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抗爭之勇敢，讓全世界的人既佩服，也深感意外，因為伊朗是伊斯蘭國家，而且還是以伊斯蘭教法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一般我們認為，這類國家都是男權至上的社會，對女性的約束很嚴，女子地位很低，所以女性一貫都是逆來順受。但伊朗婦女的勇敢反抗完全打破了這種普遍的成見。尤其是伊朗中學女學生打跑干涉抗議的官員，還有女學生集體對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畫像豎中指，這都是難以想像的，有中國網友說伊朗女子的反抗精神，比起中國女子還要夠爺們。
但如果在此之前接觸過伊朗女性，了解伊朗的歷史和現實，就不會奇怪。
2017年8月獨立中文筆會在瑞典南方城市馬爾默召開了一個會議，請來一位傑出的伊朗女性作主講嘉賓。她就是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朗女律師和人權活動家希琳‧伊巴迪（Shirin Ebadi）。我是與會者之一，因此有幸與這位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伊斯蘭女子有近距離的接觸。
來自伊朗的這位女士一生自強不息，完全是現代獨立女性的寫照。她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是伊朗最傑出的女性專業人士。她1969年畢業於德黑蘭大學法律系，成為伊朗有史以來第一批女法官之一，後來獲得德黑蘭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75年成為德黑蘭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再次創下女性擔任此職位的先例。
但很不幸，在伊斯蘭革命建立政教合一政權後，伊斯蘭教法禁止女性擔任法官，伊巴迪被剝奪法官職位，降級為這個法院的職員，伊巴迪只能披上黑袍戴上頭巾在司法部門作文書工作，在抗議無效後，她辭職回家，而且有好幾年一直找不到法律方面的工作。就在這段失業的日子，她拿起筆開始寫作，發表不少著作和文章，成為一名作家。經過不懈的堅持，在1992年她終於申請到法律執照，開始執業律師，走上了她維權律師的道路。伊巴迪做了大量法律工作以維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並義助異議人士打官司，為被殺害的伊朗民主抗議人士討還公道。她為婦女、孩童、和異議人士代言，招來伊朗宗教強硬派人士的憤怒，但她無所畏懼。2004年她還在德黑蘭大學教授法律，做人權工作的培訓，甚至有中東其他國家的學生專程前來參加。
伊巴迪因對伊朗人權和民主事業的貢獻獲得2003年的諾貝爾獎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辭讚揚伊巴迪「作為一位律師、法官、教師、作家及活躍人士，一直勇於在她的國家伊朗表達心聲，遠播於國外⋯⋯。」後來因為遭到當局迫害，甚至諾貝爾獎被沒收，伊巴迪女士最後被迫流亡英國，但仍然繼續其人權工作，四處奔波，並參加了支持劉曉波的國際聲援行動，她聲稱「劉曉波是全人類的英雄。」此次她來馬爾默參加獨立中文筆會的研討會，就是為了表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
在馬爾默的會議見到這位令人尊敬的伊巴迪女士，看到她小小的個子，想不到這樣弱小的身軀會有如此大的力量。在伊巴迪女士的身上，不但讓人看到蘊藏在伊朗女性內在的偉大力量，也看到伊朗女性在神權統治下追求自由和獨立人格的奮勇抗爭。可以說，伊巴迪女士就是今天伊朗婦女的一個象徵。
為什麼伊朗女性相比中東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女性會如此勇敢，如此敢於抗爭？
伊朗雖然是伊斯蘭國家，但與阿拉伯國家不同，伊斯蘭教不是原發性的，是外來的。而且在伊斯蘭教進入之前，伊朗已有長達一千多年的前伊斯蘭文明，即波斯文明。這就造成當今伊朗文化傳統有一種二元性，既有伊斯蘭教的文明，也有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古波斯文明，而後者的影響更深遠。今天伊朗人的精神國父，準確地說，不是伊斯蘭黑袍教士，而是波斯帝國的開創人，兩千多年前的居魯士大帝。
居魯士大帝在公元前六世紀建立的波斯帝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比後來的亞力山大大帝建立的帝國還早了整整兩百年。而且居魯士大帝以寬容著稱，對他統治的帝國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語言和習俗相當尊重和容忍，對待被征服者也比較文明，在那個殺伐不斷，征服者殘忍野蠻的上古時代，居魯士可說是罕見的仁愛君王。他在公元前539年攻陷巴比倫後，解放了被囚的猶太人，容許他們返回故鄉和重建聖殿。這事《舊約》中有記載。1879年考古學家在古巴比倫遺址考古發現了一個刻有楔形文字的泥質圓筒，即著名的「居魯士圓柱」，上面記載居魯士大帝如何解放被巴比倫王國奴役的各國人民，給他們自由及和平，也間接印證了《舊約》中的記載。居魯士圓柱現存放於大英博物館。這份泥土文書對居魯士大帝功績的記載很可能有誇大其詞，歌功頌德的成分，但表達的觀念卻相當接近今天人類的普世價值，以至於有人稱這件出土文物是人類「第一份人權宣言」。
曾經擁有燦爛輝煌古文明的波斯在公元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經過兩百年的伊斯蘭化之後，最後成為伊斯蘭國家，但古波斯文明的傳統仍然綿延未斷，仍然是伊朗人民的精神家園，讓他們引以為傲。據一位研究中東歷史的中國學者說，他多次參觀德黑蘭的國家博物館，發現在古波斯部分遊客絡繹不絕，而後來的伊斯蘭部分卻門庭冷落。歐洲和中國等外國參訪團參觀伊朗國家博物館，伊朗主人也主要安排客人參觀前伊斯蘭的波斯歷史。伊斯蘭教雖然自外落地伊朗已一千多年，但相比歷史更悠久本土原發的燦爛波斯文明，根底就要淺很多。
研究伊朗現今社會的學者認為，伊朗社會的文化認同相當分裂，上層是統治階級的伊斯蘭教士，下層是渴望過快樂世俗生活的民眾，中產階級則非常懷念前伊斯蘭文明的榮光，形成嚴重的社會錯層。因此伊朗當下社會有現代世俗精神和伊斯蘭宗教精神的對立。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在一片黑袍下，其實一直湧動著反抗保守專制神權的激烈暗流。尤其是伊朗年輕人更是一面倒地傾向於世俗化的西方社會，希望能過上脫離神權控制，精神自由自主的生活。半世紀前的伊斯蘭革命所建立的神權政權實際是建立在泥沙之上，隨時可能坍塌。
記得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伊朗青年，包括很多裹著黑頭巾的女子走上街頭，高喊支持美國。這讓很多人都覺得意外。其實就是因為對伊朗真實社會狀況缺乏認識。
伊巴迪在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年，曾參與編輯一本書，以歷史的角度解讀伊朗國家的現代化轉型的困境和機緣，從居魯士大帝和大流士大帝開創的波斯帝國挖掘有助於伊朗現代化轉型的傳統資源。從目前伊朗這一波革命來看，伊朗重回國際社會的可能性相當大，其現代化轉型成功的機率也會大過很多中東伊斯蘭國家。
在馬爾默會議後，我順道去了聖彼得堡旅遊，在葉卡捷琳娜宮咖啡室休息時，坐在我隔鄰的恰好是一對從伊朗來俄國旅遊的夫婦，簡單聊了兩句，我突然想起剛見過的伊巴迪女士，於是我拿出手機，找出伊巴迪的照片，問他們認不認識，兩人先是驚奇不解，一副你怎麼會有她照片的樣子，在我解釋後大喜說：當然認識，她是我們伊朗人民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