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做了「水祭」
1968年的春天我被派到監獄附近的一個製磚廠去勞動。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沒有斗爭大會,也沒有挨打。晚上是學習的時間,大家清一色地都閱讀毛澤東的「小紅書」。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閱讀,有兩個士兵和我們分隊長,名叫瓊先生的藏人走進牢房。瓊先生臉色黝黑,脾氣暴躁。年紀大的長官開始發話﹕「共產黨仁慈又有耐心」,他故意用一種非常莊嚴的口氣說,「黨給所有的反動分子改造自己的機會,可是他們仍然繼續反黨反人民,這些罪犯就象屠夫一樣,掛羊頭,賣狗肉。」這個軍官很有表演天才,他突然發難,只有一個可能性﹕我們中間有一個倒霉鬼將面臨嚴厲的懲罰。連牢房的頭頭都非常害怕,他要是不把任何最細微的小事向上面報告的話,就會被認為是同謀。長官看了另外那個士兵一眼,他立刻大聲喊﹕「班旦加措」,我不寒而栗。同房的難友一聽到是我的名字,都鬆了一口氣,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站起來走到房間中間,長官命令我坦白交待,他指控我「打悶槍」。
「坦白!坦白!」他大聲地吼道。很多犯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嚇得會把內心的秘密兜底倒出來。我明白現在必須鎮定,保持沉默,先等待這位長官透露一點倪端。那名士兵對於我的沉默感到異常憤怒,長官命令牢房的頭頭和其他人抓住我的手。他們把我的頭使勁往下按,並且把我的手臂擰到背後。「低下頭去!」那個長官叫道「你這個猖狂的反動分子!」周圍的犯人合聲喊道﹕「交待!坦白交待!」我仍然保持沉默。這個時候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一名犯人和一名警衛。牢房的頭頭拉我的頭發使我抬頭,他指著剛剛走進來的犯人問我﹕「認識他嗎?」我認識,他名叫仁曾,是從拉薩來的。我們在同一個分隊,在監獄場地我常常看到他,他也跟我一樣被派到製磚廠去,不過我不明白我跟仁曾之間有什麼關連。「我認識他」,我對審訊者說。牢房的頭頭把我的頭往地下按,仁曾開始控訴我。「班旦這樣惡劣的反動分子從來不肯承認封建主義被消滅了,他們還常常做夢,希望封建主義能借尸還魂。」仁曾指控我犯了罪,他說那天下午我做了一種「水祭」,這是一種西藏人常常舉行的儀式﹕把手指進入水中,然後在空中用指頭一彈,就算祭奉神祗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就沒有做過這種儀式了,因為我知道如果被任何人抓住,後果會有多嚴重。「你認不認罪?」長官問。
批鬥大會上拳打腳踢
「我根本沒有做這個儀式」,我很生氣地回答。這個長官又轉向仁曾,讓他把我犯罪的詳細經過重述一篇。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仁曾形容我如何把手浸到河中,然後彈向空中。可是事情並不是象他那樣說的那樣,下工以後,我們沿著一條狹窄清澈的河返回監獄,我把手套掉在河裡了,所以彎下身去揀。我用雙手掬起水來喝,水非常清涼,所以我往臉上拍了一些水,之後我把手甩了一下,想把水甩干。仁曾把這件簡單的事扭曲成為一種宗教儀式。長官立刻命令其他犯人對我開批斗大會。同監的難友們擁過來,從後面和兩側推我,有些人甚至踢我。牢頭拿了一條舊的粗繩子把我全身捆住,雙手捆在後面,使我無法動彈。我的胸口、手臂、肩膀以及肋骨上遭到了雨點般拳頭的捶打。犯人們知道如果不重擊我,那麼自己也會被控訴成為不支持社會主義。我沒法舉手保護頭部。我看過有人在批斗大會上死去。一位名叫薛康‧永登的溫文長者,曾經是第十三世喇嘛的文書,因拒絕批判達賴喇嘛,而挨打。他失去知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了。
我其實希望快一點死,我告訴警衛最好把我殺了,他們被我的「挑釁」激怒了,回答我的是,重擊我頭部的側面和踢打我的肋骨。這一陣拳打腳踢結束之後,警衛都氣喘如牛,汗流雨下。我倒在地下,牢頭把我鬆綁,繩子一解開,我的呼吸又恢復正常了。警衛撤離房間,那個長官還回頭看我說﹕「別以為你的案子結了,我們要一直審問到你招供為止。」我爬回床上,巨烈的疼痛慢慢平息,我進入了睡鄉。第二天輪到我到公共廚房提茶水。我的臉腫得厲害,胸部和手臂都是青紫瘀血。大家看得出來,我疼痛得厲害,如果不是怕被指控為「跟反動分子拉幫結派」或「同情反社會主義的罪犯」,誰都會願意代替我去擔任這項工作的。現在大家只能對我行注目禮,看我掙扎著提起壺,走到院子去。
後來我還是去磚廠工作。我犯罪的證據對大家而言,是顯而易見的可笑,但是犯人們都裝作沒事的樣子,把眼光調開去了。我盡可能努力工作,知道一旦停止工作,情況將變得更糟。那天下午我越來越焦慮,精神沮喪地回到牢房,還沒進門,就看見牢頭已經含著一支香煙在等著我了。我爬上床,可是他瞪著我說﹕「你想干什麼?」我說想躺下來,他大聲辱罵我﹕「落後分子」。接著分隊隊長瓊先生帶著昨天那兩名守衛進來了,他重複昨天的控訴,說既然我知道這種行為是禁止的,為什麼還繼續這種「水祭」,我重複地否認了。牢頭又命令大家開批判會,我低下了頭,其他的犯人開始推我,並且一個接一個地罵我,有些人只是來拉我的衣服,搖我,他們實在不忍心再來打我這樣一個完全無助的人。
「大黑斑」投身輪胎下自殺
這種情況持續了十三天,我無法進食。勞動是我唯一能夠得到的鬆弛的機會。可是一到傍晚,哨音響起,大家站隊返回監獄的時候,我的胃就抽筋,心裡充滿恐懼和憂慮。記得就在這段災難時期,有另外一個犯人自殺了,大家叫他大黑斑,因為他臉上有很大一塊胎記,以前是布達拉宮南加寺的僧侶,由於參加1959年拉薩起義而被逮捕,他在批斗會上被作為打擊對象,因而自殺。他跟我在同一個製磚廠工作,工廠和監獄之間是一條土道,每天我們沿著這條路往返於監獄和工廠之間,經過的卡車揚起滾滾塵土。一天晚上當我們往監獄走去的時候,黑斑走在我前三行,突然間,他走出隊伍,撲向一輛剛從大門開出來的卡車。卡車停下來,已經太晚了,我看見他的腳猛烈地抽搐了幾下就躺在塵土道上不動了,我調開頭去。大家被命令快速地走回監獄。
沒有人談論黑斑的死亡,這件事情就象每天例行的生活一樣,過去就過去了。大家都恐懼得不敢有任何感情的流露,眼淚也都成為秘密。每天的日子都籠罩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大家對於毒打和折磨都變得麻木了。我的神經崩得越來越緊,逐日增加的焦慮快要把我的精神壓跨了。我也在考慮是否要步大黑斑的後塵。每當返回監獄的時候,批斗會就緊接而來,我肉體上遭受的毒打比以前減輕了,連瓊先生都有一點意興闌珊。兩個星期以來,我拒絕坦白交待,堅持自己的說詞。監獄管理人最後放棄了,他說我的案子將交給年度的批審大會來處理。我想我的固執最終贏得了難友的尊敬。
每年的批審大會在冬天舉行,分隊隊長會在大家面前宣讀他收集的報告。那些打了別人小報告的「積極分子」會得到一張毛澤東的像或者一本「小紅書」作為獎賞。「改造失敗」的犯人會被加刑,每一年總有幾名犯人會因為無法改造而被判處死刑。
千人面前執行死刑
1970年10月的一天清晨,我聽到大鐵門刮在地面上的聲音,門打開了,隊長對警衛大聲喊叫,讓他把犯人叫醒。監房的門開了,警衛沖進來喝令我們立刻起床。大家在外面集合,天還是漆黑的,天空中布滿了成千上萬的繁星,冷風刮著臉。有大卡車開進監獄,牢頭說卡車要把我們送到扎奇,參加年度的獎懲大會,這表示將要執行死刑了。
到達扎奇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我們跳下車,警衛命令我們坐在泥地上。更多的卡車運來了幾百個其他的犯人。拉薩附近監獄的犯人都被召來參加這個大會。天亮的時候,我們排隊走進監獄的場地。地上有粉筆寫的每個監獄每個分隊的號碼。一個干部向我們宣布開會的三條注意事項﹕不許說話、不允睡覺、不許上廁所。清晨的太陽帶來了一點暖意。司法部的干部走進來,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張長桌前面。其中一個人打手勢,警衛帶進將要被槍斃的犯人。我雖然慶幸不在中選之列,但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心裡極為厭惡。
持槍的警衛把那些雙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犯人一個接一個地帶進來。每個人的脖子上掛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我不認識的中國字,猜想是犯人的名字和被加諸的罪行內容。越來越多掛著木牌的人被拖進場地,不久大約有五十來人站在我們面前。一個警衛打了手勢,牢頭和積極分子們就大聲喊道﹕「消滅反革命分子!」幾千個人的聲音跟著響起來,叫著同樣的口號。在這些將要被處死的人裡面,有兩個我們大隊的人。兩天之前梅周貢卡的提貢‧班達和拉布秋兩人被點了名,謠傳說他們將會被釋放,當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將要面對死刑。現在這兩人站在那兒,眼見認識的人即將死去是很難忍受的。
貢噶林‧貢桑被處死
台上的一個軍官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被叫到前面跟那些跪在地上,一動不動馬上要處死的犯人面對面。有一名犯人被揪住頭髮,拉到我臉前。她是一個滿臉皺紋、沒有牙齒的老婦人,腫脹的臉滿布了瘀血,差不多已經奄奄一息了。直到今天,我想起她,全身都要發抖。兩個警衛抓住我,把我的頭往下按。有人高聲讀出這個婦人的名字和她的「罪狀」﹕反叛祖國、參加反革命行動、謀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我並沒有留心去聽她的罪狀,因為單單她的名字就已經使我的心砰砰跳動。
她是貢噶林‧貢桑女士,我以前多次聽過她的名字。貢噶林出身於西藏一個很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大家都很敬佩她對抗中國人的英勇行為。她組織並領導了1959年3月12號拉薩婦女的抗議活動。我聽說她在批斗大會上堅持宣稱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是西藏1959年起義的一位英雄。我們彼此相望,她的眼睛霧朦朦布滿血絲,臉上有一種表情,似乎要求我替她祈禱。雖然是冬天,但是太陽照進院子,使我覺得頭暈目眩。我想象在萬裡無雲的天空中,有一只鷹在我們頭上盤旋,我有一種感覺,這只大鳥會俯沖下來,叼起我,把我帶離這個地方,遠離這場即將來臨的死亡。
我旁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士兵,我吃了一驚,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大隊長走到我面前。「班旦加措」他叫我。我的喉嚨發乾,他並不期待我的回應,「你知道嗎?」他繼續說﹕「你站在懸崖邊走鋼絲」,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就差了這麼一點兒」,他指指那些等待死刑的犯人。我心裡又是恐懼又是厭惡,他的威脅我幾乎沒聽入耳。大會一直持續下去,宣讀犯人的案件一直持續到下午,最後他們宣布黨決定剝奪罪犯們的生存權。
死者家屬上繳子彈費和繩索費
幾千個嗓門拉開喉嚨喊道﹕「堅決消滅反動分子!堅決消滅人民的敵人。」這些人被拉上一輛敞開的卡車,卡車緩緩駛過在場的每個大隊,最後停在監獄門外,這裡有一條犯人們自己挖的大約五尺深的溝。幾名軍人爬上監獄的圍牆,以便看得更清楚,有些人卷起雙手眺望。囚犯被命令跪在溝前,然後一排機槍掃射了。子彈的力量把他們彈到溝渠裡,士兵們再度瞄準,從近距離給那些在第一輪沒有打死的人補上槍。開槍之後的一分鐘是完全的死寂。
那一天共有十五個人被槍決了。死者的家屬會收到一張帳單,上面列具發射子彈的數目和捆綁他們的繩子價格,從而得知他們的親人是被槍決的。死亡對我們如影隨行,這是黨權力至高無上的表現。面對死亡時,每個犯人的表現都不同。記得在1971年的秋天,又有一批人被一個個召喚到一個小辦公室去。辦公室的門是大開著的,房間有一張很大的窗子,從外面可以把裡面的情形看得一清而楚。有一個名叫強巴曲培的老年僧侶在我前面被叫進去。
面對死亡 僧俗反應不同
強巴是祥拜陀寺廟的住持,是噶甘地區一位聲譽很高、學識淵博的僧侶。他的腰圍很寬,臉圓圓的,無數的毒打和刑求,都沒有能使強巴放棄他的宗教信仰。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當他聽到被宣判死刑的時候所作出的反應。強巴哀聲請求寬恕,他在中國軍官面前匍伏在地,就象一個僧侶在老師或者高僧面前表示敬意那樣,他失去控制不停地哭泣,旁邊的士兵沖上去,把他拖到桌子前面。將他的手印按在一份文件上。然後把他象一個袋子一樣捆綁起來丟在屋子的角落。
下一個被叫進去的人名叫白瑪董丁。白瑪曾經是達扎地區的總管,達賴喇嘛尚未成年時,他是西藏的攝政。他在監獄裡很受人愛戴,白瑪也不知道將被判死刑,他站在桌子前面,一個軍官宣布黨要剝奪他的生存權。白瑪說﹕「謝謝你」,他聽起來十分愉快。不但我,連中國軍官們都感到意外,他接下來說的話讓大家更是大吃一驚。白瑪引用了西藏的諺語﹕「長而快樂的生命固然好,不快樂卻短暫的生命則更佳。」說完之後,他非常鎮定地把手指沾在印墨裡,然後在文件上畫押。
回想起來,我感到震憾,白瑪是一個世俗人,沒有受過冥想和佛教哲理的訓練,當他面對死亡的時候卻充滿了勇氣,然而另一個僧侶平時總是在思索死亡,他的信仰讓他明白肉身不過是一個短暫的現象,但是在面對死亡時卻如此錯亂而請求寬恕。白瑪的態度把漢人的權力抵消化解,他面對死亡的鎮定使得他們的殘忍變得毫無意義。
另外一個犯人由於偶爾污損了毛的像而被判處死刑。在一個周會上,他的罪行被揭露了,牢頭象往常一樣主持這個會議。一個犯人指控另外一名犯人對偉大舵手懷有刻骨的仇恨,證據是有人看到他那張毛的像上有一道很深的指甲印。會上還公開了這一道印子的確切尺寸,當局要這個被指控的人解釋,這條印子是怎麼弄到毛主席像上去的,他無法解釋,就被判處死刑。
批林批孔 劍指達賴喇嘛
這段時期,中國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在西藏這場運動則是針對達賴喇嘛和班禪活佛的。我們知道漢人要我們批判達賴喇嘛,指控他是黨和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頭號敵人,我們想方設法繞過達賴喇嘛,只指控西藏的貴族階級。干部們反複地問﹕「誰是西藏所有苦難的源頭?」一天,有名叫圖丹貢卻的犯人在開會的時候站起來,他因為參加了1959年的騷動而被判刑二十年。他鎮定地把其他人犯人刻意避免的話說出來了﹕「達賴喇嘛是西藏苦難的原因」,大家都能不相信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達賴喇嘛」圖丹繼續說﹕「是出賣祖國的奴隸主,我們應該揭發達賴喇嘛的罪惡。」他被減刑至七年,後來被任命為牢頭。1970年年底,各種派系的斗爭慢慢結束了,軍隊掌控一切。絕大部分的寺廟都被關閉或摧毀了,所有的西藏人都住在公社裡,這被形容為「發展的最高階段」。
未完待續,下接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