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是古今不絕如縷的人類特殊生存方式，從公元前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l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 ；經中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英國哲學家、神學家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到近代英國哲學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 ……他們足跡所到之處裂變出新的生命細胞，是後世源遠流長的流亡基因。
流亡是最具文化特征和精神性質的人生磨難，踏入流亡門檻的大都是直面逆境的勇者，「凡是不能消滅我的必使我更堅強」（尼采語），只要一息尚存，他們必然持守和開拓使命，如中國遭困厄而作《春秋》的孔子、被放逐而著《離騷》的屈原、失明而做《國語》的左丘、斷足而論《兵法》的孫子……，滄桑好發憤，詩窮而後工。我們熟悉的很多閃光的名字是十九世紀的流亡者，波蘭的詩人密凱基維茨、鋼琴家肖邦；法國哲學家盧梭、伏爾泰，思想家狄德羅、作家夏多布裡昂、雨果、喬治桑，評論家斯塔爾夫人；英國詩人拜倫；德國詩人海涅；俄羅斯思想家赫爾岑、作家屠格涅夫、果戈裡……，他們平生的代表作品大都在流亡途中完成。
流亡是專制與奴役的產物，壓迫是逃亡的動力，上個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不合適生存的世紀，也是流亡人數最多的世紀。人類罪愆簿上記載的幾乎所有近代罪惡——殖民主義、反猶太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以及無數次內亂征戰和兩次世界大戰——都源起和發生在歐洲，因此這個世紀最多的流亡者出自歐洲大陸。這些流亡者不僅攜帶歐洲流亡文化基因，而且背著自己故土的文化使命：奧地利小說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波蘭的詩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英國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羅馬尼亞籍法國戲劇家尤內斯庫(Eugen Ionescu)，匈牙利裔英國作家庫斯勒(Arthur Koestler)，還有被列寧驅逐的兩、三百名蘇俄學者、作家、音樂家、畫家、科學家、神學家，他們以自己的流亡作品與十九世紀的流亡前輩一起，構成了地球上名聲顯赫的文化與精神家族。
歸根到底，流亡是勇者的高地，是他們強化自己生存意義的人生高地。已故波蘭當代思想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1985年10月在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發表文章，以古今各國、各民族的流亡知識精英為例證，從認知論、宗教學、創造性方面分析流亡利弊，贊美流亡對人類文明的傑出貢獻。已故的中國獨立學人王康（1949-2020），2013年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老康秉燭》專訪，從漢語世界首次關照人類古今流亡現象，針對歐洲的世代流亡與歐洲文明的關係指出：「流亡是歐洲現代精神的孵化器」。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北後退守台灣，是當代中國史上最大的集體逃亡事件。此後始於大陸人「逃港」，中共暴政下的日常逃亡現象不絕如縷四十年。至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被鎮壓，大批參與者被迫離開故土，構成中國當代第二次集體大逃亡事件。而中國當代綿延不絕的流亡現象並未因此終止，卻在和平時期終於形成高潮：據聯合國難民總署報告，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迄今，中國對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累計已經達到73萬，另有17萬多人以難民身份生活在境外。習近平上台前的2010年，尋求庇護的人數是7,732人，他上台八年後的2020年，這個數字達到107,864人，10年間，年逃離數量增長了13倍。僅去年（2021）一年，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就高達12萬，超過胡錦濤主政8年的總和。毋庸置疑，作為人口最多、歷時最長、體積最大的共產極權國家，中國的流亡者是世界流亡群體中一個巨大的家族，是人類流亡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流亡相比，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流亡相對特別：母語與避難所在國的完全不同，文化與習俗亦是天壤之別，因而中國流亡者尤其是知識精英，既不能像流亡於歐洲本土的西方流亡者那樣輕易度過最初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相應地，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創造也不如西方流亡者那樣有卓有成就。比起同是共產文化另一個國度，蘇俄時代的流亡群體，中國八九流亡者自身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資源和准備都相對遜色，相應的，他們的文化成就與俄羅斯流亡者也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然而，中國流亡者的艱難程度舉世無雙。其中重要因素是中共海外勢力的破壞。中共針對大陸流亡民主人士的滲透和詆毀30年來沒有怠懈，不遺餘力。以派遣間諜、竊取情報的基礎破壞工作為例，根據2022年3月16日美國司法部對中共美國特務的起訴書提供的信息，中國公安部指使的特務針對美國民主人士採取的各種非法方式，從基本步驟到作業方式，如經濟陷害、採訪誘導、電子監控、製造醜聞、直接破壞、實施暴力、參與活動、僱傭第三者、記錄各種信息、跟蹤、騷擾、賄賂、冒充……等，不完全累計多達二十多種。儘管長臂伸到異國他鄉，卻比冷戰時期蘇聯克格勃對東歐轄區異議人士的監控方式有過之無不及。
此外，中共利用網絡技術和「蒙面人」方式，針對性地虛張聲勢、撲風捉影、誇大其詞、甚至無中生有，謠言誣陷、蓄意攻擊、挑撥離間、引發內訌，以期摧毀民主人士的社會信譽，進而破壞海外民主運動。
即便在流亡者被消聲的母國，中共也沒閒著：收買御用文人，利用海外特務收集的信息撰寫文章，將中國流亡人士初抵西方適應期間的艱難情境、生存方式，甚至個人之間的齟齬刻意誇大、渲染，扭曲、貶低，並做政治化的包裝，扣上「 賣國求榮」的帽子，編篡成集，大量出版發行。製造流亡人士因背叛「祖國」而淪為西方三等公民、人不如狗的假象。以此詆毀海外民主運動，同時抹黑「民主」方式和「自由」價值。
縱觀冷戰歷史，從東歐到南美，均有流亡到美國的民主人士，卻沒有哪一個政權像中共這樣動用國家力量，幾十年如一日，以組織手段滲透流亡隊伍，非法竊取各類信息，破壞民運工作、詆毀民主人士，處心積慮地分化瓦解流亡陣營。中國境外民主運動始終公開透明，來者不拒；此外，民運資源所限，設防力不從心。故作為政治上直接對立的兩個陣營，中共政權和民運組織，二者之間在技術層面完全不存在平衡對峙的基礎：前者鐵幕厚重，其內部人事糾紛、派系角逐，政局動態，只能從其宣傳喉舌的八股文字中尋找蛛絲馬跡，或依人際之間的小道消息推測揣摩，其分析和研究的艱難程度足以形成一門特殊學問——「中國官場政治學」；（類似美國國會議長在總統國情咨文大會上當即撕毀相關文件表示反對之舉、總統競選人公開聲稱如若當選將把競爭對手送進監獄這類言論，及其所昭示的政體完全透明度，絕無可能出現在中國人大會議或其他公開的政治平台）；而後者，民運組織，則各項活動、運籌策劃、人事關系、內部齟齬全部公開化，即便私人事務、社會交往、家庭財務，個人健康……也被特務摸得一清二楚，形成了海外民運人士日常生活狀態「情報化」的局面。中共勢力滲透破壞易，民主勢力禁止提防難，這種情報與信息的絕對失衡局面，是中共破壞境外民主運動的重要優勢。
輔之以對人性弱點的利用，中共處心積慮的努力成效顯著。從多年前王炳章、彭明（已故獄中）的誘捕囚禁，到民運組織內部一些超常紛爭，在在證明中共陰暗勢力的惡業。
更需指出的是，中共惡業損害境外民運的信譽，其嚴重程度甚至導致一些曾經的民運人士或親民運的人士，公開宣布退出或聲稱自己不是民運人士，以便遠離「泥潭」，保護自己的清白。積羽可以沉舟，這種保護名譽的個人脫鉤行為無可厚非。然而更有海外異議媒體在報導相關消息時，特務與民運不分，對被起訴的中共特務使用「民運大佬」的稱謂，如：「重磅！美司法部起訴五名中共間諜，包括民運大佬」。美國司法當局起訴的是中共海外特務，這是這則新聞的要旨，所謂「民運大佬」是中共特務潛伏在民運中的外衣和掩護，潛藏再深，假冒依然是假冒，特務不是民運人士。比如司法部是獵人，中共特務是狼，民運隊伍是羊群，因為中共特務披著羊皮混在羊群中，報道居然狼羊不分，說：獵人抓捕五只狼，包括羊。如果把這個句式簡化一下，去掉賓語「五只狼」和修飾語「包括」，就成了「獵人抓捕……羊」，等於「司法部起訴……民運大佬」。南轅北轍！——一則新聞，標明「重磅」，以「民運大佬」等同於「中共特務」，應該不僅是語文水平問題，當然也未必是刻意混淆視聽，但極有可能的是媒體記者在潛意識裡沒能區分「民運大佬」與「中共特務」。如果這個假設成立，說明中共處心積慮的工作對民運人士信譽的損害深度及其潛移默化的特征。要知道，這不是相似事物之間本來就模糊不清所導致的混淆，這是兩個徹底敵對、完全相反的事物的完美混淆。順便說一句，這則新聞的標題出來後，被海外媒體廣為引用，對民主運動和民運人士造成了又一輪誤導性暗示和潛在傷害。卻居然無人看出破綻、提出異議！海外民運信譽受損的程度不僅深，而且廣，可見一斑。
聖賢有過去，罪人有未來，本節目指出中共以國家力量詆毀海外民運的惡業和惡果，目的並非為海外民運自身的弱點辯護，那些弱點和曾經的丑聞幾乎盡人皆知，無需我絮聒。在中共當局蓄意詆毀下，在海外民運的弱勢盡人皆知的情況下，尤其在旁觀者對海外民運的指責幾乎成為中國境外政治正確的局勢下，我認為指出被人們忽略的事實更重要：即便在中共如此惡業「加持」下，在最初的生存艱辛、逐漸加碼的輿論苛責、長期的資金的匱乏中，海外民運沒有銷歇零落做鳥獸散。
在八九雖敗猶榮的最初三兩年之後，漫長的低潮持續沖決中國政治文明的希望，蠶食人們追求民主的意志。當獲得八九六四綠卡的美國留學生們開始忘我地奮斗、爭取永久改善自我生存狀態的時候，中國流亡的民主人士則空懷一腔政治熱情而失去了資金支援和必要的輿論關注。轉而先求生存，他們卻既沒有中國留學生的外語准備，也沒有蘇俄「哲學船」上流亡貴族們的經濟支撐，而且誰都知道，在以外語打工、掙錢、讀書、養家、爭取體面生活的同時，還剩下多少時間、精力和資源可供分配給他們心儀的民主事業！
八九至今長達三十二年——有些流亡者參與中國民主運動並遭受迫害更早，他們青絲坐牢白鬢刑滿，前腳出獄後腳流亡——近三分之一世紀裡，中共依靠全球化賺取紅利，坐大成魔，海外民運卻孤軍奮戰，年復一年承受著這個巨魔的滲透和破壞，遭受著輿論的指責甚至歧視，一手照顧自己生存，一手舉著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旗幟，繼承八九精神，為中國人的文明進化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所餘不多的資源。
後來，當中國海外綠卡留學生們站穩腳跟，安頓家人，或接父母探親甚至移民的時候，中國八九流亡者們不是被阻止回國探親，就是面臨抓捕不能歸去，有的被邀請回去「看看祖國大好形勢」，卻始終被跟蹤監控，最終只能選擇放棄。忠孝不兩全，這自古以來的悲劇被新舊大陸之間的廣袤海水醃出特有的苦澀，遙望年邁雙親，中國流亡者必須忍受子欲養，歸不得的哀傷，最終還必須經歷父母故亡，不能訣別、不能送葬的悲痛。從文字裡、敘談中、並肩行走途中、長途旅行車上，對空愴然的凝視和長久的沉默中，我聽見、看見過他們艱難地咀嚼吞嚥痛失父母的噩耗和無處安放的淚水與自責。其中有一位，其母因為想念有國不能歸的兒子最終哭瞎了眼睛，病危的日子來臨了，他也沒能回到母親身邊。當他終於能跟母親咫尺面對敘談的時候，面對的是母親的一甕骨灰。他此生能為母親盡的孝心就是埋葬母親的骨灰。他背著骨灰去到台灣安葬。下飛機，下車去墓地，他一路走一路與母親拉家常：媽媽，前面就要拐彎了；媽，我們現在就過橋；媽媽您不累吧，咱們就快到了……。這是諸多流亡者中幾乎唯一有機會親自為父母送葬的例子。
捷克民主人士、前總統哈維爾最後一次訪美時回答聽眾提問說：即便不確切知道民主事業是否會在有生之年成功，也不應該放棄努力，他強調：「必要的是確信我們是正確的，我們擁有真理，我們相信我們的理念。……你不可能在最初就計算是否會成功。」這是捷克歷經44年專制奴役，抵抗終於成功16年後，其民運傑出領導人在美國國會公開演講的經驗之談。這個回答至今又過去了17個寒暑，哈維爾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國家和歐洲已經進入另一個時代，世界格局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依然在專制制度統治下，中國的民主人士依然堅信真理，孤懷獨往而不計成敗。宗教群體除外，試問還有哪一個政治流亡群體能夠任憑詆毀和遺忘輪番交替，不忘初衷，踐行理想，堅韌不拔？
美國是「五月花號」流亡者最初逃難和定居的家園，也是全世界流亡者的大本營，接納過無數來自全球各地因政治、宗教、經濟原因投奔而來的流亡者。從上個世紀開始，不止一個專制國家的政治流亡人士在這裡組織起來，爭取本國政治文明。同樣是遠離故土，缺乏資金，掙扎生存，長期堅持的煉獄，目睹各國民主團體狀況、接待各國組織遊說，比較之下，美國的人權活動家和國會議員助理們對中國民運團體評價讓中國民主人士吃驚：中國的民運團體何止不差！即便在最困難情況下也沒有販賣毒品，沒有走私武器，也沒有火拼打鬥，沒有涉獵其他違法之事。當然還不僅如此，中國海外民運在困境中從未停止過活動：他們針對性地舉辦各種研討活動和抗議行動，同時與國內同道保持聯繫，甚至輸送捐助……。
中國政治制度的人性化與文明化，匹夫有責，不分軒至，但海外以此為志、挺身而出，身體力行，直接參與的只有民運人士。歲月陶冶，大浪淘沙；盤點錯誤、分化整合；覺解參悟，自我更新；歲月輪轉，寒暑更迭，三十多年過去，如今依然站在民運隊伍裡的都是好漢。「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如果說「米蘭·昆德拉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米沃什離開了波蘭，他們將自己的經歷變成了現代文學名著」，那麼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則可能將自己的經歷變成傳奇——在坎坷而漫長的征程上頂住邪惡勢力，砥礪前行的當代傳奇。
2022年7月14—24日
草於美國華盛頓郊外 時酷暑華氏97度
《光傳媒》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