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猶太親友們
我的朋友阿諾•路斯提格(Arno Lustiger)在到達自己生命最後三分之一的時候，才終於返璞歸真，做回他自己了。他不是說故事的人，而是以猶太歷史學者西蒙‧杜布諾(Simon Dubnow)為榜樣的一個時代見證人。他在九十年代初期，寫過一本關於歐洲猶太人抵抗野蠻的納粹的事蹟，最後的部分阿諾用一首吉夏克‧卡策內爾遜(Jizchak Katzenelson)的詩結束。這詩人的名字我沒聽過，更不知道他最經典的作品：《被滅絕的猶太族詩歌》。卡氏並不只敘述佔領區波蘭猶太人的苦難，也描寫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華沙猶太區起義。七十五萬猶太人只有六千存活下來，作者本人當時五十七歲，是個抗暴者。所有人都知道，在起義中會犧牲性命，他的朋友們決定讓詩人活下來。他們把他從一個秘密通道送到華沙的「亞利安人」區。他在那裡被德國人逮捕，送進特殊的集中營，這是納粹在阿爾薩斯療養地區專門為囚禁外國人而設立的。
詩人死於奧斯維辛，他的詩歌保存下來
卡氏覺得自己是希伯來民族新一代的詩人，上帝和錫安人都說希伯來語。他在維特爾集中營最後寫的詩，不是用當時被吹捧得高唱入雲的德文，而是用被踐踏的母語－猶太語，來寫出自己最美的詩句。他將文稿放入三個瓶子裡，埋在維特爾公園的一棵樹下。詩保存下來，作者則被送到奧斯維辛殺害了。阿諾要我把這首猶太詩的最後部分－關於華沙猶太人武裝起義，以我活潑的德語寫出來，我照辦了。但是這首「偉大詩歌」其他的十五個章節卻在我腦海中盤桓。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把全部的詩文都重新寫了一遍。帕梅拉和我來到以色列，我們找到詩人的姪兒，他叫班尼(Benny)，是一位老教師。在以色列北部的「猶太隔都起義」博物館（Haus der Ghettokämpfer）裡，檔案部門把他們收藏的原來版本拿給我們看。我們也跟年老的露絲‧阿德勒(Ruth Adler)見面，這是一位來自德萊斯頓的猶太女士，她住在特拉維夫郊區。她把詩人一九四四的作品用蠅頭小字寫在絲質紙上，然後捲藏在維爾特集中營的行李箱把手裡面，偷偷帶到巴勒斯坦。我們拜訪了住在基布茲水滴社區的作家夫婦約納特和亞歷山大森內德(Yonat und Alexander Sened)夫婦。約納特曾經在一個隱藏在地下室的學校中，跟從老詩人學習希伯來和德國文學。
按照猶太人的哈拉卡律法，我根本算不上是猶太人。從宗教上看，我更不是了。但是我跟這麼多猶太朋友的互動往來，在最好的意義上說，我早已經「猶太化」了。不論有神還是無神，我漢堡的被殘殺的猶太家庭所不能給我的東西－猶太固有的文化，這些朋友們都補償給我了。
我們到基布茲社區去拜訪卡策內爾遜時，那首詩幾乎已經完成了。我從來沒想過可以, 並且也應當在公眾界朗讀。但是老班尼堅持要我在他和他的大家族前以德語來朗誦他著名的叔叔的作品。我自然十分樂意。我用英語說：「班尼，這全是德語的啊！」他笑著說：「讀呀，我能聽懂的，小時候我聽慣了跟德語近似的意第緒語。」
奧斯維辛倖存者來聽倖存的詩歌
朗讀會在基布茲一所學校的禮堂舉行。黃昏時大約有兩百名以色列人到場。原詩太長，我只挑選了其中最有力的部分來讀。中間我穿插了歌唱。當我唱誦完畢，全場一片寂靜達幾分鐘之久，很沈痛的靜默，沒人起立或走動，我也沈默地坐在椅子上。
來自波蘭的莎拉‧艾仁哈特(Sarah Ehrenhalt)和匈牙利的莉迪亞‧瓦歌(Lidia Vago)兩位老婦人坐在我對面。她們都曾在奧斯維辛的聯合軍火工廠被強迫勞動過，因為她們很快就學會了德語。兩人也曾加入抵抗的活動，她們每天偷偷從工廠裡帶出來一些火藥，後來製成炸藥，並且炸開了一所焚屍爐。
莎拉告訴我她抵達奧斯維辛時的恐怖故事。一個納粹軍人將她的嬰兒從懷裏拉開，她的丈夫跪下為孩子求饒。納粹簡單地解決了問題，一顆子彈射進這男人的腦袋，嬰兒也在這位母親面前被摔死在地上。年輕體壯的莎拉存活下來，被分配到那惡名昭著的聯合工廠去作苦工，讓她操縱一台沖床機器，那裡面藏有一台抗暴人士的發報機。莎拉說，還好我那時並不知道此事，否則我會害怕死了。在朗讀期間，我就注意到這兩位聯合工廠的婦人十分地冷靜理智。當朗讀完畢之後，她們看上去很開朗，甚至樂觀。我感到很奇怪就問她們。莎拉說：「我們的眼淚都流乾了，你帶來這些詩太晚了。」匈牙利的莉迪亞說：「我們很高興，所有這些都在詩裡記錄下來，這對那些否認奧斯維辛的謊言是最好的反駁。沒有人能說毒氣室不存在，這首詩是證詞。」
朗讀倖存的詩歌後是一片寂靜
往後我在歐洲各地朗讀這首卡策內爾遜詩歌，都經歷了同樣的沈默場景。在德國第一次的朗讀是在漢堡的劇院裡舉行的。坐在第一排的貴賓就是卡策內爾遜家族的代表人班尼，他們家族在波蘭已經絕跡了；還有烏瑞‧阿隆尼(Uri Aloni)這位德裔猶太人，他作為基布茲的華沙起義群組的代表前來；老露絲‧阿德勒克服了羞澀，同時基於對卡氏家族的關愛，她在將近五十年之後，第一次再踏上德國的土地。阿諾‧路斯提格自然也來了，還有以色列第一位駐德國大使班－那坦(Asher Ben-Nathan)也出席了。我對貴賓們作了簡短的致詞，我一個個地點出他們的名字，好像是要作很嚴格的記錄一樣。詩人在波蘭的家族已經消亡，班尼是唯一的代表 。
坐在阿諾旁邊的是一位有著閃閃發光白髮的莊重紳士，他是前任聯邦德國的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我其實心裡沒有什麼準備，但是當我向每位特殊來賓問候過之後，看到這位尊貴的客人坐在前奧斯維辛囚徒阿諾的身旁，我死去的父親似乎從身後來捅我的肋骨，悄聲耳語說：「如果你想現在避免尷尬的場面，那可能會更加令人尷尬。只有直面真相才能救你。」我不知不覺就對著麥克風說了不太合時宜的話：「親愛的魏茨澤克先生，你今天坐在這裡，真是非常奇特。當年詩人寫這首詩，被投入波蘭的猶太人地獄時，你作為一個青年軍官，正在希特勒國防軍裡步步高陞呢。」一片死寂，連一根針落地都能聽見。大家都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我意識到那可怕的沈默，簡直可以上達奧林匹克山頂的劇場，也感到包廂裡有些客人的不安，而我面前這位政治家的臉一動也不動。接著我說出了第二句真話：「但是不僅是我，這些幸存者都很高興你今晚來了，我們都知道，你屬於那些明白了，並且改變了自己的德國人。」他聽懂了，於是面帶難以言說的微笑並且垂下目光，他似乎朝著自己點了點頭，並沒有虛假的意味。我接著沒有休息，在這卡策內爾遜夜晚直接唱了兩小時，沒有間斷過。
未完待續，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