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Chris Patten）英國末代港督，歐盟前外務委員，牛津大學校長
愛爾蘭作家保羅·林奇（Paul Lynch）以小說《先知之歌》（Prophet Song，暫譯）榮獲今年的布克獎（英語世界最負盛名的文學獎之一）可說是名副其實。林奇的著作藉著描寫愛爾蘭陷入暴政的悲慘景象，完美地捕捉了我們當前政治時刻的焦慮。
並非所有書評家都對這本書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評論家將其描述為一本書的「撲騰的火雞」，批評林奇的次喬治歐威爾式 （sub-Orwellian） 主題和文風，但多數評論都給予肯定，許多人稱讚這本書反映人們日益擔憂西歐及其他地區議會民主的未來。林奇對一個走向威權統治國家的描繪，肯定會引起極右翼領導人的共鳴，例如最近贏得荷蘭大選的懷爾德斯、匈牙利總理奧班和法國的勒龐。
懷爾德斯在荷蘭選舉大獲全勝，突顯歐洲各地愈來愈支持極右翼政黨。20多年來，他始終直言不諱地批評荷蘭的移民政策，經常將矛頭指向該國的穆斯林社區。他的聲名鵲起大部分可歸因於，結合了身分認同政治與當今民粹運動特有的簡單解方。
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一直擔心身分認同政治的影響，個人對家庭、種族、宗教和民族群體的認同是很自然的，但自由民主的原則遠超出這種隸屬關係，其核心是認識到管理一個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是複雜的任務，需要的不只是選舉多數。
縱觀歷史，西塞羅、托克維爾和伯克等著名政治哲學家都強調，為了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自由民主的支柱——必須對多數人的意見進行制衡。相較之下，今天的非自由民主國家可能允許公民投票，但前提是執政黨已佔領並掏空了獨立機構，並操縱這個制度以確保自己永遠不會輸。
這並不是說身分認同無關緊要。我是英國人，持有英國護照，但我的曾祖父是愛爾蘭人。我信仰羅馬天主教，在政治上，我認同老式、中間偏右的保守黨。我認為自己既是歐洲人也是國際主義者。最重要的是，家庭是我個人身分認同的基石。
我身分認同的每個面向都體現了我所珍視的價值觀。我堅信寬容和溫和、法治以及議會民主。我也贊同教宗方濟各的觀點，即教會不應該充當決定我們如何生活的執法者，相反的，它們應該充當醫院提供支援和引導，協助我們盡我們所能應對生活的波折。
此外，對於那些為複雜問題提供簡單解決辦法的人，我抱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是讓我反對英國脫歐的原因。說到底，英國人民藉由退出歐盟，可以重新獲得對國家和個人未來的控制權和主權的想法，只不過是謊言激起的妄想。同樣的，英國脫歐將恢復英國全球地位的憧憬，也被徹底打破。英國脫離歐盟非但沒有使控制移民變得更容易，反而產生反效果。
從歷史上看，移民經常是威權民粹主義的催化劑。過去它導致了對猶太社區的大規模迫害，今天它正加劇對穆斯林人口的敵意。在荷蘭，如同在匈牙利和法國一樣，仇外心理和伊斯蘭恐懼症促使民族主義極端主義抬頭、自由主義價值觀遭到侵蝕。
當政府對移民或邊境控管未能做出溫和而明智的反應時，民粹威權主義的誘惑就會大增，在經濟壓力時期，特別是當民主政府無法提高生活水準時，它的威脅更大。
議會民主制需要比威權政權更成熟的領導，畢竟民主領導人必須解釋，為什麼複雜的問題不能總是利用偏見或訴諸廉價口號來解決。這也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在運作良好的情況下，往往比任何替代治理制度能提供更高的生活品質。
像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似乎更容易執行領導人的意志，但這種做法往往導致經濟表現欠佳與政治合法性下降，近來中國的經濟困境就證明了這一點。監控國家可以鎮壓異見人士，限制言論自由，但從長遠來看，這些措施無法持續，往往會產生災難性後果。
對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有數百甚至數千名學生遇害一事，當今的中國政府積極壓制任何承認或紀念，儘管北京當局企圖抹去歷史，這些事件的記憶仍然存在。正如托爾斯泰教導我們的那樣，企圖壓制異見有時會把不滿的涓涓細流變成吞噬威權領導人和制度的海嘯。
林奇這部獲得布克獎的小說，以其令人不安的前提，鮮明地提醒人們，政治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總是帶來的混亂和困難。如果您正考慮購買這本書，但您可能希望等假期之後再閱讀。這是一本重要的書，但不是能讓心情輕鬆愉快。
（本篇原標題為《The Looming Populist Dystopia》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Project Syndicate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