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9年，台大校長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倒下時，他聲嘶力竭爭的是：「絕不能廢止台大清寒獎學金」。他知道兩年後這獎學金將栽培出另一位台大校長嗎？
民國41年，清寒生孫震因為這獎學金在台大安心完成學業，並在50歲時出任台大校長，他是第一位自台大畢業的台大校長。
台大是台灣當年唯一的大學，孫震因家貧差點放棄，在姨母的堅持、獎學金的支持下，他才成為台大人。獎學金讓他學雜費全免，每月還可獲得生活費93元，他只要每周幫學校做幾小時工作即可。大一時，他被分派的工作是打掃教室，當時和他一起清掃的還有兩人，一位是于宗先（後來成為知名經濟學教授、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對台灣經濟發展、人才培育很有貢獻），另一位是丁介文（她直到兒女大了才繼續進修，近50歲拿到博士，前幾年獲全美保險業傑出女企業經理人獎）。
那個年代的人，都是戰火餘生，都是「生不逢辰」。孫震三歲時就碰上對日戰爭，好不容易抗戰勝利了，又遭逢國共戰爭，他的童年、少年不是逃鬼子，就是逃土共，念過八所小學，初、高中都各只念兩年。
他在大陸讀「山東省立青島臨時中學」高一，到台灣之後考入台中「裝甲兵子弟中學」（今「宜寧中學」），直接念高二，他是「裝甲兵子弟中學」第一個考上台大的學生。當年不是聯招，台灣只有一所大學、三所學院、四所專科，各自收費招生，學生若無十足把握，不敢「浪費」錢去考台大。
那年頭，大家都窮，有各種滋味。高中時，他曾被訓導主任叫去談話：「你品學兼優，就是太不注重儀容了」，因為頭髮太長。他生活費太少，當月若須買牙膏或肥皂，就沒錢理髮。他念大學時，教科書很貴，外文書更是珍稀，有一次，系裡弄來兩種各十本英文原著，一百多位學生抽籤購買，孫震兩本都抽中了，高興之後，開始痛苦，因為要花費他整整兩個月獎學金。那兩本書，他花兩個暑假，勤查字典，一字不漏讀完，摩挲再三。
他總說「我是一個笨笨的人，所以認真念書」。從到台灣開始上高二起，直到在美國拿到博士，從未蹺課。他極珍惜讀書機會，老師上完課，他回家立刻複習，當天就搞懂。他靠美國傅爾布萊特、奧克拉荷馬大學和台灣國科會三種獎學金，分兩個階段完成博士學位。在奧克拉荷馬念書時，冬雪紛飛，他只有一件在台灣用200元買的二手風衣，在風雪中如同披著一張報紙，但那已是他最珍貴的財產。
這個寒門子弟，出身書香門第，世居山東平度城東關「文村巷」（以「文村」命名，據說就是因為他們孫家）。孫震的高祖父是清同治七年（1868）進士，父親孫功偉曾任平度三個小學的校長，是七七事變前平度縣最年輕的校長。
古人曾譏嘲「百無一用是書生」，他們家不是這種書生。孫校長的高祖父儒卿公17歲為州學生，咸豐11年（1861）捻匪犯境，他率鄉人捍衛家園，被長矛刺中喉嚨，癒後棄武從文，發憤讀書。他的外祖父邱丕振公為鄰邑掖縣望族，17歲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為革命先烈，蒙難時年僅28。孫爸爸也不遑多讓，這位校長在對日抗戰時，參加游擊隊，屢有戰功。當年保家衛國，「拋頭顱，灑熱血」不是口號，他們不曾奢望外國人替他們打仗，甚至不敢寄望政府。
抗戰勝利後，這些所謂「游雜部隊」卻被歧視，但是他們這種直心腸的人仍然「忠黨愛國」，心向政府，拋下家人，追隨政府打共產黨，孫爸爸的老母妻兒則流浪到青島，成了難民。這成了孫震很深刻的記憶，媽媽去撿市場丟棄的菜葉、別人啃過的西瓜皮，醃成鹹菜給一家子吃。十幾歲的孫震也拖著小車，去工廠挑他們燒過的碎煤，拿到河中淘洗，剩下沒燒透的所謂「煤核」，給媽媽升火。直到大陸幾乎全面赤化，政府遷台，孫爸爸才把孫震託給友人帶來台灣，自己從另一管道逃出，老家留下一對兒女、有孕在身的妻子及岳母。
孫爸爸這個打游擊的「教書匠」，來到台灣，放下筆桿、失去槍桿，完全沒有謀生技能，摸索好久，最後學會打燒餅、磨豆漿、炸油條，這才安頓下來。
孫校長回憶父親工作的身影，「他穿著汗衫當爐打燒餅，夏天時，那可不是『汗流浹背』可以形容」，他看我一頭霧水，嚴肅地先說文解字：「『汗流浹背』是被誤用的成語，《後漢書》：『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是說曹操見了漢獻帝出來之後惶愧不安的樣子。那四字不是用來形容工作辛苦」。
即使時隔七十年了，孫校長仍記得父親打燒餅時的樣子，「工作辛苦的那種流汗，絕不是『浹背』而已，而是額頭上的汗流到眉毛被擋住，再往兩邊流下」。他曾在看著大汗淋漓的爸爸時，突然靈光一閃：「人的兩道眉毛一定是『進化』的結果」，否則汗水不斷流進眼睛，怎麼工作？這個現在聽來好笑卻不無道理的邏輯，應是一個孩子對父親的辛勞備至極感心痛的領悟。
孫爸爸白天在台北廈門街賣豆漿燒餅，晚上在螢橋新店溪畔賣茶，一度很有事業心的把豆漿店擴張成三家，一家在南門巿場，一家在古亭巿場，他也做過月餅，在羅斯福路、和平東路口賣過牛肉，但做什麼賠什麼。孫爸爸慷慨仗義，同鄉老友很多，但對家人「大而化之」，他的弟弟孫同勛是靠兩個姊姊照顧，而在台灣唯一的兒子孫震則是交給太太的妹妹撫養。孫震直到考上研究所才搬入台大宿舍，他一生只跟父親開口要過20元。
孫同勛是孫震叔叔，比他大一歲，也是讀書人。孫爸爸和友人晚上在家打麻將，孫同勛只好站在屋外電桿旁的街燈下讀書，成為廈門街違建區一景。孫同勛後來也考上台大，和孫震在同一個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是知名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叔姪同時任教台大，這在校史上是唯一。
「我這輩子一心一意讀書，只想做個稱職的老師」，這是青年孫震認為可以操之在己的心願，但人生自有安排。他的碩士論文獲得校外口試委員蔣碩傑（中研院院士，台灣走向自由經濟的關鍵人物之一）的重視，把他推薦給美援會，三年後孫震回台大經濟系擔任講師，一路升為教授，後來又被政府借調至剛成立的經設會擔任副主委，十一年後接掌台大，九年後接任國防部長，一年十個月後轉任政務委員，最後在工研院董事長任內退休，可謂「歷任要職」，但是，「這都不在我的人生規畫裡」，孫震認為，「我只是一個經濟學者，湊巧擔任這樣那樣的職務而已」。
他從未想過「鴻鵠將至」，他說自己只不過「凡事盡忠心」，在每個職位上把事做好。他從未「求官」，一生只「求職」一次，就是回母校任講師。他在《半部論語治天下》裡詮釋《禮記．儒行》這段話：「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慎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他的白話解釋十分平實，充滿退讓，似乎很不符合這個時代，但其實是積極主動的「反求諸己」，而且飽含自己的生命驗證：「儒者重視自己的尊嚴，不會主動去求職，但會在學問上和品德上做好準備，等待出仕的機會」，而這樣的儒者「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這種人「請他做官難，但他不會計較俸祿；雖然不計較俸祿，但是留住他不容易，因為道義上如果不合，就會離你而去」。
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十年，辭職七次。孫震任職台大校長九年，也曾辭職，那是他人生最煎熬時，去留都不是為自己。台灣1987年解嚴，蔣經國1988年去世，孫震在1984～1993年任職台大，正是解嚴前三年、解嚴後六年，街頭抗爭如四竄的野火，台大作為台灣最高學府，推倒戒嚴時期留下的心理高牆，自有責無旁貸的使命，孫校長「躬逢其盛」。台灣民主史上知名的「野百合運動」，就是1990年由台大學生拉出序幕，要求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各校學生最多時曾達六千人。他們的訴求不是校長可以回覆的，孫校長曾去看學生，贊成他們的言論自由，但希望他們不要罷課，也不要干擾想要上課的師生，他說「上課是學生的權利、老師的責任」。1991年又爆發「廢止刑法100條」的學潮，主張「意圖」破壞國體、非法變更國憲、破壞政府，不能論罪，以免人民連「想」的自由都沒有，也避免政府「誅心」，製造口實，將異議者入罪。時逢雙十節前，孫校長與「100行動聯盟」李鎮源教授商定，把台大抗議師生自總統府前移到台大基礎醫學大樓外的矮牆內，並與教育部長毛高文要求警政單位讓台大自我約束，警方不要取締。各方說好，最後卻爆發衝突，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答詢時震怒，表示支持警方，「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允許校園有治外法權」，並批評「警察要進入時，校方找不到人」，「學校負責人未能負責，我非常不滿意」，其實孫校長和警政高層始終連繫不斷，但現場失控，警方動手驅離。
孫校長看到電視報導的郝談話，當晚提出辭呈，他認為「個人可以默爾而息，但作為台大校長不能受辱」。他辭職受訪只說「尊重院長，唯日久自明」。慰留孫校長的花籃從二樓辦公室排到一樓，台大也前所未有的團結，各系連署請求校長不要走。郝院長很快就知道自己資訊有誤，第二天即跟孫校長道歉，並親赴孫府致意。總統李登輝也派黃大洲、蔣彥士勸他不要辭職。
那時，許多人藉機「倒郝」，在郝院長兩度道歉下，孫校長是否留任，又成為一個難題——「士可殺，不可辱」，不少好友勸他「飄然遠去」，留名青史；也有許多好友勸他「相忍為國」，不要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各方寫給他的信函之多、歧異之大，讓他最後都不敢拆。留任需要更大的勇氣，他在宣讀留任聲明時，雙手顫抖，眼眶含淚。
相對之下，收回台大校地13處，並在時限內完成徵收校地16.96公頃，這個「當時若不做，今天已做不到」的艱鉅工程，反而相對容易。收回各機關借占的台大校地，其中極大部分與國防部有關，但在蔣經國支持下，軍方終於分年歸還。
徵購校地涉及許多民間地主，來自台南鄉村的台大總務長黃大洲溫暖、細膩的一一解決，他在堅定執法的同時，能同情的了解經濟弱勢者，為他們爭取額外的補貼，替他們找房子。孫校長說黃大洲是一位「常懷悲憫之心，知道民間疾苦」的「誠篤君子」，後來黃出任末代官派台北市長，推動基隆河截彎取直、拆除老舊不堪的中華商場一千七百多戶及大安森林公園預定地二千六百多戶房舍，無不繁鉅，黃大洲極力爭取從優補償，一一化解困難，終讓巿容一新，但當時飽受罵名，黃大洲參加首次台北巿長民選，輸給陳水扁。「剛毅木訥近仁」，孫校長以此形容他的老同事黃大洲，只是這樣的儒者，很難在民主選舉勝出。
很多人說孫校長是「恂恂儒者」，既是誇讚，也是感慨，這個時代已不太能了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意思了。這種人不太會為自己說話，台大教授朱炎曾引陳東塾的話「大事難事看擔當，順境逆境看衿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形容孫校長在艱苦卓絕的環境裡勇於任事的「敏於行」，卻又能在含冤忍辱的情形下溫柔敦厚的「訥於言」。這和現在官場競比伶牙利齒，哪種人更令人傾慕？
2020年孫校長獲得《遠見》雜誌第一屆「君子經濟學家」的榮譽，錢復在頒獎典禮用「謙謙君子」形容他。
他的謙謙，從小到老都一樣，認識他多年的朱炎讚他「窮達如一」。孫震結婚時，一位他服役時的軍中工友送來五十元大紅包（當時少尉月薪也才三百多元），他說：「孫少尉從來沒叫我『老徐』，都是稱我『徐先生』」。
尊重所有人，孫校長至今與人約會絕不遲到，即使明知婚宴必不準時，也準時前往，「寧可我等人，不願人家等我」。
「修己以敬」，「君子學道則愛人」，這不是道學，而是「理當如此」（他的一本書名）的日常生活。（上）
轉載自《聯合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