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任總統的那一天，一家名為深度求索（DeepSeek）的中國公司發布了一款世界級的大語言模型（LLM）。特朗普後來形容，這對美國AI行業敲響了“警鐘”。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克·華納（Mark Warner）表示，美國情報界（由18個機構和組織組成）對這件事“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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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拜登政府開始擔心中國的情報部門和軍方可能會在人工智能（AI）應用上搶占先機。於是，拜登政府下令情報機構、五角大樓以及（負責核武器研發的）能源部更激進地試驗尖端的AI模型，並加強與“前沿性”AI實驗室的合作，重點包括AI初創公司Anthropic、谷歌DeepMind和OpenAI。
7月14日，五角大樓向Anthropic、谷歌、OpenAI以及埃隆·馬斯克旗下的xAI（該公司的聊天機器人在最近一次更新後一度自視為希特勒）等企業分別授予了最高達2億美元的合同。這些公司將測試AI“智能體”（agentic models）。此類模型能夠代替用戶執行任務，並將複雜任務拆分為若干步驟，還可以操控其他設備，比如汽車或計算機。
這些前沿實驗室不僅活躍在軍事領域，也正深度介入歐美的情報界。早期的大多數應用都集中在利用大語言模型分析機密數據這方面。今年1月，微軟公司表示，其26款雲計算產品已獲準用於美國情報機構。6月，Anthropic宣布推出Claude Gov，並稱該模型“已部署在擁有最高國家安全保密級別的情報機構中”。目前，美國所有的情報機構都在廣泛使用AI模型，其中不乏來自多個實驗室的競品。
AI公司通常會根據情報機構的需求對模型進行“微調”。例如，出於安全考慮，Anthropic面向公眾開放的Claude模型可能會拒絕處理帶有“機密”標識的文件；而Claude Gov版本則會被調校成允許處理此類材料。此外，Claude Gov還加強了對政府用戶可能需要的外語及方言的識別與理解能力。這類模型大多運行在與互聯網隔離的安全服務器上。如今，一批新的智能體模型正在情報機構內部悄然構建。
歐洲也在同步推進這一進程。一位英國知情人士表示：“在生成式AI方面，我們一直試圖迅速追趕處於前沿的模型。”他補充說：“整個英國情報界（UKIC）都已接入了最高保密級別的大語言模型功能。”法國公司Mistral是歐洲在AI領域唯一的領軍企業，它正與法國的國防人工智能局（AMIAD）開展合作。Mistral的Saba模型專門訓練了處理中東和南亞數據的能力，因此在阿拉伯語及泰米爾語等區域性語言上的表現尤為出色。今年1月，以色列左翼評論雜志《972雜誌》報道稱，自加沙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軍方對OpenAI當時最先進的GPT-4模型的使用頻率增長了20倍。
盡管各方在推進，進展卻並不如預期的那樣迅速。OpenAI負責該領域合作的卡特裏娜·穆利根（Katrina Mulligan）曾在美國國防和情報部門任職，她坦言：“AI在國家安全領域的應用，還遠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水平。”據一位內部人士透露，負責處理信號情報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在語音識別等早期AI技術應用上已深耕數十年，被視為業界典範。但不少情報機構仍在試圖為現成的聊天機器人構建自己的“封裝器”（wrappers），這種做法常常使其大幅落後於公共領域中最先進的模型。
曾在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科技政策、現任Anthropic國家安全政策負責人的塔倫·查布拉（Tarun Chhabra）指出：“真正的變革不只是把AI當成聊天工具。真正的變革在於——一旦開始使用它，我們該如何重構完成原先使命的手段？”
AI情報遊戲開始了
但也有質疑者認為，這些希望被過分誇大了。英國艾倫·圖靈研究所的理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指出，美英情報機構真正想要的是實驗室能顯著降低現有大語言模型的“幻覺”率。英國情報機構正采用一種叫“檢索增強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RAG）的方法，先由一個算法篩選出可靠信息，再提供給大語言模型，借此降低幻覺率。一位英國消息人士透露：“情報界最需要的是一致性、可靠性、透明度和可解釋性。”卡特博士則提醒，相比之下，目前各大實驗室更關註的是研發更先進的智能體模型。
例如，Mistral公司據稱向潛在客戶展示了一種場景：每一種信息源（如衛星圖像或語音攔截片段）都交給一個AI代理處理，從而加快決策速度。再比如，可以設想一個AI代理被指派去識別、研究並聯系上百名伊朗核科學家，試圖說服他們叛逃。查布拉補充道：“我們還遠遠沒有想清楚AI代理模型在戰爭情境中可能被如何使用。”
卡特博士警告說，智能體模型的風險在於，它們會遞歸地為分配到的每個任務自行生成提示詞，這使其更難預測，錯誤也可能層層累積。根據OpenAI發布的評估結果，其最新的智能體模型ChatGPT agent的幻覺率約為8%，甚至高於早前發布的o3模型。
一些AI實驗室認為，這些擔憂不過是來自官僚的保守作風，但卡特博士表示，這其實是“一種健康的謹慎態度”。他說：“尤其在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即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英國對應機構）內部，你會發現一批極其出色的工程人員，他們本能地對新技術持懷疑態度。”
這也引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AI未來的發展方向何在？卡特博士屬於那種持懷疑態度的聲音，他認為，如今的通用大語言模型架構並不適合“因果推理”，因而難以掌握真實世界運行的邏輯。他主張，情報機構的重點應轉向開發具備推理能力的全新AI架構。
與此同時，有人警告說，中國可能正在這個領域領先。位於矽谷的安全與技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Technology）的菲利普·賴納（Philip Reiner）指出：“我們至今仍不清楚中國是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將DeepSeek應用於軍事和情報領域。”他補充說：“他們的模型可能沒有我們這樣的護欄，因此他們可能更快地獲得強大的洞察能力。”
7月23日，特朗普政府下令五角大樓與情報機構定期評估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在AI領域的應用速度，是否趕得上中國等競爭對手，並要求“制定持續適應的機制”。
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人都達成共識。參議員華納直言，美國情報界在監測中國相關進展方面做得“一塌糊塗”。“我們在獲取中國技術、滲透中國科技企業方面的進展仍然相當有限。”穆利根則指出，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美國在風險不明的情況下貿然推進AI技術，而是“國防部和情報界繼續按老辦法做事”。
“讓我夜不能寐的是——我們可能真的贏下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競賽……卻輸掉了實際應用的競賽。”
轉載自《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