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獨立學者、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新著《康生年譜（1898-1975）——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年譜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歷史著述的文體，按照年月記載某人生平事跡。余汝信把「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作為這本書的副書名，意思是把康生視為「中國共產黨人」這一抽象名詞的典型具象。康生不是獨行俠。他的一生和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走過的歷程戚戚相關，和周恩來、王明、陳雲、張聞天、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老一輩領導人緊密相連。全書共700頁。作為年譜，這本書只記載了康生的生平事跡，沒有對康生其人其事進行評判，但是它給我們了解、分析和評判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提起康生，那可是中共歷史上、尤其是文革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陳伯達說過：「真正的四人幫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這四個人。過去說王、張、江、姚，其實，除了那三個，另一個應當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1975年12月16日，康生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死前為中共黨內排名第四的領導人，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和王洪文。在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名單上，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第三位，僅次於林彪和江青，在張春橋王洪文等人之前。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我當年印象最好的是陳伯達。陳伯達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題為《兩個月運動總結》的報告，其中有一段專門提到北京紅衛兵那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陳伯達說：「『對聯』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制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亂、蒙蔽青年」，是「企圖混淆階級陣線」。讀到這些話，我們這些在前階段深受「對聯」打擊的黑五類子女大有解放之感。在那時，我對江青也曾經有過好感。因為江青在「對聯」猖獗的紅八月就對「對聯」提出過委婉的批評，後來更是火力十足，批評「對聯」「是片面的、錯誤的、反動的」。但我對康生從沒有什麽好感。印象最深的是康生在1968年1月21日與謝富治等在京西賓館接見雲南地區黨政軍幹部和革命群眾代表時的講話。康生對支持炮派的原雲南省委書記趙建民聲色俱厲地說：「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你對毛主席、對黨中央、對我們有刻骨的仇恨。」這叫什麽話？僅僅是憑感覺，就不由分說地給對方扣上那麽大的罪名。那種武斷、蠻橫和無限上綱，很讓人反感。
關於康生，還有兩件事我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在運動初期康生打算支持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時，有人向康生反映聶元梓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時，康生說：她是烏龜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另一件事是1966年11月北師大造反派領袖譚厚蘭率眾到山東曲阜砸孔廟，據說是康生慫恿指使的。這兩件事是我在文革後國內的出版物上讀到的，不過在余汝信編的這部《康生年譜》裏卻沒找到這樣的記載。我輾轉問過作者，回覆說，這兩件事都查不到實據。特別是砸孔廟這件事，有陳伯達、戚本禹的電報，但沒有康生的只言片語。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講到，在二月逆流之後那段時期，陳伯達就很惶恐。戚本禹說：「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麽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麽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著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麽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畢竟他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康生就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得罪了什麽人會受報覆這種事。康生比他堅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對陳伯達不滿，後來毛主席說陳伯達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沈了，就像個老鼠往林彪那邊跑。」
可是《康生年譜》告訴我們，九屆二中全會，康生雖然沒有像陳伯達一樣被打倒，但是也著實的被嚇到了。《康生年譜〉裏寫到：1970年11月，康生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據康生的保健醫生顧英奇的回憶：康生自1970年11月開始厭食、拒食，體重下降10多公斤，並出現營養不良性水腫，身體衰落。」「主要癥狀是懷疑別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導致營養障礙、消瘦、脫水。他還有強迫癥。後來，在他同意進食後，每頓飯的品種、食物和餐具擺放的位置、進食的順序都不能變，少有變化，他就大發脾氣，甚至不吃飯。他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他整日坐在沙發上，兩條腿放在前面的腳踏上，兩只手分別放在兩邊的沙發扶手上，低頭閉目，長時間以這種姿勢坐著。」「他的情緒經常是抑郁和煩躁交替，抑郁期情緒低沈，對周圍事物無興趣，消極悲觀，煩躁期，他非常容易激動，雙手握拳不斷地做上下激烈錘擊狀，滿面漲紅，呲牙裂嘴，大喊大叫，雙目半閉，上身坐起，⋯⋯不管抑郁或煩躁，懷疑總是存在的，懷疑的核心是有人要害他，因而他拒食，拒絕服藥和輸液。」
從這段記敘看來，康生既是真的有病，也是在裝病。康生厭食、拒食，又是蓄意地自傷自殘，硬是把自己折騰出病來，把假病折騰成真病，輕病折騰成重病。康生稱病不參加政治局的會，毛澤東懷疑康生裝病，問周恩來，康生是不是司馬懿，因為林彪的事？康生的精神失常，一方面是真的失常，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假裝失常。裝病裝瘋的目的是示弱，是為了避禍。康生是何等資深的老革命，又一直被認為是毛澤東的親信，誰知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竟是這般模樣這般狀態！通過康生的裝病裝瘋，我們可以看到，中共高層內部，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詭異，何等的醜陋，何等的恐怖。
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被打倒。身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雖然飽受驚嚇，但畢竟沒受牽連，後來還更上層樓，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當上了副主席，在黨內成了第四號人物。戚本禹說康生比陳伯達堅定，不跳船。這話也不全對。因為康生最後還是跳船了。
《康生年譜》寫到：康生在臨終前，突然對身邊工作人員大罵江青是叛徒、王八蛋。還找鄧小平、周恩來私下單獨談話。談話內容，無人知曉。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才有傳聞說，康生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曾有過政治變節行為。隨後，康生還約見王海容和唐聞生，說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並托她們轉告毛澤東。
康生臨終前的這一舉動非常奇怪。首先，康生應該很清楚，江青和張春橋都不是叛徒。我們知道，早在文革初期，上海的紅衛兵炮打張春橋，就指控張春橋是叛徒。此後，有關張春橋是叛徒的說法就沒斷過。但正如張春橋本人所言：「我從來沒被捕過，怎麽會是叛徒啊？」江青就更不用說了。包括後來審判四人幫，江青和張春橋都被判死緩，給他們羅列的罪狀中，也沒有叛徒這一條。可見，叛徒這一指控根本不成立。既然如此，那為什麽康生在臨終前還要指控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呢？再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裏寫到：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療的周恩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裏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按說，周恩來和康生都是主管情報工作的，對高層的人事背景比誰都清楚，那他們為什麽會不約而同的都指控張春橋是叛徒呢？可見在這裏，說張春橋是叛徒已經成了他們的接頭暗號：說出這句話，就等於宣示了他們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的立場。
康生為什麽在臨終前跳船？那顯然是因為鄧小平地位的迅速上升。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度打算讓王洪文當接班人，可是王洪文是扶不起的天子。毛又打算安排張春橋，可是遭到整個官僚系統、尤其是軍方的抵制。於是，毛澤東決定再度啟用鄧小平。1973年2月，鄧小平覆出，先是恢覆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緊接著就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進入了政治局，等到了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鄧小平又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此時的鄧小平，一身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第一副總理和總參謀長，擺明了要全面接班的架勢。康生不傻，他不肯和四人幫陪葬，所以就縱身一跳，以舉報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方式，和四人幫做切割，向反文革一派交上了投名狀。
康生死於1975年12月16日。作為黨國第四號人物，康生葬禮的規格很高。第二年，毛澤東死，四人幫被抓，反文革派掌握大權。反文革派沒有接受康生的投名狀。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判決書上，已經死了的康生被列為主犯，開除出黨，骨灰移出八寶山。
以色列人把納粹罪犯艾希曼從南美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很好奇，很想看看這位殺人惡魔到底是什麽樣子，於是旁聽了這場審判，然而阿倫特竟有些失望，因為艾希曼的樣子很一般，很平庸。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惡魔該是什麽樣子？什麽樣的人才叫惡魔？
康生無疑是惡魔。即便按照共產黨的標準，康生也要算惡魔。《康生年譜》揭示出康生的多種面向。富家子弟的康生，年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不能說當初就沒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康生也不是沒做過好事；即便在文革中，康生也說過一些通情達理的話，做過一些通情達理的事；更不用說他還有堪稱高雅的藝術品味與才能。但這不妨礙康生是惡魔。其實，惡魔都是有些好的方面的，否則頂多混成小惡棍，成不了大惡魔。康生之成為惡魔，這中間有人性之惡，有共產主義理論之惡，有共產革命之惡，有共產制度之惡，有毛澤東之惡，當然也有康生自己的惡。惡魔是怎樣煉成的？對於這個大問題，我們還需要深入挖掘探究。
RFA首發。2023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