部管單位，我們的主管部門是北京市，進口指標要從北京市拿。指標的分配歸市經委，於是李玉就去找市經委。
市經委的某官員，僚氣十足：「你們，什麼單位？」
李玉：「我們是北京四通公司。」
官員：「四通？什麼三通、四通，修水管子的？」
李玉：「我們是搞電腦技術開發的。」
官員：「什麼事？」
李玉：「我們要進口一批打印機，需要申請進口指標。」
官員：「指標歸四機部管。」
李玉：「四機部說北京市的指標由你們分配。」
官員：「我們的指標分配完了。你們有四機部的關係？讓他們給你們單下指標。」
於是，這球又踢回了四機部。
最後，還是王安時的聰明腦瓜想出了繞道走的辦法：借雞下蛋！北京某國營計算機廠，手裡拿著進口指標無所作為，很不景氣。老王帶我去那家工廠時，偌大的生產車間空空蕩蕩，生產線七零八落。大白天，上班時間，一堆工人聚在一起打撲克，還有幾個歪歪斜斜，趴著的，仰著的，在那裡打瞌睡。合作很好談，我們用他們的進口指標，1美元的生意給他們分成1元人民幣。這樣，外匯成本就成了4.8，加上其它費用，差不多就是5。陳慶振所言不虛。
我們為了做成生意，順便救活了這家國營工廠。廠領導把自己的子弟送來給王安時當助手，老王也悉心調教。這小伙子二十年後修成了正果，他就是蔡楓，現在是萬國數據的副總裁。
就這樣，我們用科海的定金和信用社的貸款，用建材部的留成外匯額度，用某國營廠的進口指標，做成了第一筆大生意。搞定這一切，為時兩週。
1984年7月16日，我們和三井簽第一份合同時，他們確實被震驚了。小郗說：「以往三井在中國做生意的經驗，客戶從第一次詢價，到下第一個訂單，平均週期是一年。而你們是十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