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在兩個情人中間
我的情人碧伊的吻帶來了後果，她懷孕了。我們的孩子將在下一年五月出世。冬去春來，我跟碧伊一直生活在一起，一切都很美滿。然而蒂娜突然又返回我身邊，要求跟我一起生活。這是愛情嗎？她的，我的？我原是被拋在一邊的情人，現在在跟大佬集團的鬥爭中贏得了獎盃吧？我們的悲情是以鬧劇，還以是社會主義人民戲曲的方式繼續演下去呢？我已經無法分辨了。我只知道一個尷尬的現實：我們又投入彼此的懷抱。現在我夾在兩個女人中間，我不能，不願，不可以背棄碧伊。
一九七五年由CBS出的那張情歌唱片上，有我那首對情人有多重實際意義的曲子「入睡和醒來」，這隻歌還是在我們尚未分手前的蜜月期作的。蒂娜跟我和聲對唱，好像我們中間沒有發生過什麼。我們一同住在香榭街，我們的愛情重新癒合。碧伊和我們的孩子小菲力克斯住在耶拿市，她在那裏上大學。這種情況對我們大家都很不簡單。
我相信，對蒂娜的父親來說，也很不簡單。他必須向國安部的同志們彙報他同女兒的談話內容，他要交代自己往後的步驟，他從蒂娜那兒打探我們那種十分複雜的生活方式。一九七五年五月，史塔西的行動方案是這樣的：「克里斯蒂‧巴爾格，行動目標：在私人範圍內，通過非正式員工（即史塔西密探）持續並進攻性地運用政治手段來影響她，使她從政治上和私人方面跟比爾曼分開。也要把父親巴爾格拉進來。」他們要對蒂娜施加壓力，嚴厲禁止她參加一個洪堡大學的研討會，因為要阻止「比爾曼的陰謀」在學生中擴散。醫學系的同志把這名政治上墮落的學生叫去，警告她可能會被開除，這次的紀律檢查最後以記警告一次收場。
羅伯特‧哈弗曼很擔心，不是為自己的女兒，而是為了蒂娜。他是對的。我涉入了布萊希特式的「高加索灰藍記」的險境，跟統治者對立，要被分屍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名青年女子。羅伯特勸我，趕快跟蒂娜結婚。他認為，也許比爾曼的名字能保護這個女孩。他說，碧伊通過哈弗曼的名字已經得到足夠的保護了。「你會看到，他們會放過蒂娜。這些飯桶們會算計的，他們很怕會鬧出醜聞。在政治上是連坐法，給世界媒體製造大新聞哩。」我同意他的說法。蒂娜跟我到亞歷山大廣場的登記處去辦了結婚手續，蒂娜的肚子裡也懷著孩子了。羅伯特的盤算是正確而有速效的，我們都笑了。從此他們不再來騷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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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之死， 再次被禁出國演唱
一九七五年秋季，西班牙的佛朗哥老將軍和他的法西斯政權走到盡頭了。革命沒有辦到的，生理自然來解決。東德方面不顧一切，恬不知恥地要西方國家承認它是正式的德意志主權國。所以統一社會黨早早地，甚至比聯邦西德都更早地，在很不正常的情況下，跟人民都看不起的法西斯西班牙，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好些聯邦德國的左派都很想從有安全距離的德國，向那位令人痛恨的獨裁者發出漂亮而致命的一擊，別讓他安穩地躺在床上壽終正寢。在西班牙有幾個反對佛朗哥的人士被判處死刑。西德的法蘭克福有一個「西班牙反法西斯團結委員會」應時成立了。該委員會邀請我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去參加一個反對恐怖判決的龐大集會。
我心想東德的大佬們一定不會允許我出國門的。但是我依然向文化部申請出國許可。讓我十分驚訝的是，上面很快就發來一封建社會主義的「准許」令。十月十三日我接到電話，要我到部裡去，以便發給我旅行證件。我立即給委員會發電報過去。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欣喜若狂到東柏林來看我，我們一塊兒商議那個晚間的過程安排。一位《明鏡》的記者刊出一個預演的通告，第二天，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來電話說，這個活動將移至歐芬巴赫的較大的城市禮堂舉行。在一個正式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們通知委員會，比爾曼會來西德，來歐芬巴赫。五個小時之內幾千張入場券都銷售一空。西德電視台轉播獲得的收入將全數匯到「團結委員會」的帳號上。我被沖昏了腦袋，高興瘋了，卻也極度地感到手足失措。我這樣一個定型了的東德異議份子，能針對異國情調濃厚的西班牙和佛朗哥法西斯主義這些議題，提供怎樣有意義的節目呢？離演出只有四天了，兩天之後我就要往西行了。我熟悉也喜歡恩爾斯特•布希唱的熱情似火的西班牙內戰時的戰鬥歌曲，我自己也為一九六三年被佛朗哥處死的西班牙共產黨人胡里安‧格里茂(Julian Grimau)寫過一首歌。我還寫過一首新的歌謠，是關於在智利被槍殺的攝影師。這都不錯，但是對於歐芬巴赫的演出，這些還不夠。於是我坐下來狂熱地開始寫詩作曲，就像一名「社會主義勞動模範」一般，寫了兩首新歌，並製作了西班牙的歌曲節目。十月十七日那天，當我到文化部去領取蓋了因公旅遊簽證的護照時，一名官員對我說：「比爾曼先生，我接到指示，你的旅行不能獲得批准，我不能告訴你更多信息。」
這當頭棒喝令我心煩意亂，回到家就打電話給魯迪。他立即帶著《亮點週刊》的攝影記者湯瑪士‧賀普克一同趕來。我寫了一份「聲明」，我的朋友負責將這份聲明及時送達歐芬巴赫，在演出會場上宣讀。我在裡面寫道：「我認為這次令人悲傷的事件，提供了我一個適當的時刻，公開說明下面的事：一年之前，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文化部的國務秘書向我提出一個惡劣的建議，要我離開東德。但是我堅定地要繼續在東德生活，我跟這個國家的關係是批評性地團結…我認為即便有那麼多的失誤，我個人生活有那麼多困難，我還是認為東德是更好的德國。」
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如何解釋這次的急遽變化？我的猜想是：上層的人希望我以往常的東德歌曲到西方去演唱，但是偏偏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大會上出現反斯大林的諷刺歌曲，直接刺向東柏林的紅色巨龍，這無論如何是絕好的排斥我的機會。然而我口袋裡裝著一個天衣無縫的反佛朗哥的歌曲節目，這樣一個乾淨的反法西斯演出，他們若要從意識形態上來作文章的話，是無法公開地懲處我的。我的旅行對於東德的官員們來說是個宣傳的敗筆。
外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