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刊一年來連續刊出德國著名詩人、歌手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的自傳體小說《唱垮柏林牆的傳奇詩人》（原書名Warte nicht auf bessre Zeiten! 《莫等待更好的時光》），今日是最後的結束篇。本書是譯自《莫等待更好的時光》的縮減版，版本由作者的妻子帕梅拉‧比爾曼提供。這本記實體的小說是揭露東德共產政權如何在文化政策上壓制、恐嚇、欺騙文藝工作者和普通民眾的一面鏡子，相信中國大陸的讀者讀來會引起強烈共鳴。可惜此書只能在自由民主的台灣出版，「歐洲之聲」特此刊出，希望大陸讀者有機會跨越防火牆讀到它。作者為本書寫的「後記」以及譯者的「後記」將於明日刊出。
猶太墓園中找到曾祖輩的墓碑
二〇〇六年我發現一件很動人的事。帕梅拉為了寫書，開始搜尋有關我那猶太家族被殺害，繼而失散的蹤跡。她在檔案裡翻閱，收集關於祖父約翰‧比爾曼和祖母露薏莎‧樂文塔爾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達格貝爾，卡爾和羅莎及他們的家人的資料。她最後追蹤到明斯克。整個家族只剩下幾份文件和一些照片，其中包括父親從監獄裡發來的信。艾瑪把這些東西放一個小皮箱裡，交給鄉下的同志保管，因此倖免於戰火。我父親的祖父母，也就是我曾祖那一輩的，我一點都不清楚。事實上也沒有人存活下來，為我講述家族的陳年往事。
通過帕梅拉的調查，在漢堡奧爾斯朵夫猶太墓園，應當有我家族登記在冊，這連艾瑪都不知道。按照猶太傳統，墳墓是永遠保留，不可以敉平的。我們跟負責墓園的管理人相約，他帶領我們穿過纏繞雜蕪的杜鵑花叢，黃楊木樹叢和覆蓋在地面上的乾枯樹枝，落葉遍地。在古老的黃楊木叢生的雜草叢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墳墓，墓碑上刻著：羅莎‧比爾曼，1846年生，1912年死。這是我父親的祖母，他爸爸約翰的母親。再走幾步，有兩塊已經斑駁的石碑：大衛和卡洛琳‧樂文塔爾，這是我的祖母露薏莎的父母親。
我父親不需要墓碑，我為此寫了一首譏諷的死亡之歌：「墳墓」。不論我走到哪裡，只要看到煙囪，就會想到奧斯維辛上空冒著煙。我父親也不需要那種遍佈漢堡行人道上的小銅片，上面刻著死於暴政者的名字。因為他享有特權，共產黨人達格貝爾有一個兒子沃爾夫，他寫下詩與歌來紀念他。
這些墓園的碑石突然之間為我的心靈搭了一座窄窄的橋，通往大屠殺之前的時代。在這墓園裡，我發現一條可以通行的路，它領著我穿過大屠殺的絕境。這些塋墓為我打開了一個時代，在那裡我的親人正常地生活，也正常地死去。這些死去的親人曾經在歐洲沈淪之前生活過。我可以想見，還是幼童的父親牽著媽媽露薏莎的手，來到他祖父母的墳前，他還曾見過的祖母羅莎‧比爾曼的墓就在這裡。現在我跟帕梅拉和孩子們也來到這裡，這片荒蕪的墓園治癒了我受創的心。
用筆和吉他對抗專制體制
對我而言，世界歷史也就是家族史。我從母乳中就吸食了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烏托邦存儲於我的血脈中。在我跟東德獨裁爭吵時，就證明了它是我的生命之泉。在爭執中，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寓意豐富的諷刺詩，揭露暗藏在專制體制內的權貴，能夠讓那些被壓制的反對者笑出聲來。一些反抗頑石腦袋的滑稽韻文，有時還挑釁地放入真名實姓，這就如一隻探照燈，把那些灰色的權力怪物都投射在燈光下。一首成功的詩往往比冗長的散文更能擊中目標。我們受到壓迫，經常極度悲傷，但是還是能苦中作樂。「非常晦暗卻又透著光亮／好死好活／別讓好心情隨著苦難沈淪」，在艱難時刻，我寫了這樣的詩句。我雖然也犯錯，但這只是跟我個人有關的錯。對抗也是有樂趣的，我的詩歌就是我的舌頭。
共產主義要把人間變天堂，結果卻成為地獄
在這場對抗之中，我心中的革命熱情總讓我憧憬著一座紅色的天堂。但是「要把人世間變為天堂的野心，結果讓地球變成了地獄。」卡爾‧波普在他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中，就指出共產主義的這種野心。我是到了西方的第七年，才逐漸體會到哲學家指出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真理。從此我就信服了波普對共產主義判決的理論，只有一點我要反駁：任何要把人間強行變成天國的嘗試，都是一種假想，這種嘗試並不只引誘、而是逼迫那些想拯救人類的人，把地球變成地獄。這個區別看似小其實很大，這就是我變成一個叛徒的原因。否則我那有先見之明並且轉念了父親的信奉，在他誤入岔路的岳父的逼迫下，也不能夠保持他的真實信念。
在奔向天堂的路上迷失，而走向地獄，如果僅是一種誘惑的話，也許還能夠勇敢睿智地對抗。但是歷史證明：正直和勇氣都沒用。很多共產黨人聰明勇敢，或是跳著舞步，或是衝鋒陷陣，衝向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像熱情的法國哲學家卡貝、理論家恩格斯、天才馬克思、激進的羅莎盧森堡、聰明的列寧、智慧的托洛斯基，都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例子。不論這個或那個受到人道主義影響的革命家是出於善心，還是壞事幹盡的惡魔共產黨人斯大林、烏布利希、米爾克，想帶著共產主義決之道，最終進入天堂的人，最後都變成了專制獨裁者。他們或是被消滅被謀殺，或是去消滅謀殺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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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娘胎裡就成了共產黨人
我自幼就被根植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如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相信他們的神一樣。一九三六年我還在娘胎裡就已經是個共產黨人了。我不需要像那些好友如斯培貝爾、科斯特勒、費雪或哈弗曼那樣有覺醒和轉換的經驗。他們在青年時代就跟資產階級社會決裂，並轉變成了馬克思的信徒。由於我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共產主義的信念而入獄或被關進集中營，犧牲了性命，這種「宗教」於我就是神聖的。誰還會對死去的父親再次落井下石。那些殉道者將我牢牢地控在掌心。
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核心思想並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所有人類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公平待遇。這種理想不像其他的政治思想那樣，不應當把一些群體因為他們的出身而貶低或排除。在東德時期我跟上面的人從來不是爭論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反對現實中的專制統治。我相信民主和共產主義是可以並行的，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命運很會作弄人：恰恰是這種誤解賦予我力量來跟上面爭抗。如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話，我早就逃往西方或者閉上嘴夾著尾巴做人了。我自幼那種堅定的信仰也使得那些大佬們錯過時機，沒有早早地正視此事，將我關進他們的監獄大學，來好好地教育我。我當初若真的唱出反共的歌曲，那些統治者早就會扭斷我的脖子，那只會讓我漢堡的老母傷心罷了。
跟幻滅的共產主義決裂是需要勇氣的
那些馴服的國家專業作家安逸地自稱為共產黨人，我們這些批評者也自稱為共產黨人，但是我們心中總是有著疑惑，我們不斷地批評。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我們同樣地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語來批評，你要不就崩潰完蛋，要不就躲進私人領域。一種勇敢的決裂不是崩潰而是拯救，「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我為友人阿諾‧努斯提格寫過這樣的詩曲。我感覺到，即便是很堅強的人，一生也只能承受一次這種生存攸關的斷裂。跟那些假冒的同志的爭吵不需要費力，但是跟幻滅的共產主義決裂真是需要勇氣。
世界史上，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戰爭
我開始明白自己對資本階級民主制度的譏諷是很傲慢的。這種制度依然是人類發明並推行的社會模式中，非人性成分最少的。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事：在世界歷史上， 幾乎從未發生過兩個民主國家展開戰爭。雖然有時候民主制度也讓人很難受，就如邱吉爾說的那樣，誰想贏得選舉，也必須去爭取那些討厭傢伙的選票。這位了不起的英國政治家在帶領國家贏得了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之後，反而在選舉中敗落。他曾經很實在地說過：只能用流血、堅忍、眼淚和汗水。讓所有人都快樂的共同體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最壞的民主也比最好的獨裁優越。
所以我要當一個好的、忠實的背叛者。我不再在人間尋覓天堂。海涅一八五一年在他那首「失去的孩子」中，所說的－永遠的自由之戰，是人類從恆古以來就不斷失敗、再爭取、再獲勝的經歷。具有生活智慧的猶太民族深知，他們期待的解救奇蹟是不會出現的。如果彌賽亞來到，我最好趕快逃走。在神的庇佑和保護下，我會困倦而感到極度無聊，我寧可跟世界對抗，爭取愛情。活潑地生活，有理由地產生疑惑，有理由地懷著希望。
思鄉
失去故鄉神聖的烏托邦
贏得了破碎的半個世界
作為煽動的共產黨人我再度誕生
成人之後孩提時代的信仰皆粉碎
帶著思鄉情結懷念那愚蠢的希望
不做人卻作馬克思侏儒巨人
舊日情懷難捨時時令我沈醉
夜裡感到對天堂的虛幻痛感
對地獄懷鄉將我驅趕出故國
吟遊詩人國度美酒如詩流淌
領我到父輩國度的邊緣地帶
在那重逢三千年不見的老友
誰知我短暫的生命中竟嚥下
兩次獨裁囫圇吞了幾個世代
不忘真實的戰爭虛幻的和平
嗅到恐懼的冷汗英雄的氛圍
沈睡在妳那芬芳的生命之泉
我的女人妳就是我的烏托邦
若是缺了我們倆盲目的情愛
我不能歌唱
也不能嘶喊
更不能沈默
全書完。本書是譯自《莫等待更好的時光》Warte nicht auf bessre Zeiten! 的縮減版，版本由作者的妻子帕梅拉‧比爾曼Pamela Biermann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