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做了「水祭」
1968年的春天我被派到監獄附近的一個製磚廠去勞動。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沒有斗爭大會，也沒有挨打。晚上是學習的時間，大家清一色地都閱讀毛澤東的「小紅書」。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閱讀，有兩個士兵和我們分隊長，名叫瓊先生的藏人走進牢房。瓊先生臉色黝黑，脾氣暴躁。年紀大的長官開始發話﹕「共產黨仁慈又有耐心」，他故意用一種非常莊嚴的口氣說，「黨給所有的反動分子改造自己的機會，可是他們仍然繼續反黨反人民，這些罪犯就象屠夫一樣，掛羊頭，賣狗肉。」這個軍官很有表演天才，他突然發難，只有一個可能性﹕我們中間有一個倒霉鬼將面臨嚴厲的懲罰。連牢房的頭頭都非常害怕，他要是不把任何最細微的小事向上面報告的話，就會被認為是同謀。長官看了另外那個士兵一眼，他立刻大聲喊﹕「班旦加措」，我不寒而栗。同房的難友一聽到是我的名字，都鬆了一口氣，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站起來走到房間中間，長官命令我坦白交待，他指控我「打悶槍」。
「坦白！坦白！」他大聲地吼道。很多犯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嚇得會把內心的秘密兜底倒出來。我明白現在必須鎮定，保持沉默，先等待這位長官透露一點倪端。那名士兵對於我的沉默感到異常憤怒，長官命令牢房的頭頭和其他人抓住我的手。他們把我的頭使勁往下按，並且把我的手臂擰到背後。「低下頭去！」那個長官叫道「你這個猖狂的反動分子！」周圍的犯人合聲喊道﹕「交待！坦白交待！」我仍然保持沉默。這個時候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一名犯人和一名警衛。牢房的頭頭拉我的頭發使我抬頭，他指著剛剛走進來的犯人問我﹕「認識他嗎？」我認識，他名叫仁曾，是從拉薩來的。我們在同一個分隊，在監獄場地我常常看到他，他也跟我一樣被派到製磚廠去，不過我不明白我跟仁曾之間有什麼關連。「我認識他」，我對審訊者說。牢房的頭頭把我的頭往地下按，仁曾開始控訴我。「班旦這樣惡劣的反動分子從來不肯承認封建主義被消滅了，他們還常常做夢，希望封建主義能借尸還魂。」仁曾指控我犯了罪，他說那天下午我做了一種「水祭」，這是一種西藏人常常舉行的儀式﹕把手指進入水中，然後在空中用指頭一彈，就算祭奉神祗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就沒有做過這種儀式了，因為我知道如果被任何人抓住，後果會有多嚴重。「你認不認罪？」長官問。
批鬥大會上拳打腳踢
「我根本沒有做這個儀式」，我很生氣地回答。這個長官又轉向仁曾，讓他把我犯罪的詳細經過重述一篇。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仁曾形容我如何把手浸到河中，然後彈向空中。可是事情並不是象他那樣說的那樣，下工以後，我們沿著一條狹窄清澈的河返回監獄，我把手套掉在河裡了，所以彎下身去揀。我用雙手掬起水來喝，水非常清涼，所以我往臉上拍了一些水，之後我把手甩了一下，想把水甩干。仁曾把這件簡單的事扭曲成為一種宗教儀式。長官立刻命令其他犯人對我開批斗大會。同監的難友們擁過來，從後面和兩側推我，有些人甚至踢我。牢頭拿了一條舊的粗繩子把我全身捆住，雙手捆在後面，使我無法動彈。我的胸口、手臂、肩膀以及肋骨上遭到了雨點般拳頭的捶打。犯人們知道如果不重擊我，那麼自己也會被控訴成為不支持社會主義。我沒法舉手保護頭部。我看過有人在批斗大會上死去。一位名叫薛康‧永登的溫文長者，曾經是第十三世喇嘛的文書，因拒絕批判達賴喇嘛，而挨打。他失去知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了。
我其實希望快一點死，我告訴警衛最好把我殺了，他們被我的「挑釁」激怒了，回答我的是，重擊我頭部的側面和踢打我的肋骨。這一陣拳打腳踢結束之後，警衛都氣喘如牛，汗流雨下。我倒在地下，牢頭把我鬆綁，繩子一解開，我的呼吸又恢復正常了。警衛撤離房間，那個長官還回頭看我說﹕「別以為你的案子結了，我們要一直審問到你招供為止。」我爬回床上，巨烈的疼痛慢慢平息，我進入了睡鄉。第二天輪到我到公共廚房提茶水。我的臉腫得厲害，胸部和手臂都是青紫瘀血。大家看得出來，我疼痛得厲害，如果不是怕被指控為「跟反動分子拉幫結派」或「同情反社會主義的罪犯」，誰都會願意代替我去擔任這項工作的。現在大家只能對我行注目禮，看我掙扎著提起壺，走到院子去。
後來我還是去磚廠工作。我犯罪的證據對大家而言，是顯而易見的可笑，但是犯人們都裝作沒事的樣子，把眼光調開去了。我盡可能努力工作，知道一旦停止工作，情況將變得更糟。那天下午我越來越焦慮，精神沮喪地回到牢房，還沒進門，就看見牢頭已經含著一支香煙在等著我了。我爬上床，可是他瞪著我說﹕「你想干什麼？」我說想躺下來，他大聲辱罵我﹕「落後分子」。接著分隊隊長瓊先生帶著昨天那兩名守衛進來了，他重複昨天的控訴，說既然我知道這種行為是禁止的，為什麼還繼續這種「水祭」，我重複地否認了。牢頭又命令大家開批判會，我低下了頭，其他的犯人開始推我，並且一個接一個地罵我，有些人只是來拉我的衣服，搖我，他們實在不忍心再來打我這樣一個完全無助的人。
「大黑斑」投身輪胎下自殺
這種情況持續了十三天，我無法進食。勞動是我唯一能夠得到的鬆弛的機會。可是一到傍晚，哨音響起，大家站隊返回監獄的時候，我的胃就抽筋，心裡充滿恐懼和憂慮。記得就在這段災難時期，有另外一個犯人自殺了，大家叫他大黑斑，因為他臉上有很大一塊胎記，以前是布達拉宮南加寺的僧侶，由於參加1959年拉薩起義而被逮捕，他在批斗會上被作為打擊對象，因而自殺。他跟我在同一個製磚廠工作，工廠和監獄之間是一條土道，每天我們沿著這條路往返於監獄和工廠之間，經過的卡車揚起滾滾塵土。一天晚上當我們往監獄走去的時候，黑斑走在我前三行，突然間，他走出隊伍，撲向一輛剛從大門開出來的卡車。卡車停下來，已經太晚了，我看見他的腳猛烈地抽搐了幾下就躺在塵土道上不動了，我調開頭去。大家被命令快速地走回監獄。
沒有人談論黑斑的死亡，這件事情就象每天例行的生活一樣，過去就過去了。大家都恐懼得不敢有任何感情的流露，眼淚也都成為秘密。每天的日子都籠罩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大家對於毒打和折磨都變得麻木了。我的神經崩得越來越緊，逐日增加的焦慮快要把我的精神壓跨了。我也在考慮是否要步大黑斑的後塵。每當返回監獄的時候，批斗會就緊接而來，我肉體上遭受的毒打比以前減輕了，連瓊先生都有一點意興闌珊。兩個星期以來，我拒絕坦白交待，堅持自己的說詞。監獄管理人最後放棄了，他說我的案子將交給年度的批審大會來處理。我想我的固執最終贏得了難友的尊敬。
每年的批審大會在冬天舉行，分隊隊長會在大家面前宣讀他收集的報告。那些打了別人小報告的「積極分子」會得到一張毛澤東的像或者一本「小紅書」作為獎賞。「改造失敗」的犯人會被加刑，每一年總有幾名犯人會因為無法改造而被判處死刑。
千人面前執行死刑
1970年10月的一天清晨，我聽到大鐵門刮在地面上的聲音，門打開了，隊長對警衛大聲喊叫，讓他把犯人叫醒。監房的門開了，警衛沖進來喝令我們立刻起床。大家在外面集合，天還是漆黑的，天空中布滿了成千上萬的繁星，冷風刮著臉。有大卡車開進監獄，牢頭說卡車要把我們送到扎奇，參加年度的獎懲大會，這表示將要執行死刑了。
到達扎奇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我們跳下車，警衛命令我們坐在泥地上。更多的卡車運來了幾百個其他的犯人。拉薩附近監獄的犯人都被召來參加這個大會。天亮的時候，我們排隊走進監獄的場地。地上有粉筆寫的每個監獄每個分隊的號碼。一個干部向我們宣布開會的三條注意事項﹕不許說話、不允睡覺、不許上廁所。清晨的太陽帶來了一點暖意。司法部的干部走進來，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張長桌前面。其中一個人打手勢，警衛帶進將要被槍斃的犯人。我雖然慶幸不在中選之列，但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心裡極為厭惡。
持槍的警衛把那些雙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犯人一個接一個地帶進來。每個人的脖子上掛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我不認識的中國字，猜想是犯人的名字和被加諸的罪行內容。越來越多掛著木牌的人被拖進場地，不久大約有五十來人站在我們面前。一個警衛打了手勢，牢頭和積極分子們就大聲喊道﹕「消滅反革命分子！」幾千個人的聲音跟著響起來，叫著同樣的口號。在這些將要被處死的人裡面，有兩個我們大隊的人。兩天之前梅周貢卡的提貢‧班達和拉布秋兩人被點了名，謠傳說他們將會被釋放，當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將要面對死刑。現在這兩人站在那兒，眼見認識的人即將死去是很難忍受的。
貢噶林‧貢桑被處死
台上的一個軍官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被叫到前面跟那些跪在地上，一動不動馬上要處死的犯人面對面。有一名犯人被揪住頭髮，拉到我臉前。她是一個滿臉皺紋、沒有牙齒的老婦人，腫脹的臉滿布了瘀血，差不多已經奄奄一息了。直到今天，我想起她，全身都要發抖。兩個警衛抓住我，把我的頭往下按。有人高聲讀出這個婦人的名字和她的「罪狀」﹕反叛祖國、參加反革命行動、謀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我並沒有留心去聽她的罪狀，因為單單她的名字就已經使我的心砰砰跳動。
她是貢噶林‧貢桑女士，我以前多次聽過她的名字。貢噶林出身於西藏一個很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大家都很敬佩她對抗中國人的英勇行為。她組織並領導了1959年3月12號拉薩婦女的抗議活動。我聽說她在批斗大會上堅持宣稱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是西藏1959年起義的一位英雄。我們彼此相望，她的眼睛霧朦朦布滿血絲，臉上有一種表情，似乎要求我替她祈禱。雖然是冬天，但是太陽照進院子，使我覺得頭暈目眩。我想象在萬裡無雲的天空中，有一只鷹在我們頭上盤旋，我有一種感覺，這只大鳥會俯沖下來，叼起我，把我帶離這個地方，遠離這場即將來臨的死亡。
我旁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士兵，我吃了一驚，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大隊長走到我面前。「班旦加措」他叫我。我的喉嚨發乾，他並不期待我的回應，「你知道嗎？」他繼續說﹕「你站在懸崖邊走鋼絲」，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就差了這麼一點兒」，他指指那些等待死刑的犯人。我心裡又是恐懼又是厭惡，他的威脅我幾乎沒聽入耳。大會一直持續下去，宣讀犯人的案件一直持續到下午，最後他們宣布黨決定剝奪罪犯們的生存權。
死者家屬上繳子彈費和繩索費
幾千個嗓門拉開喉嚨喊道﹕「堅決消滅反動分子！堅決消滅人民的敵人。」這些人被拉上一輛敞開的卡車，卡車緩緩駛過在場的每個大隊，最後停在監獄門外，這裡有一條犯人們自己挖的大約五尺深的溝。幾名軍人爬上監獄的圍牆，以便看得更清楚，有些人卷起雙手眺望。囚犯被命令跪在溝前，然後一排機槍掃射了。子彈的力量把他們彈到溝渠裡，士兵們再度瞄準，從近距離給那些在第一輪沒有打死的人補上槍。開槍之後的一分鐘是完全的死寂。
那一天共有十五個人被槍決了。死者的家屬會收到一張帳單，上面列具發射子彈的數目和捆綁他們的繩子價格，從而得知他們的親人是被槍決的。死亡對我們如影隨行，這是黨權力至高無上的表現。面對死亡時，每個犯人的表現都不同。記得在1971年的秋天，又有一批人被一個個召喚到一個小辦公室去。辦公室的門是大開著的，房間有一張很大的窗子，從外面可以把裡面的情形看得一清而楚。有一個名叫強巴曲培的老年僧侶在我前面被叫進去。
面對死亡 僧俗反應不同
強巴是祥拜陀寺廟的住持，是噶甘地區一位聲譽很高、學識淵博的僧侶。他的腰圍很寬，臉圓圓的，無數的毒打和刑求，都沒有能使強巴放棄他的宗教信仰。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當他聽到被宣判死刑的時候所作出的反應。強巴哀聲請求寬恕，他在中國軍官面前匍伏在地，就象一個僧侶在老師或者高僧面前表示敬意那樣，他失去控制不停地哭泣，旁邊的士兵沖上去，把他拖到桌子前面。將他的手印按在一份文件上。然後把他象一個袋子一樣捆綁起來丟在屋子的角落。
下一個被叫進去的人名叫白瑪董丁。白瑪曾經是達扎地區的總管，達賴喇嘛尚未成年時，他是西藏的攝政。他在監獄裡很受人愛戴，白瑪也不知道將被判死刑，他站在桌子前面，一個軍官宣布黨要剝奪他的生存權。白瑪說﹕「謝謝你」，他聽起來十分愉快。不但我，連中國軍官們都感到意外，他接下來說的話讓大家更是大吃一驚。白瑪引用了西藏的諺語﹕「長而快樂的生命固然好，不快樂卻短暫的生命則更佳。」說完之後，他非常鎮定地把手指沾在印墨裡，然後在文件上畫押。
回想起來，我感到震憾，白瑪是一個世俗人，沒有受過冥想和佛教哲理的訓練，當他面對死亡的時候卻充滿了勇氣，然而另一個僧侶平時總是在思索死亡，他的信仰讓他明白肉身不過是一個短暫的現象，但是在面對死亡時卻如此錯亂而請求寬恕。白瑪的態度把漢人的權力抵消化解，他面對死亡的鎮定使得他們的殘忍變得毫無意義。
另外一個犯人由於偶爾污損了毛的像而被判處死刑。在一個周會上，他的罪行被揭露了，牢頭象往常一樣主持這個會議。一個犯人指控另外一名犯人對偉大舵手懷有刻骨的仇恨，證據是有人看到他那張毛的像上有一道很深的指甲印。會上還公開了這一道印子的確切尺寸，當局要這個被指控的人解釋，這條印子是怎麼弄到毛主席像上去的，他無法解釋，就被判處死刑。
批林批孔 劍指達賴喇嘛
這段時期，中國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在西藏這場運動則是針對達賴喇嘛和班禪活佛的。我們知道漢人要我們批判達賴喇嘛，指控他是黨和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頭號敵人，我們想方設法繞過達賴喇嘛，只指控西藏的貴族階級。干部們反複地問﹕「誰是西藏所有苦難的源頭？」一天，有名叫圖丹貢卻的犯人在開會的時候站起來，他因為參加了1959年的騷動而被判刑二十年。他鎮定地把其他人犯人刻意避免的話說出來了﹕「達賴喇嘛是西藏苦難的原因」，大家都能不相信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達賴喇嘛」圖丹繼續說﹕「是出賣祖國的奴隸主，我們應該揭發達賴喇嘛的罪惡。」他被減刑至七年，後來被任命為牢頭。1970年年底，各種派系的斗爭慢慢結束了，軍隊掌控一切。絕大部分的寺廟都被關閉或摧毀了，所有的西藏人都住在公社裡，這被形容為「發展的最高階段」。
未完待續，下接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