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國在外交部下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內設立了“全球安全倡議研究中心”，以統籌該倡議的實施。2024年7月，中心發布的首份評估報告強調，中國主導的區域性多邊合作機制（如中非合作論壇和上合組織等）在推動全球安全倡議理念、獲取官方支持和建立戰略品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近日，美國非洲戰略研究中心專家保羅·南圖亞發表長文，就習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議如何正在非洲落實進行了詳細分析，他在這篇題為《非洲：中國全球安全理念的試驗場》的長文中，明確點名了全球安全倡議在20個優先領域的合作方向及實施路徑。
文章寫道：全球安全倡議構想文件明確指出，中國主導的區域性多邊組織是其實施全球安全倡議的制度平台。非洲對該倡議的官方支持最早於2022年8月在第八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上獲得確認，並在2024年9月第九屆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上得到強化。自2022年以來，中國與非洲國家簽署的所有雙邊協議均包含對全球安全倡議的支持條款。此舉不僅提升了該倡議的知名度，也彰顯了中國的號召力，並使非洲國家在立場上更倒向中國，疏遠其競爭對手。
全球安全倡議與中非合作論壇“安全與軍事議程”的融合尤為關鍵。中非合作論壇為展示中國現有的或新推出的安全部門合作項目提供了成熟平台，並將其納入全球安全倡議框架，以增強影響力。這種整合模式也見於上海合作組織和北京香山論壇等由中國主導的安全機制，許多非洲國家已參與其中。
南非前海軍軍官、中國軍事政策專家隆加尼·赫隆瓦（Lungani Hlongwa）指出：“中非合作論壇為在雙邊關係中提供安全裝備架構了平台”，同時將全球安全倡議相關資金引導至“中非和平安全論壇”和“中國國防對話”等機制，以擴大全球安全倡議的影響力。
2022年1月，烏干達特種部隊與30多名中國特戰人員聯合行動，抓獲並驅逐了四名涉嫌參與犯罪網絡的中國公民。這只是中非安全部隊在非洲開展的眾多聯合行動之一，此類行動凸顯了中國日益重視在全球範圍內擴展其安全行動力。
類似行動也在其他地區通過中國—中亞機制（CCAM）下的中亞聯合巡邏、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CASCF）框架內的中東聯合緝私、中國—拉共體（China-CELAC）框架下的聯合執法中心展開。
全球安全倡議的整合還包括建立新的雙邊執法合作項目，如2024年成立的“中國埃塞爾比亞執法合作中心”，以及提議設立“中國加納警察與執法學院”。2025年7月，索馬里安全部隊人員在中國接受了治安、國安和邊境管控培訓，成為越來越多接受全球安全倡議框架下培訓的非洲執法人員之一。這些培訓大量借鑒了中國—中亞瀾滄江—湄公河綜合執法安全中心的模式。
全球安全倡議還強調爭取東道國對中國利益的支持，特別是保護“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例如，2022年中埃協議旨在保護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等重大項目；中肯倡議則計畫組建一支精英警察部隊，保護中資建設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
這種“中國提供資金、技術與警務技能，東道國部署安全部隊”的安保模式正在非洲迅速普及。目前約有40個非洲國家與中國警方機構保持聯繫。該模式借鑒了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安全合作機制。所有這些行動正是全球安全倡議中提出的“共同合作安全”的體現。
部分非洲政府將該倡議視為在資源有限背景下獲取額外安全援助的渠道。但也有國家持保留態度，擔憂其政治後果與風險。一些人質疑中國安全治理模式在非洲的適用性，例如過度強調“政權安全”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儘管“軍隊非政治化”原則在許多非洲國家根深蒂固，但人們擔憂中國安全合作的頻率、深度和廣度可能適得其反，尤其當中國模式吸引非洲執政黨時。非洲—中國問題博主阿莫達尼·加里巴（Amodani Gariba）指出：“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執政黨利用軍隊打擊反對派，事實上已建立一黨制國家。中非擴大軍事合作可能加劇非洲本已嚴峻的治理危機。”
中國向非洲出口的國內維穩產品（如警用裝備、防暴系統和監控技術）所引發的擔憂也與日俱增。非洲監控技術專家布勒尼·吉利（Bulelani Jili）警告，中國模式強調國家主導，壓制私營部門與公民社會，在威權與民主國家均引發嚴重關切。吉利也承認這是“需求驅動”：許多非洲政府主動尋求這些工具。他呼籲本地監管機構加強對監控技術濫用的監督。津巴布韋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戈登·莫約（Gordon Moyo）比喻道：“技術就像蜜蜂：嘴裡產蜜，尾上帶刺。我們必須看清中國帶給我們的‘蜜’，也要警惕中國數字技術對非洲公民自由帶來的‘刺’。”
儘管全球安全倡議看似無害的安全理念獲得廣泛支持，但在實踐過程中正越來越多地將中國安全機構與項目嵌入非洲夥伴國的安全體系之中。作為中國整體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全球安全倡議將在未來持續主導中國外交政策。它在非洲的漸進發展，將預示它在全球範圍內其的推廣路徑。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