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廣記者：流芳
「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又迎來一個年頭。香港維園的燭光雖已熄滅多年，但許多人心中的燭光仍在閃亮。像往年一樣，活躍在海外的各方民主志士，再次匯集一堂，追憶歷史，緬懷逝者，要求還原真相。在歐洲，受到海外多個民運組織支持的兩家十分活躍的民間組織-德國的「歐洲之聲」和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今年再次發起紀念六四的兩場活動。第一場活動以網絡視頻方式舉行；第二場活動則將會場安排在英國倫敦，吸引了歐洲和全球多方關注民主的人士參與。今次紀念八九-六四活動的主辦人之一，「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女士向我們介紹了兩場紀念活動的情況。
法廣：首先請您簡要地介紹一下今年紀念六四兩場活動的大致情況。
廖天琪：跟往年一樣，今年全球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紀念六四活動， 從台灣、日本到澳洲，從北美到歐洲，許多大城市都有華人組織的悼念集會。由於六月四日這一天，大家都在忙於發動自家組織的活動，無法分身，所以「歐洲之聲」會同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和民主中國陣線於6月2日就提前舉辦了網絡上的國際性紀念會議，邀請到各大洲的民運人士、學者、各民族的代表來參會、發言。如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吾爾開希；學者如林培瑞、胡平、嚴家祺、萬潤南， 台灣駐柏林的代表謝志偉教授；還有維族的熱比婭、西藏的格桑堅讚、蒙古的席海明以及宗教組織和一些西方的記者和人權活動家。由於發言的嘉賓眾多，我們無法安排所有人有發言的機會，因此也同時開放YouTube直接轉播，讓感興趣的人，至少能在網上同步觀看。
——「六四」36周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會議」。歐洲之聲
另外， 由於英國的民運十分活躍生動，每次活動參與的人數也眾多，所以今年六月四日，我們在倫敦亦舉辦現場會議，上午請來自歐洲各地的嘉賓們如法國的漢學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倫敦北區基督教大主教Costa Evangelou, 英國議會人權委員會的Benedict Rogers和中國民主黨倫敦總部負責人王冠儒、黃華及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馬建等，他們將分別從個人的角度來發表對六四事件進行追憶和陳述看法，並與聽眾們進行交流討論。下午我們邀請不能親自到會的人士在網上發言。中間還穿插了一位英國女詩人Sarah Lawson朗讀她當年寫的關於天安門的詩。黃昏時分，所有與會者將集結到中共大使館前去呼口號、舉旗幟進行抗議活動，此活動將持續到晚間，意思是讓燭光照亮真相，光明驅趕黑暗。
法廣：天安門事件已送走了36個年頭，作為海外的民運人士，你們堅持不懈地每年舉辦紀念活動意義何在？
廖天琪：前不久，歐洲國家在5月8日那天，十分隆重地舉行紀念二戰終結的日子。特別是罪魁禍首的德國，朝野都舉辦非常龐大而嚴肅的追憶儀式。「記憶文化」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犯罪者必須真誠懺悔、賠罪、賠償、檢討事情的來龍去脈，並公布真相。這一點德國做得很好，直到今天離納粹1933年上台都將近一百年了，德國人還在繼續研究當年為何有這樣的歷史性悲劇發生。
我們看看中共從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犯下的「反人類罪」簡直罄竹難書，中國人無辜受難被殺、被關押、被流放，其人數達到數千萬，比二十世紀全世界兩次大戰死傷的人數還多。這個當年被蘇共扶植起來的黨，已經百歲，統治中國也超過四分之三世紀了，它對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過檢討嗎？遠的不說，就說36年前的天安門屠殺吧，至今全世界都有文字、攝像、紀錄片和衛星照片把當時解放軍現場開槍、坦克碾壓人群的景象如實地記錄下來，真相已經十分明晰，但是作案犯罪的中共黨卻始終不承認，連當時最需要負責人的幾個兇手罪犯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人不但沒有受到制裁處分，還被當成「功臣」追捧，反而是站在正義一邊的趙紫陽總書記被打入冷宮冷處理，最後郁郁寡歡孤獨地死去。
這段顛倒黑白、踐踏人性的殘酷事件竟然被普通中國百姓容忍並接受了，老一輩很多人說他們不知道當時的情況，年輕一輩的根本難以接觸跟這段史實有關地的信息。那麽，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何況是民運分子，但凡有點良知、人性，我們怎麽能保持沈默？我們紀念，不僅是「不容忘記」，也更是要喚醒更多的中國人來檢視自己國家那段恥辱的歷史，來進行民族靈魂的清洗，否則這個國家將永遠背負這個十字架，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汙點永遠擺脫不掉。
法廣：隨著天安門學運而誕生的海外民運組織，如今面臨怎樣的挑戰？
廖天琪：古今中外有無數的民族、皇室、個人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被迫走向流亡之路。猶太人千百年來流亡、遷徒、被驅趕、殺戮，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們於1948年重新建國以色列；滿清入主中原，鄭成功流亡到台灣，撐起「反清復明」的旗幟，最後客死他鄉；伊朗國王巴拉維1979年在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流亡至埃及，並死在那裏。他的兒子繼續在流亡中撐著王室的旗幟，如今流落在美國。達賴喇嘛1959年被迫離開家鄉流亡印度至今。德國文豪湯瑪士-曼，俄羅斯革命家、政治家托洛斯基，以及最為神秘傳奇的「世界革命」家切-格瓦拉等都是二十世紀世界著名的流亡人士。綜觀這些例子，流亡是迫不得已、為保存自身的信念、權力（利）和生存權的一種方式。
海外民運也是在集權政府血腥鎮壓下催生出來的，如今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民運人士堅持了數十年，原先就如劉賓雁先生所說，大家抱著專制政權很快會垮台，中國民主化了，大家就能返鄉任職，繼續生活。如今年復一年，形勢朝著逆向發展，中共一黨專政政權更為牢固，不但在科技領域迎頭趕上歐美工業國家，並且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制造的商品占領世界市場，中國老百姓經過三十多年的刻苦拼博，使得國家躋身發達國家，國際地位提升，能直接跟超級大國美國叫板抗衡。
海外民運不論從人數、資源上來說，有先天不足的缺點，在早期還能在道德和理念上占有優勢，民運人士一般是人們眼中勇於對抗專制政府的民主鬥士，但是這些流亡人士乍到國外，必須克服語言文化的障礙，還得自力更生，為自己打下物質生活的基礎，在行有餘力時，才能分身來投身繼絕存亡的民主救國大業。時間一長，大浪淘沙，這個隊伍裏所剩下的、具有優秀品質和領導能力的人就不多了。相反地，中間夾雜著不少雙面間諜、投機分子，民運的聲譽受到極大的打擊。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海外民運這支隊伍雖然看似微弱，但是它必須有著「四兩撥千斤」的積極信念， 努力發展新的、年輕的隊友，俗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優秀的人才隨著時間會湧現成為下一代的接班人，民運隊伍扮演「反對派」的角色，由於是自願的民間組織，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言論、宣傳的力量，在國際輿論中造勢，填補國內沒有輿論空間的空缺，來對專制政權施壓。
法廣：最後請您談談，36年後的今天，反思八九-六四這段歷史，您有著怎樣的感觸？
廖天琪：36年過去，許多當時的參與者都老成凋謝了。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寫了一篇「六四祭文」，當年她19歲的兒子死於解放軍的子彈，作為難屬，這位今年87歲的北京母親，至今還在伸冤。明明是人證物證都有的國家犯罪行為，至今受害者還在煎熬之中喊冤，這是怎樣的國家，怎樣的法制，怎樣的天理？前面我提到西方強調的「記憶文化」，這是犯罪者應當自省懺悔、檢討反思的文化， 它跟基督教的道統和原罪觀念有著某種傳承。中國本來擁有古老的文明，可嘆傳統文化裏的禮義廉恥全都被當代中共的無產階級鬥爭文化打翻在地，丟進糞坑了，但是百年老店的中共是不能把兩千年的文明禮教泯滅乾凈的。個人的犯罪行為要受到法律制裁，一個政府綁架了法律犯下屠殺人民、挑起人民內鬥，制造民族間仇恨，那該怎麽辦？答案只有一個：為這個惡性政權送終，建立新的制度，選出良性政府。
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生活逐漸進入小康，衣食無憂，即便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如在宗教、言論、集會結社方面受到局限或壓制，也不致於會揭竿起義。然而，如今資訊傳播快而廣，獲得知情權、受過教育的人不再滿足於個人的溫飽，會進一步要求法制得以彰顯，社會的公正得以保障。近年來大陸一些群體抗議活動，參與者不是出於維護個人利益，而是抗議政府濫權造成的人道災難。像鐵鏈女事件、四通橋事件、烏魯木齊大火引發的白紙運動等都是民眾覺醒的例證。這些現象跟八九民運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二戰結束後，美軍在德國的占領區，組織德國人民去參觀納粹集中營，讓他們親自去看焚屍爐、看萬人坑，這種良知的沖擊，喚醒了人們的負罪感，清洗了群體心靈的汙穢，產生一種正能量。
回顧六四那段歷史是痛苦而屈辱的，但是想想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勇敢的市民、那些絕食的學生、那些送水送食物的男女老少、臥軌臥街攔阻軍車的老太太、青年人和騎著三輪把傷亡者拉到醫院的普通民眾。那種人性的光輝並沒有熄滅，它是超越時空的，我深信公理自在人心，良知和人性不是暴力所能抹殺的。六四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壯麗莊嚴的詩篇，它代表我們的民族魂，我們永誌不忘，並從其中汲取綿綿不絕的力量。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