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份由Freedom House主導、作者 Sarah Cook執筆發表的研究報告，對中共在國內和國際媒體的滲透和公然的騷擾和恐嚇，有詳盡的描述。其資料性詳實可信，是一份珍貴的資料。由於全文較長，本刊將陸續分段轉載。這是第四部分（完結篇）。
在本報告的三年研究期內，大量湧現民主抵禦北京影響力的證據。 所有調查國家的記者、評論員、公民團體、監管人員、技術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均有採取措施，減少中共活動的影響力。 在大多數國家，當地媒體和公民社會一直處於應對措施的最前線。
許多當地記者對與中國有關的項目或在他們國家的投資進行調查報道，揭發貪污、侵犯勞工權利、環境破壞或其他危害。在30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當地記者專門報導中共的政治和媒體影響。例如，以色列的一項媒體調查發現，中國國家資助與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的聯合制作， 一個馬來西亞新聞機構將有關香港示威者的錯誤資訊引入當地的中文媒體生態系統，和一家意大利媒體發現，與中國國家電視台有內容合作關係的地方電視台對中國的COVID-19援助進行了不合比例的報導。 這類型的報導往往提高了公眾意識和觸發一些行動，以反對中國隱藏的或腐敗的影響策略。有至少10個國家的新聞機構終止了與中國國家媒體的內容共享或其他合作。即使有27個國家的新聞機構繼續發布中國的官方內容，但他們同時亦出版更多關於中國國內或有關國家政策的判評或不利消息，為讀者提供相對平衡和多樣化的總體報導。 儘管中共對海外華人媒體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美國、英國、澳洲、巴西、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其他資訊來源在提供網上獨立新聞和分析的途徑的同時，亦獲得華語受眾的支持。
咨詢本研究的分析人員和受訪者發現，最常見的其中一個弱點是當地媒體有較低的中國獨立專業知識，尤其是關於中國國內政治和中共的海外影響。很多機構透過利用有效的和廣泛的國際新聞來報導中國，為新聞消費者提供大量的批判性報導，以填補這一漏洞。 與此同時，公民社會的倡議正在發展一個新的記者和研究人員團體，提供有關雙邊關係的當地視角、監察有問題的中共影響力和分享有關中國報導的最佳做法。這些活動包括專門報導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的數碼新聞平台，以及為尼日利亞、肯亞和突尼斯的記者提供關於如何報導中國投資項目的培訓。印尼、澳洲、英國、菠蘭、阿根廷和羅馬尼亞的研究中心都出現了有關中共影響力的新項目。在許多國家中，加入他們的為當地的中國異見人士、香港人、西藏人和維吾爾流亡人士，他們致力揭發企圖影響媒體的事件、微信等中國社交平台的審查制度，以及中共和大使館人員的跨國打壓行為。
致力維護新聞自由原則的組織網絡和擁有堅固新聞自由傳統的國家，往往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做出更有力的應對。在調查的10個國家中，當地的新聞自由團體和更廣泛的新聞組織動員譴責中國政府官員或附屬公司參與恐嚇或脅迫行為的事件。在肯亞自願監管新聞機構的媒體委員會斥責公共廣播公司發布未經標明的中國國家宣傳。台灣公民社會採取了不同行動以幫助提高公眾對中共在當地媒體影響的意識，例如大規模示威、法律倡議、記者培訓、虛假信息調查和提供媒體專業知識課程。
私營行業在民主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過去三年，臉書、推特和YouTube等全球流行的社交平台都提高其監察和應對能力。在特定情況下，迅速發現並刪除散布中國外交或國家媒體內容、傳播被認為是中共敵人的虛假信息、或試圖混淆有關COVID-19，社會緊張局勢或美國和台灣等國家選舉的公眾言論的虛假賬號。這些平台引入了中國國家附屬賬號的標簽，並在特定情況下向用戶發出可疑內容的警告。可是，這在實踐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30個調查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研究人員發現，中國政府附屬的賬號和新聞來源在主要社交平台上缺泛相關標簽。
法律保障和不足的政治領導能力
隨着更多媒體報導中共的影響力，一些國家的政治精英開始意識到其國家利益和民主價值的潛在風險。 然而，只有在少數情況下 ─ 通常是面臨來自北京更進取的影響的情況下，才採取對應的協調政策。更慣常的應對方法是於現有的法律中廣泛確保新聞自由或加強對外國影響活動的審查，以便在與中國有關的案子支持民主復原力。在一些擁有薄弱的民主基礎和處於壓力下的國家，他們的政府官員做出帶損害性的應對方式，如侵犯言論自由、政治化政策辯論或鼓勵對華人的歧視。這些案例突顯民主國家需要就外國影響和投資採取明確和嚴格的特制準則，進行獨立的監管，附調透明機制而非定罪或審查。
許多民主國家的法律和法規都透明條款，以促進偵查中共的影響力。一些國家（包括英國、尼日利亞和秘魯）的記者利用資訊自由法，披露了中國政府的投資、貸款或向當地貪污的官員提供中國製的COVID-19疫苗的細節。 在30個調查國家中，有24個國家制定了規則，要求公開報導或透露媒體持有人、其收入來源及商業利益。超過三分之二的調查國家對外國公司參與數碼資訊設備設有審查和複核機制。即使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措詞含糊和不一致的執行方法引起關注，但加強應用於中國國家新聞機構的相關事宜，能提高美國境內和境外主流媒體內容投放的融資透明度。因為媒體機構試圖避免發表中共的國家宣傳，影響其聲譽，所以是項登記法似乎能產生有效的震攝作用。
在30個國家中，有28個國家制定了管理外國媒體持有權的準則，特別是限制外國持有股份在廣播界別的規模，或要求監察部門在出售股份前通知和認可。 相關措施有助解釋中國國家機構擁有外國媒體機構的例子其實很少。然而，同樣的法律和守則也可以用於破壞言論自由，尤其當它們涵括將言論定罪的條款、設置政治化的執法機制或實施全面的和定義含糊的限制。有菲律賓和莫桑比克的政治領導人利用有關海外持有權或內容傳播的法律來對付那些對政府有批評的獨立新聞來源。波蘭政府試圖以需要保護波蘭媒體不受中國和俄羅斯等外國勢力控制為由，發動改變美國在一家私營媒體公司的持有權。
印度於2020年引入針對數碼媒體公司（包括新聞聚合者）的投資審查守則，要求任何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是僱員或顧問，都必須獲得政府的安全許可，而該許可是可因「任何原因」而被撤消。澳洲的《外國影響力透明度計劃》被視為是揭示外國企業在該國的活動，但因為報告缺乏對海外投資的支出要求及助長當地對華人猜疑的氣氛而受批評。
許多國家的現有法律框架缺乏強壯的新聞自由保障，或有其他弱點，使媒體生態更容易受到經濟強大的威權國家影響。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只有少於一半的國家有實行限制跨行業持有權的法律，即是防止內容生產商和內容分銷商受單一企業所操控。同時，在塞內加爾、澳洲和英國的不完善誹謗法例增加了就中國投資或政治影響力作調查的記者、新聞機構和評論員的法律威脅。巴西、巴拿馬、秘魯、波蘭和印度等11個國家中，強勢的政治和經濟參與者，近年利用民事和刑事誹謗訴訟來懲罪和阻止與中國無關的批判新聞報導。這顯示，在這種設定中的記者也有可能會受到有關與中共利益報導的壓制。在30個調查國家中，只有9個國家制定了反SLAPP（對公眾參與提策略性訴訟）的法律或先例以保護記者的工作。 自2019年起，30個國家中的19個國家的政府官員非但沒有採取行動解決這種脆弱性和加強民主復原力，反而增加了他們對獨立媒體、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攻擊。在較惡劣的政治環境或身處較危險的環境中運作的媒體機構，尤其是當地政治精英傾向與北京保持密切關係的情況下，揭露和抵制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影響力策略能力會較低。加納、馬來西亞、莫桑比克、塞內加爾和科威特的當地官員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或限制法規來打壓與中國有關的批判性報導或使相關的獨立監管無效。
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那些發表調查報告揭露與中國有關的虛假資訊活動的獨立新聞機構，也因為其對當地政府的批判報導而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司法騷擾。
世界各地也不斷就北京影響力帶來的威脅而提高警覺。雖然23個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當中包括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和國會議員都在自己對當地媒體的評論中重複了中共的講話要點，但本研究中一半以上國家的其他民選代表均對在政府、媒體以及資訊部門中的隱藏的、具威脅性的或腐敗的中共影響力工程表示關注。他們召集聽證會或就「一帶一路」的影響 、 中國政府在學術界的影響 、 透過社交媒體的海外干預 ， 及官方對新疆穆斯林受迫害的回應 等題目向官員提問。在很多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都小心翼翼的劃分中共和普通中國人。
然而，一些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利用中共的干預為借口，無差別地對與中國有關的對象進行抨擊，例如印度禁止流行的手機應用程式，而美國亦曾試過這樣做。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現象是，13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或知名媒體似乎扭曲了對北京影響力的合理擔憂，以此來助長仇外和反華情緒。這亦似乎促成了仇恨犯罪或在8個國家對華僑進行未經證實的間諜活動指控。
北京的媒體影響力作用評估
因為中共每年投放數以萬億資源於外國政治宣傳及審查，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潛在影響力及成功度成為未來全球民主體制健康的關鍵。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論述及內容並沒有支配大部分國家對中國的報導。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媒體每天持續地報導一些中共希望平息的新聞及明顯讓民主國家的大眾高度猜疑的中共政治宣傳。但是，北京媒體影響力項目就減少在多個國家對中國的爭議性報導及批評、支配中文語言的媒體和建立對未來有幫助的操作基礎達到成效。於這16個國家工作的記者及評論員在面對不言明或明言的廣告削減、減少與中國或中國外交官接觸、危害在中國居住的親友安全或破壞雙邊關係的威脅，均有經歷過自我審查或就害怕觸怒中國政府而相對小心地報導相關題目。
單是這些成效就能賦予中共很大能力，使其能夠降低透明度及扭曲對重要議題的政策討論。多個政府就國家安全、政治自主、經濟發展、公債、公共衛生及環境毀壞與中國政府或總部設在中國的公司簽定協議。相關協議該被仔細檢查，包括進行公開利弊辯論，而非閉門談判和依靠空洞的「雙贏」說法。在一些如尼日利亞、巴拿馬及菲律賓的地方，因為媒體揭發地方官員與中國的腐敗交易而引起群眾猜疑和強烈反對。但很多雙邊協議因為北京媒體影響力的成效，而在比較不透明的情況下簽定。
壓制有關中國話題的獨立報導，包括對已經在競爭激烈和財務不穩定的行業中生存困難的媒體進行報復，也會阻礎公眾和精英對中國本身、其執政黨和其全球活躍企業的了解。新聞消費者及企業更無法對一個主要貿易伙伴的政治穩定程度做出明智的判斷，無法回應中國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全球衛生及環境挑戰，或無法就支持中國人民的自由及公義採取行動。反之，中國的外交人員及公司如華為及親北京的網絡使用者利用激進手段對待記者，佐以封殺及自我審查，把中國專制的現實帶到外國口岸。這在華僑及中國離散群體中特別明顯，但亦在非中國藉的記者及評論員中亦有上升的趨勢。
或許中共的全球媒體影響工程最令人不安的結果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幫助該政權避免對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負責，例如迫害新疆的少數民族、拆毀香港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以及針對海外異見人士的各種跨國打壓行為。當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個常任理事能夠犯下暴行及無視國際條約而不被懲罰時，會變相侵蝕整個全球人權系統及鼓勵其他政權作出類似的侵權行為。
當然，北京在參與全球的媒體及資訊範疇方面並非一面倒負面。事實上，如果不是為了滿足真正的需求，他們根本不會取到至今的僅有成就。中國的移動科技及電子電視服務讓特別是非洲和東南亞地區的數以百萬人能接觸到資訊和信息傳遞。即使廣播設備或便於使用的移動應用程式如微信有機會扭曲競爭或促進監控及審查，他們仍能增強當地媒體和僑民的能力。任何民主國家政府所組成的、對抗中共媒體影響因素的倡議都該考慮這些因素。
結論：不斷增長的投資和有限的回報
在過去的至少三十年間，中共一直試圖在海外擴展其強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制。 中國政權在1989年殘酷鎮壓民主運動後，因著該運動獲得海外華人的廣泛支持，而首先向海外的華語社羣進行影響力工程。但是，自2000年初，中共官員根據其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開展其野心工程，在世界各地以多種語言塑造媒體內容及論述。這項任務在2019年起，因為全球觀眾對香港的民運人士和在新疆被拘留的維吾爾人表示同情，以及指責中國官員隱瞞最初有關COVID-19的疫情而變得更為緊迫和重要。
在過去三年，中共一方面加大其媒體影響力，不斷湧現新的策略；而另一方面，北京與習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國家中的國際聲譽明顯下降。事實上， 中國的外交官，國家媒體機構和其代理人在民主國家展開活動時都會遇到嚴重的障礙。除了基本民主保護媒體自由的抵禦能力外，公眾也越來越了解北京的活動，政府、調查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活躍人士也更積極地偵查、揭發和抵抗相關的影響力工程。
中共的行動往往破壞了它想要宣傳的論述。中國國內侵犯人權的行為和激進的外交政策削弱了中國外交官和媒體試圖講述他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持份者，和擁有即使是威權，但是是良性管治模式的正面故事。國際和當地媒體均有報導這些發展，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有23個國家的公眾輿論對中國或中國政府的評價均有下降。
這些結果展示注視專制媒體的影響力工程所作出的正確應對方法，以及加強基本的民主復原力的重要性。民主國家在面對全球威權主義的挑戰時，最有效的方法是堅守有別於威權國家的價值觀和制度，包括對獨立媒體和公民社會的保護與支持。持久地成功抵禦國內和海外的壓力來捍衛媒體的獨立性，需要依靠更進一步的行動，包括財政和人力資本的、創意的和創新的投資。儘管對威權模式的所謂效率有所畏懼，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提供大量證據，證明組成民主的核心元素能使自由社會免受北京的威權影響。
The English part please se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beijing-global-media-influence/2022/authoritarian-expansion-power-democratic-resil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