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土地上一度也為「自由」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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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先生對「自由」的認知與沖動，來自於他的環境、經歷與思考。他說：「實際上，當時面對滔滔文革的喧囂、荒誕和殘酷，自己成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懷疑主義者，越來越孤僻而叛逆。在小黑屋裡，自己最深的恐懼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苦難與悲劇會被埋葬在歷史的黑幕之中而永不為世界所知。」
後來，他又從反右鬥爭、大飢荒慘劇、文革等悲劇中「在靈魂中埋下使命之種子，促成我記錄下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為自由抗爭的血淚歷程，這是感性的私人化的動因，卻強烈而持久。」
胡平先生對陳奎德先生與《自由中國譜系》有很高的評價
他說，陳奎德博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一位領軍人物，《自由中國譜系》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史的論述，寫到了理念與理念的傳承，並通過一些自由主義思想者的人生軌跡，放置於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下，因此既有深度，又有厚度與溫度。
這本書不但有助於我們了解自由主義，了解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及其流變，了解140多年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思考與奮鬥，也有助於我們今後為自由中國抗爭。
我的認知來自於我身邊的環境與事件，1979年魏京生被逮捕，並被指控「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剛剛開始時，主動向外國人泄露國家軍事機密，並撰寫反動文章和主編反動刊物《探索》」後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
我在《文匯報》閱讀到這些，那時我還不知道老魏的「第五個現代化」，彼時的我在一家企業工作，那一年我加入了中共，負責共青團工作，沒多久轉為負責宣傳科工作，後負責企業的計劃經營管理工作，這是我的環境，與陳奎德先生所處的環境完全不一樣。
關於中國的自由運動 我記得這麼幾次
1986年2月蘇聯在莫斯科舉行蘇共「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提出新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觀點，他第一次提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協調與依賴等等。
我曾經負責企業的宣傳工作，對「新思維」特別敏感，特別是他指出「在時代特徵上，經濟科技的高度發展，使整個世界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賴日益增長，各大國之間除合作與協作外別無選擇。」
其時我已轉入負責企業的計劃經營管理工作，對我來說，這些理論特別受用；我的直接感受是，社會主義不能與資本主義對抗，在技術與管理上，我們不必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具體做法是：對資本主義的管理經驗，可以采取「借鑒」與「拿來主義」；八十年代中國企業還是計劃經濟，「市場調節」是後來的事，作為計劃經濟的補充。
我當時寫過一篇《解析企業生產結構的適時調整》的論文，並得了高分，主題是：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不能盲目的按照上級的計劃規定與指示，組織生產與銷售，必須根據市場需要，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適時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即產與銷的銜接對口一條龍模式，在當時這等於是直接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等。
這一年的年底與第二年年初，在全國正式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中國政治運動最後一次下達整人的指標，我們單位的指標是1個名額，經過背靠背談話、檢舉揭發、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我中招了！對我采取行動時，我的同級幹部與我的下屬都知道，我卻絲毫不知。
舉行會議的那天，人人唇槍舌劍批評我，我當時還兼任科室黨支部組織委員，我提醒大家：「這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也應該展開自我批評。」結果引來了全場激烈批判。事後，我的下屬私下向我道歉，因為他們必須這麼說，上級分別找他們談話了，強調了「這是原則立場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真的難以接受，我的問題很嚴重，被列出了十大罪狀，第二天企業大門口張貼了對我停職隔離審查的「白布告」，我心想完了，我將面對開除黨籍、革職與監督勞動，我的人生就此結束了。
複雜的經歷與過程就不細說了，現在當笑話說了，其實當初我死的心都有了；還算好，大約半年後，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反自由化運動會造成新一波冤假錯案，不利於改革開放。」我也被及時平反了。
1988年6月電視紀錄片《河殤》播放後，社會被震撼到了，昏沈朦朧的中國大地被《河殤》喚醒了，所謂「醍醐灌頂」一點也不為過。
《河殤》成為中國變革的一種動力與能量，激活了人們的思想，它從多樣化，或者說全方位視角，反思黃河文化、華夏文明，將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思潮推向極致與高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由主義，又成為思想與意識的翅膀，在那時我知道了蘇曉康先生。
後來發生的「八九民運」，經過《河殤》的社會啟蒙，人們支持與擁護學生運動，成為整個中國百姓的共識。
在我看來，自由主義思潮、《河殤》電視紀錄片與「八九民運」是中國社會整體變遷的過程；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讓中國人從階級鬥爭的陷阱中爬了出來，呼吸到了清新的思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界限是可以破除的。
《河殤》電視紀錄片是自由主義的報曉雞、播種機、宣傳機，提前為「八九民運」提供了社會大眾的認識與思想基礎；「八九民運」更是中國當代的偉大事件，遠勝於「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與意義，它是當代中國最大規模的社會自由民主運動。
1989年10月在「八九事件」後，對幹部在事件中政治觀點與表現的清查工作中，我又被背靠背的檢舉了，這一次我就不等被抓被關，及時出逃了。
《自由中國譜系》的作用與意義
在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對於自由思潮在今天的中國，陳先生這樣寫道：「有人對我說過，自由主義已經過時，特別是在中國，它已經臭大街，而公知更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我相信在今天中國的學府裏，在書本上，自由主義已被翻過去、倒過來、翻熟了、搗爛了……，但也僅僅是一些學者們餐桌上的「牛排與奶酪」或者書桌上的Cognac，只是開啟了一個縫隙。
自由思想並沒有走入社會底層，進入百姓的思想中，當年《河殤》的全社會影響與覺醒，已不復存在。
為什麽一方面以為自由主義已經過時，而另一方面還有這麽多學者為了自由寫作、發聲，卻被投入監獄，還像中世紀《地獄篇》所描述的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這就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明晰的答案：在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必須再度卷土重來，走進百姓的社會層面。
中國需要自由思潮的普及、啟蒙與傳播
學術上對於「自由」概念的不同見解，在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認識上有所不同，各國憲法規定也有差別，言論信息自由和新聞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法律概念上以憲法來保障人的自由，並賦予國民守護享有各該憲法保障之各種自由權利之義務等。
也就是說，在傳播與普及的過程中，說教與理論，眾口難調，陳先生的《自由中國譜系》無疑是最好的大眾普及教材。
它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經歷的文化運動、政治事件以及海峽兩岸在極權統治下的社會變遷、政治運動、人權迫害等逐一呈現與排列出來。
尤為重要的是，近代中國的自由脈絡，通過深邃廣袤的時空變遷，展示了一批自由主義先驅的具體故事，包括王韜、嚴復、康有爲、梁啓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儲安平、周樹人、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張君勱、徐復觀、張東遜、史量才、邵飄萍、張季鸞、羅隆基、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顧准、遇羅克、李慎之、楊小凱、王小波、陳子明、劉曉波等《自由中國譜系》是一部文化厚實、思想充盈、哲理厚實的書卷，是對中國的昨天、今天、明天以至未來的一項偉大而樸實的壯舉。
我認識了波托馬克文化沙龍
一直聽李恒青介紹波托馬克文化沙龍，是大華府地區中國學人周末聚會、縱古觀今的場所，是文人墨客交流研討的論壇，這次的講座活動，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淺。
當今世界日新月異、斗轉星移，了解與認識身邊的世界，需要集思廣益，提出與面對大家關心關註的事物、事件、話題提供一個互相交流信息、漫談文化、品說風俗、解析社會、臧否人物的平臺。不要忘了波托馬克文化沙龍，這裏提供拾漏補遺、提升思想素養的精神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