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9日，台灣新冠疫情正往高峰奔去，立院在混亂中三讀通過修正「會計法第99條之一」，形同為陳水扁在總統任內的「國務機要費」案除罪，一連串以假發票報銷公費的案子就此清零。
2016年孫震在台大替他做的口述歷史裡說，政治領袖爆發以假發票報公費的醜聞，「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
那是什麼時代？
民國40年代，身兼三要職（美援會副主委、台銀董事長、外貿會主委）、被稱「經濟沙皇」的尹仲容，他是「台灣經濟工業之父」，病逝時手上沒有一張股票，連喪葬費都沒有。橫跨1960～80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推手」、「台灣科技教父」李國鼎身後也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備受尊崇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中風後坐輪椅，公務車上下不便，他不願申請換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送他一輛凱迪拉克，他拒受，惕老說暫時借他，這才解決問題，他去世後，孫家立刻歸還。
尹仲容「一個人當三個人用」，從不準時下班，不報加班費，也沒有領兼薪，這變成「尹仲容精神」。孫震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尹仲容部門，沒日沒夜，「我做了一輩子公務員，從來沒有報領過加班費，也沒有把首長的特支費挪作家用」。孫震任職經設會副主委時，主委是張繼正，他也在尹仲容時代任職美援會，張繼正連私人、公家信函的郵票都清楚分開，一介不苟。孫震認為就是因為「政府首長這般清廉，才有台灣早期的各種成就」，只是後來大家越來越不在意，先從「小地方」開始，整體素質漸漸下降，台灣在1990年後失去「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地位，甚至一度成為倒數第一，孫震認為與此有關，「經濟不僅是科技問題，也是文化問題」。
美援會的行政效率高，當年會中流行一個說法：「尹仲容今天交代你的事，希望你明天做好；李國鼎今天交代你的事，希望你昨天已經做了。」當年美援會專員葉萬安（前經建會副主委）也曾說：「才開完跨部門會議，人家還在寫報告，我們美援會就已把執行辦法送到各單位了」。
孫震在美援會的主要工作是給副主委尹仲容、祕書長李國鼎擬演講稿和寫文章，他的稿子只有兩次被要求修改。一次是尹仲容的演講，尹先生認為孫震準備的講稿未消去季節變動，當時開講時間將至，尹先生先上台講上半部，孫震在辦公室火速改寫下半部，及時趕上；另一次是李國鼎一篇關於對外技術援助的文章，李先生將文中所用的「援助」改為「合作」，以尊重受援國，並特別把孫震叫去辦公室向他說明。
受到長官鼓勵，年輕的孫震努力工作，白天不夠用，晚上繼續熬，感冒生病也從不請假，加上家裡燒的是煤球，久咳不癒變成氣喘，最嚴重時，每天黎明前都會發作，不能呼吸，覺得自己快要死了，天亮了，又悠悠轉來，繼續上班。他曾求診一位名醫，卻被告知「這病終身沒法痊癒」，讓他當場淚下。
其實，那是身體在警告他，他太累了，但他不懂。1962年王作榮替他申請了聯合國獎學金，到泰國曼谷「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接受九個月在職訓練，研習經濟發展與經濟計畫，那裡氣候溫暖，工作壓力較小，學習本身更是讓他快樂，他的不治之症才不藥而癒。
1964年，孫震從美援會改組的經合會（經濟合作暨發展委員會）請辭，回到台大經濟系任講師，重返初心，讀書、教書，他萬萬想不到十年後會再回政府工作。1973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將經合會改組為經設會（經濟設計委員會），作為行政院的經濟幕僚單位，孫震被借調任副主委。1977年經設會又改組為經建會（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經濟政策的研擬、協調與整合，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參謀本部，孫震留任副主委，並兼發言人，直到1984年出任台大校長。
作為一個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參與政府的實際工作，孫震促成並見證了台灣經濟的蛻變。1970年代世界經歷兩次石油危機，物價膨脹，繼之以經濟衰退。經濟學者鑄造了一個專有名詞「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形容「經濟低成長，物價高膨脹」的艱難狀況，全球都陷入此一困境。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雖未必很懂經濟，但會傾聽，「他只聽你講，自己很少說」，經國先生綜合學者專家的意見，組成台灣史上最強的財經團隊，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畢業於大陸名校，曾受現代西方科技教育，經驗豐富，並有中國儒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在迅猛的巿場變化中，完成台灣經濟的全面自由化，並推動十大建設，使台灣基礎建設大為提升，而且孕育了資訊電子，使台灣後來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鎮。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台灣最早成為已開發國家，不能不歸功於當年具有開放心胸、國際視野的蔣經國團隊。
「我們當時其實可以走得更大膽一點」，孫震仍有遺憾，「如果決策者對經濟學有更多的理解，對經濟學者有更多的信心，匯率、利率能夠更快速回應市場，當時台灣經濟應會成長更快，也可避免後來股票巿場從一萬兩千點摔到兩千點的泡沫化」。
除了「經濟」之外，他年紀越長越覺得「文化」才是國家可大可久的「根」。
孫校長公職退休後，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除了教「經濟政策」之外，特別開設「企業倫理」的課，並重新闡釋影響他一生的儒學。他自2000年起至少寫了九本著作以儒學、企業倫理為主題，並在新冠疫情期間撰寫出版了《孔子新傳》，除了四書和五經之外，融通、參證春秋三傳、史記、戰國策，簡直是一部以孔子為軸心的春秋史。
孫震解釋儒學最令人一新耳目的是，他以「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和孔子相互闡發，這兩位看似極端相反的大師，在孫震筆下，有時如同一人。
「多為別人著想，少為自己著想，節制私慾，樂施仁善，成就人性的完美。」你以為這是孔子「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的白話版，錯，是亞當史密斯。
「人口很多了，政府如何促進人民福祉？應增加他們財富」，你以為這是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錯，是孔子回覆弟子冉有的問題：「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案是：「富之」。
《四書》是孫校長的床頭書，《國富論》是孫校長研究經濟學的起點，他兩相匯通，讓人看到一般人忽略的亞當史密斯在撰寫《國富論》之前原本是倫理學教授。但是，孔子和亞當史密斯在「幾微之際」仍然有別，這成為他們極大分野。
史密斯第一本名著是《道德情操論》，那是《國富論》基礎，他再三申明人不僅「利己」，也有「利他」之心，經濟發展即是奠基於此——利己的同時即利他，經濟最大價值於此誕生。但是，史密斯的「利他」是結果論，並非是發諸本心。史密斯認為，「我們得到晚餐，並非因為屠宰商、釀酒者和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我從未聽說那些假裝為公益而交易的人做出什麼好事來」。
為他人、為公益，未必是「假裝」，對儒家來說，那是發諸本心的「義」或「道」，而且是任何財富、權勢來源必須先建立的前提。若不合乎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合，「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若利己卻害人或敗德，真正的儒者絕不能做。若以這樣的初衷經商、建廠，會有食安問題、豆腐渣工程、血汗勞工嗎？
除了亞當史密斯，孫校長還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及哲學家康德為輔，不僅讓孔子變立體了，也讓儒學更具當代感。這樣的東西方對話，尤可看出資本主義現在嚴重貧富不均的困境，是因完全忽略了他們鼻祖從利己、利他衍生出來「審慎」、「公平」、「仁慈」的美德，而只一味在利己。「審慎」是節制自己私慾，「公平」是不減少他人利益，「仁慈」是增加別人利益。唯有利己、利他並進，這樣的經濟增長才能讓社會共利共富。
西方資本主義已越來越重視「利己」，並因此引發相對剝削感，「占領華爾街運動」只是冰山一角，而儒家則是強調擁有財富之前須先講「義」，兩千多年前的儒學在此和現代問題接軌，並看起來是個解方。
孫校長文字理性，乍看迂腐，但「聽其言，觀其行」，參照他的做人處事和政策，會發現他的「仁」學絕非口耳之學，而是「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孟子．盡心上），自然流露，溫婉動人，卻有時被人訕笑。
1992年金馬解除「戰地政務」，早已解嚴的台灣地區自此可謂全面脫離「戰時」。孫震在第二年（1993）接任國防部長，他提出減少「不合理的操練（軍中美其名曰「磨練」）」，主張「讓軍人回家吃晚飯」，讓他們在平時也可享受天倫之樂、看到孩子成長。他認為社會越愛護、敬重軍人，軍人越會自重，更願保家衛國。他並想到軍人退伍之後的就業問題，主張國軍除了是戰鬥體、生活體，更應是一個「教育體」，苦學出身、曾任台大校長的孫震，認為應給予軍人能銜接社會職場的專業教育，甚至讓他們去大學上課、修學分，妥善利用在軍中漫長的時間，讓量體龐大的現代軍人成為社會進步的人力資源。
這位「文人部長」的想法可能過於「文人」，但也正因為他是真正的「文人部長」，才有這樣充滿人文主義、赤子之心的主張。「主張」來不及變成「政策」，他便卸任了。
他說自己是「沒出息的溫情主義者」，我卻以為正是這樣的「沒出息」，使他把人人還原成一個個「人」，每個「人」都是生命，都有人生，都是一個家庭，而不是遠在天邊的客體或阿拉伯數字。
他也喜愛草木鳥獸，在台大校園看到俗稱「大笨鳥」的黑冠麻鷺，會悄悄跟著牠們腳步拍照。他每天自製Line的早安圖，都是自己拍攝的動植物，不只是靜態的，有時是一池搖晃波光的各色錦鯉。他喜歡席慕蓉的詩，有一陣子，他送人家的書不是經濟學，而是席慕蓉的名作《七里香》。他曾在一張印有席慕蓉詩的書籤透明封套裡夾了一朵茉莉花，快四十年了，他仍保有那張書籤，那花已枯成咖啡色，但他依然記得那朵茉莉是在台大舟山路農場撿的，而且是被席慕蓉的那詩觸動：「我將我的哭泣也夾在書頁裡／好像／我們年輕時的那幾朵茉莉」。
他在公職退休後，2000年第一次回山東老家，看望老母。自他少年離家已超過五十年，他的頭髮已全白，而他親愛的母親雙目全盲，看不見這個白頭兒了，一個多月後，老母去世。幸運的是，孫媽媽在1987年曾來台和孫爸爸一起生活了兩年，當時她只有三十七公斤，一目失明，雖然歷經戰爭、恐懼、飢餓，但端莊矜持一如當年那位大家閨秀。
孫爸爸在1990年最後一次返鄉，本想以後即在台灣終老，未料突然腦溢血，埋骨老家。落葉歸根，這是不是也算圓滿了？孫校長卻不無傷感，當年和孫爸爸一起抗日剿匪、同甘共苦的戰友都在台灣，比家人還親，他們最後未能看到彼此，「海天遙隔，夢魂為勞，怎能無憾？」
此憾已不能彌補，而兩岸相隔的也不只是台灣海峽。平度老家對孫校長已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的老家和南關油坊胡同的外袓母家，都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那棵在秋天晚上果落大地聲聲敲夢的棗子，不僅已不見，連院子都蓋上了整排房子，哪有棗子？他念過的崇真小學也已變成菜巿場，「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蘇東坡．後赤壁賦）。
「『故鄉』不是現實存在的地理名稱，而是連結著我們失去的歲月和對親友的記憶，永遠留戀，但也永遠回不去了。」
他在山東出生，只待了十六年，那是「故鄉」；他在台灣超過七十年，流汗流淚，那個當年沒錢剪髮的少年早已一頭白髮，這是「家鄉」。「Home is where my heart is.」孫校長以這句英文及東坡詞「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回答我的「故鄉」叩問。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