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學界政界出現了某種「反冷戰」的逆向思潮，認為二戰後 80 年，從冷戰的兩極世界，轉向了美國治世的自由主義秩序；而現在已進入多極世界，美國人應當把頭轉向17-19世紀諸民族國家的多極化歐洲歷史，淡化意識形態，擺脫冷戰思維。這一觀點完全沒有看到冷戰在人類歷史上享有的獨特地位——它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人類命運對決，奠定了戰後國家制度是非善惡的標準。共產主義在冷戰中的失敗是不可逆轉的。在反冷戰思潮出現後不久的當下世界，潮流正在轉向，意識形態之爭重新泛起。歷史邏輯內生出結構性張力，推動國際社會重新走向兩極裂變，走向新冷戰，即冷戰殘局。
冷戰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1989-1991 年，橫跨歐亞大陸的紅色帝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轟然解體，冷戰結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風行全球。那是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
此後是近二十年「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的單極世界，俄國與東歐國家則經歷了一段轉型的艱難時期。至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及中國站隊美國，並於年底加入世貿組織，意識形態對峙淡化，共產主義似已墮入塵埃。冷戰勝利的熱潮隨之降溫。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北京在全球化經貿大勢中崛起，並舉辦聲光盛宴式的世界奧運會。在國際學界、商界和政界，潮流開始靜悄悄轉向，放棄「冷戰思維」的聲音冒出地面並匯成一股逆向潮流，是為「反冷戰潮」。
反冷戰潮
反冷戰潮的主旋律聲稱：冷戰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兩大陣營對抗，平白無故造成高強度對抗甚至核戰風險。冷戰並無是非，任何一方都不占據道德優勢，雙方半斤八兩而已。其潛台詞是：冷戰對雙方而言都是歷史性錯誤，其結局並沒有任何勝負。
仔細考察後人們不難發現，北京當局是抨擊「冷戰思維」的主要輿論推手。冷戰甫一結束，北京就開始步步為營推動這股反冷戰潮。不過，北京早期放低姿態韜光養晦，近年來卻日益凸顯猙獰。2020 年7月10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厲聲疾呼「冷戰思維當休矣」：「美國反華勢力正在綁架美國的外交政策，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所謂『新冷戰』，這種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做法必將付出沈重代價」。
北京所稱的冷戰及冷戰思維，向來語焉不詳。對冷戰，北京只強調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不提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不提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對峙；不提自由開放國家與封閉的極權國家的沖突；忌諱提及冷戰結局柏林墻倒，更不願涉及冷戰雙方是否有正邪、是非、善惡之分，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習近平對前蘇聯解體的一句「更無一人是男兒」，露了馬腳。無可置疑，習在哀悼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塌。他上台伊始即自稱 「絕不做亡國之君」，就是企圖「挽狂瀾於既倒」，救共產主義於崩潰。這正是如假包換的「冷戰思維」。
一個充斥冷戰思維的政權指責北約有冷戰思維，本是很奇怪的事。恰如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傑夫·史密斯（Jeff Smith）表示：中國自己多年來一直采用冷戰策略和戰術對抗美國，卻動輒指責美國有冷戰思維，「指責別人所做的事，其實正是他們自己在對別人做的」。1
不唯北京如此，甚至在西方學界、商界、傳媒界和政界，反對「冷戰思維」也有相當市場。
究其成因，似乎源出勝利者的寬容。他們小心翼翼，唯恐刺激到失敗的一方。從北京到莫斯科，學者、商人、政客競相以抨擊 「 冷戰思維 」為時髦。其基調是，當今已經全球化，擯棄 「 冷戰思維 」 自是現實需求。
不可否認，上述反冷戰思維，前些年已經蔚成潮流，是值得我們認真檢視的。
冷戰陷阱？
2023 年 7 月 23 日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官網發布了一篇頗具代表性的「反新冷戰」的文章，題為「冷戰陷阱：美國霸權時代的記憶如何阻礙美國外交政策」，明確反對所謂「冷戰思維」。2
其基本觀點大體如下 ：
我們不能濫用歷史類比，特別不能濫用冷戰的歷史類比。這些類比毫無幫助或具有誤導性。冷戰歷史已經成為限制美國人看待世界的緊身衣。它主導了他們對過去的了解，扭曲了他們如何理解沖突、如何進行談判、如何思考自己的能力，甚至如何分析問題。無論接受還是拒絕這個類比，美國外交政策圈子裏幾乎每個人都把冷戰作為世界事務的參照點。
作者斷言，這一切都是錯誤的。
該文作者賈斯汀·維諾庫爾（Justin Winokur）認為，美國很快就要面臨二戰以來首次出現的多極化世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深陷冷戰思維的美國人沒有能力應對新興的多極世界。
《冷戰陷阱》指出，應當把頭轉向更遠的歷史，轉向非單極非兩極化的多極歷史圖景，轉向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歷史，例如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期間歐洲君主國之間的權力沖突、新教改革期間的百年宗教摩擦、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會議、十九世紀末開始的英德對抗 ……
作者認為，這些案例讓人更容易想象當下的美國和中國如何解決和管理貿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等領域的爭端，而不是屈服於全面的冷戰。
《冷戰陷阱》總結說，美國要想在即將到來的多極時代取得成功，就必須擺脫冷戰的束縛。
無獨有偶，另一位學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32026 年 1 月 18 日在《大西洋月刊》官網發文指出 ：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他也認為世界將恢復到19世紀的多極化局面。
但與《冷戰陷阱》所想象的那段「 美妙的」歷史相反，卡根用列舉歷史事實來說明那個所謂大國協調的多極世界的殘酷。從1815年到1914年，那段時間曾被一些人視為歐洲的「長期和平」時期，但是在那段時間裏，大國之間打了數十場全面戰爭，死亡人數動輒數十萬。
我同意羅伯特·卡根說的維也納和會之後那一百年（1815-1914）並非如基辛格所讚美的是百年和平，當然，與隨後的一戰二戰相比，其規模和殘酷性都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認為的「在二戰之後這80年裏，我們生活在一個異常和平的世界裏。」但是，我們不應忽視代理人戰爭（如韓戰和越戰）以及極權國家內部對其國民實施的制度性肉體和精神毀滅，如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為大饑荒和摧毀精神文化的文革。這些都可被視為對國民的內戰。
二戰後這 80 年，前 45 年是「冷戰1.0」時期，後 35 年是「後冷戰時期」或者說「美國治世時期」，或者把整個80年都大略判為美國主導時期也可以成立。
羅伯特·卡根認定這 80 年是「例外」而非歷史常態，而《冷戰陷阱》作者則認定這80年束縛了美國人的思維，在當前已經難以為繼。他們皆認為我們正在重返類似18、19世紀多極化的民族國家時代。不過《冷戰陷阱》作者維諾庫爾對之持正面評價，而羅伯特·卡根則持負面評價。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終結？
羅伯特·卡根宣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的主要依據，反映在他2024年出版的《叛亂：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4一書中：
在人們心目中，美國建國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義。如果將這種自由主義放到當時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顯其對於人類進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義。在當時，整個世界，包括歐洲，都是按照種族、宗教、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等級制度構建出來的。卡根強調指出，美國國父們創建的自由主義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對這種舊秩序的顛覆。
卡根認為，實際上，美國自建國起就一直存在「兩個美國」。一個是秉持《獨立宣言》的平等、天賦人權原則的自由主義美國，一個是捍衛白人基督教至上傳統、抵制這些原則的反自由主義的美國。
卡根這一敘事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察，有兩個致命盲點：
1、忽視了二戰及冷戰的劃時代精神遺產及其歷史性判決，忽視了前述遺產被當前亂局激活後可能產生的反彈力。
2、他忘記了，美國傳教士同時也是自由主義傳播者。他還忘記了，美國的自由主義理念仍然是從歐洲傳承過來的廣義的自由主義（包容了《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和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間激越進取和中間平衡保守的自由主義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對立。）
關於冷戰在世界史上劃時代地位及其精神影響，我們將在下面論及。這裏著重討論羅伯特·卡根的論點：美國自建國起就一直存在「兩個美國」——一個是自由主義美國，一個是基督教傳統的反自由主義的美國。
這一論述的要害問題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傳統與自由主義完全對立起來，完全斬斷了二者之間的血緣聯系。不應忘記，近代自由主義正是誕生於基督教文明傳統之中，而不是誕生於軸心時代以來的其他任何文明傳統中。
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如人權，正是來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權利（生命、自由、財產）來自上帝，進而《美國獨立宣言》聲言那是「造物主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必須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臘羅馬，只有公民權概念，並無人權概念。當時僅自由民有公民權，而奴隸則並無此項權利，即古典世界並無普遍人權概念。
另一核心觀念，平等，溯源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啟蒙運動只是把上述源於基督教的神聖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這些根本觀念溯源於基督教特別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傳統，並演化為現今的民主自由體制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廣泛稱為「傳教士情結」，正表明了其遺傳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紀晚期基督教會內部形成的「選舉—法制—權力制衡」機制，為後來歐洲世俗王權向憲政體制轉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板、合法性語言和政治想象空間。通過長期的模仿、轉譯與世俗化，輸入了選舉合法性、法高於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權力可被制衡的理念，從而對憲政體制的出現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憲政不是對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對其制度創新的世俗繼承。
雖然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天主教有異端裁判所，美國制訂憲法時亦在南方各州的壓力下保留了奴隸制條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權平等的價值理念，通過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美國內戰等歷史性蛻變，逐步顯化自我，實現脫殼，揚棄了教會歷史上某些負面因素，其核心價值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有鑒於此，美國被視為「被上帝揀選的民族」，美國制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具有普世性與救贖性，所有這一切，澄明了美國制度與基督教的深刻關聯，美國的傳教士情結深植於清教徒傳統與「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觀念之中。鑒此，並不存在卡根所謂尖銳對立二元實體——「兩個美國」，而是具有傳承演變關係的一個真實的美國。
綜上所述，我們無法否認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血緣關係。回望一下冷戰期間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對東歐（如東德波蘭捷克蘇聯）和南韓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勵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歐之間、美加之間、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保守主義和自由派（liberal）的極化的對峙態勢，從長程眼光看，並非永恒壁壘，而是歷史鐘擺現象。這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美國國際戰略的雙重情結——「傳教士情結」與「孤立主義情結（或現實主義）」二者之間周期性擺動的當下顯現。
維諾庫爾和卡根兩位學者一致認為，多極化時代已經或即將降臨。筆者必須指出，兩位有一個共同的視野盲區，那就是冷戰。他們完全看不到冷戰與歷史上一般戰爭和沖突的區別。而冷戰，它的歷史獨特性是值得大書特書並仔細探究的。
冷戰的世界史意義——何以冷戰在人類史上如此特殊？
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性課題：我們如何評判上世紀1989-1991年的世界歷史劇變？
冷戰是一場被遺忘的人類命運之爭。它是一塊試金石。
在筆者看來，冷戰是被低估被忽視的敘事。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制度競爭，以冷戰的形式呈現，作為一場極其罕見的人類歷史命運的對決，它在世界史上的意義及其獨特性在於：
1）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人類生存方式的競爭，這樣價值觀反差巨大的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在地球上對峙。競爭結果清楚呈現出：何者勝方，何者敗方；何者正義，何者非正義。
《冷戰陷阱》作者維諾庫爾畢竟年輕，從未有過在共產國家生活的經歷，恐怕他很難有共產國家民眾當年（包括北京1989年50多天舉行多次百萬人大遊行的中國人）那種刻骨銘心的巔峰體驗。
回首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1989-1991年冷戰的史詩式終結，對於共產制度而言，那是終極毀滅性的判決。回顧柏林墻倒塌，那普天同慶的場景：經歷七十多年系統洗腦的前蘇聯及東歐前共產國家的國民，未經一槍一彈，竟會在戈巴喬夫的為時甚短的「公開化」 和「透明化」開放政策兩三年後，就迅速轉為反對社會主義，幾乎沒有死硬黨員為共產制度殉葬。七十多年洗腦竟不能抵禦兩三年的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這是何等不朽的勝利。
2）這場歷史性對決的結果並不是取決於戰爭的勝負，而是建基於和平競爭的演變。雖然其間也曾經發生過代理人戰爭（韓戰和越戰）和驚心動魄的世界危機（古巴核導彈危機），但是對峙的主要雙方美蘇並未直接開戰。蘇聯和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外部壓力僅起了次要作用，主要是源於內部問題自行崩塌，是制度性和平競爭的產物。
3）冷戰在人類史上奠定了戰後國家制度的是非標準，共產主義已經被主流國際社會判決為缺失合法性的失敗的意識形態/制度。這種一邊倒的勝利，甚至失敗一方的國民也心悅誠服。人們注意到，在冷戰中失敗的國家的絕大多數國民心甘情願地不再尋求向戰勝國復仇，不再尋求回到冷戰前的狀況中去。俄羅斯與東歐各國有哪一國想復辟為共產黨國家？一個也沒有！鑒於此，共產意識形態不再可能全盤東山再起。而《冷戰陷阱》提及的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的那些交戰國的戰敗者呢，他們難道不想一雪國恥？不，他們極其渴望復仇雪恥。因為那些征戰畢竟是國家利益之爭，宗教教派之爭，是身份認同之爭。而冷戰是為基本價值而爭，它與歷史上為身份認同之爭的戰爭有根本不同。
這就是說，冷戰（對抗共產主義）的結果是人類史無前例的奇跡。
這也同時表明，冷戰的勝利是不可逆的。這同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那些戰爭截然不同，與中國歷史上所謂的 「 春秋無義戰 」 那些戰爭截然不同。
就此觀之，冷戰，是世界的偉大轉捩點。
多極世界？
應當承認，《冷戰陷阱》作者維諾庫爾殷切期望的那種放棄冷戰思維，淡化意識形態，回復到十七到十九世紀處理國際沖突的方式，這種觀念在經貿全球化時代還是有市場的，也得到了一些政治人物口頭上響應，但他們在政治外交上的宣示與他們的地緣政治實際操作有實質性差異。
人們曾設想，回歸這種以民族國家為終極單位的世界格局，各國主權至上，和平共處，相互進行經貿交流與競爭，各自追求本國的國家利益，豈不是一幅歷史終結，世界大同的圖景？很多政治人物都曾有類似的政治願景，忌諱言及意識形態分歧。
卡根等學者認為，在美國川普時代推進的新門羅主義將淡化甚至取消意識形態對峙，回歸早期美國的孤立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紛爭的多極時代。
但這種關於多極世界的論斷，不過是表面化的觀察，並無充分理據。
世界的「極」，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影響力和權力的凝聚中心。環顧當今世界，以美國為首的七大工業強國G7、北約（NATO）、歐盟（EU）以及英加日澳等民主國家，雖然內部也存在利益分歧，但在重大問題上，在基本價值觀與制度形態問題上，大體維持著高度共識，通過歷史沿革而來的各種盟約、條約、公告等的聯系，已經大體成型，自然可謂一極；此外，以中俄伊朝為軸心的國家，當可算另一極。環顧全球，還有沒有「極」呢？就世界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影響力和權力的凝聚中心而言，沒有了。否則，任何歷史時期都可被稱為「多極時代」了。
最近十幾年來，北京政權宣稱「東升西降」，以對內鎮壓對外擴張的極權主義，挑戰《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代表的普世價值和戰後國際秩序，引起主流國際社會高度警惕。2016 年以來，美國政府反省了過去三十多年來對北京政權的姑息和綏靖政策，從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競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競爭、制度競爭等各方面，聯手世界民主國家，從四方八面圍堵和孤立以中、俄、朝、伊為軸心的國家，基本上形成了兩個營壘對峙的態勢。
2023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召開的北約峰會，是立足於西方盟國的角度，對上述幾年來世局演變的一個俯瞰。
尤其是美中貿易、全球新冠大流行和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以後，世界兩大陣營的劃分日益清晰。從2023年2月聯合國大會以141票的壓倒多數聲援烏克蘭抗擊俄國侵略以及維爾紐斯北約峰會聲明彰顯出的同心同德對抗中俄的立場，是不難看出世界的基本結構的。
在此大勢下，有人仍聲稱美中對抗是「修昔底德」陷阱，僅僅是兩大強國爭奪國際霸權之戰，無關乎價值競爭與意識形態鬥爭雲雲，這種論調經不起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演進的檢驗。
作為象征的中俄朝北京閱兵
共產中國的經濟崛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今天已不如剛結束二戰之後的 1950 年代。但是，美國仍是世界之首。而前些年盛傳中國GDP將在不久（2030 年）超越美國云云，現在也不大有人提了。共產中國近些年來的經濟下滑、外交孤立、外資撤出、民怨沸騰、內鬥兇險，不知伊於胡底。而美國的軍事力量，金融力量，外交影響，仍然領先於世界。2024年7月10日，北約聯合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32國發布《華盛頓宣言》，宣稱中國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決定性推動者」（decisive enabler）。這一宣言的發布，標誌著兩極對抗式的新冷戰格局已然成型。
2025年9月3日，北京。當今世界最引人註目的三個獨裁者 —— 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並肩而立天安門閱兵。冷戰結束34年後，代表三種不同政治制度的暴君堂而皇之地重新站在一起，結成了抗拒世界主流秩序的 「 非神聖準同盟 」。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中國大陸政權後，雖然歷經毛、鄧、江、胡、習五代領導人，至今仍然是一個以馬列毛意識形態為標榜的共產黨政權。但蘇聯1991年解體後，其主體遺產俄國目前已是一個以繼承沙皇傳統為國家意志的獨裁國家。而朝鮮的金正恩政權目前已經是以金家血統為統治根基的世襲王朝國家。當下中俄朝這三個政權具有明顯不同的制度、結構和意識形態。
毋庸諱言，這不同制度的三軸心當下能公然抱團，有賴於一根無形的歷史繩索使之合三為一。這一歷史繩索，正是「新冷戰」。他們共同的目標，正是反對西方。它們共有的遺傳基因就是共產主義血統。
因此，三個軸心國的表演，使不久前仍然若即若離的美歐之間，拉近了立場。讓大西洋兩岸意識到：歐洲脫離美國的保護是不可想像的，美國退回孤立主義也是災難之道。
同時，這次「九三閱兵」不由使人回憶起冷戰後期，1981年9月前蘇聯勃烈日涅夫發動的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西方-8」（Zapad-81）軍事演習。對外，震懾北約；對內，恐嚇波蘭剛剛興起的「團結工會」運動，向波蘭人民清晰地傳遞一個信息：蘇聯隨時準備像1968 年鎮壓「布拉格之春」一樣，用軍事干預來維護其對東歐的帝國式統治。
但是這場軍演的巨大威懾，反而刺激了北約內部，使得美國與西歐空前地團結起來。結果，與蘇共領袖的期待相反，幾年之後柏林墻倒塌，十年之後蘇聯自身就徹底解體了。
新冷戰降臨
美國重要智庫傳統基金會曾在2023年3月28日發表題為《打贏新冷戰：一個對抗中國的計劃》的長篇報告。
文章指出，無論華盛頓的政治家和權威人士是否願意承認，美國都在與中國進行新的冷戰，中國是一個比蘇聯在其權力鼎盛時期更加強大和危險的對手。
到目前為止，美國兩黨在中國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容我在此列出兩個引人注目的證據：
1）2024年9月9日至13日這一周，在美國被稱為「中國周」，因為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28項有關中國的法案。其中《台灣沖突遏阻法》（Taiwan Conflict Deterrence Act）規定：「此一法案旨在揭露中共高層領導人及其家屬的財務腐敗，一旦中國膽敢使用武力來奪取對台灣的控制時它就會被觸發。」這個編號為「H.R.554」號的法案所說的中共成員包括至少10名特定中共領導人。這10人包括：1）中共政治局常委；2）非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以及3）非政治局委員的中共中央委員，其職權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台灣。
2）2026年2月9日，美國聯邦眾議院以395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台灣保護法案》（全稱為Pressur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To End Chinese Threats to Taiwan Act）。
新舊冷戰對比
自然，由於時空條件的差異，新舊冷戰在某些形式上是不同的。
1）新冷戰之「新」，首先在於對峙雙方在經濟上緊密交織。這與舊冷戰大不相同。事實證明，當年對蘇經濟封鎖與美國軟實力相結合，對1989-1991年蘇聯東歐解體相當重要。現在雖然已經有大量外國資本撤出中國，但仍有不少國際資本是中國的貿易夥伴。短期內，美國與西方尚不能在經濟上完全孤立中國。但中國經濟對美國西方依賴的程度仍然高於西方經濟依賴中國的程度。北京有求於美國比美國有求於北京大得多。這也就意味著美方影響中國的著力點比舊冷戰時期的著力點要多。
2）新冷戰中，北京缺乏自己的盟友，即沒有前蘇聯所擁有的與西方國家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歷史表明，同盟體系的存在與否及其強弱是決定世界性對抗勝負的關鍵因素。
因此，雖然新舊冷戰有上述差異，但是就其實質而言，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兩國關系、中俄朝伊軸心國與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之間的關系，時至今日，就大趨勢而言，已經「越來越具有冷戰的所有特征」。
重回兩極結構的歷史張力
雖然在國際社會的政界學界不少強人希望並致力於進入非意識形態化的中性的多極世界，但是世局的演變卻事與願違，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博弈頑固地呈現出兩極化的帶有冷戰（1.0 版）時期意識形態的對峙。
何以至此？
問題根本在於：
1）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之後，亞洲共產國家及美洲殘存的共產黨政權靠殘酷鎮壓維持政權存續，以致冷戰的殘局猶存。
2）共產中國在冷戰後的全球化時代韜光養晦，並利用了美國西方的綏靖政策，在經濟上軍事上日漸坐大，威脅到文明世界的基本安全；與俄國、朝鮮、伊朗一起，成了當今世界亂局之源。它們是鉆進文明世界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威脅到了文明的生存。
3）冷戰後的共產中國在美國治世時期獲得紅利而羽翼漸豐後，必定要尋求盟友以對抗這個與自己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世界秩序；而俄國普京為恢復自己的大俄羅斯帝國的斯拉夫夢想鋌而走險發動侵烏戰爭，卻不料戰事受挫；普京遂岌岌於尋求友邦，與共產中國一拍即合，加上被排擠出主流國際社會的金家王朝和極端主義神權國家伊朗，在共同的反西方的旗幟下抱團取暖，成為對抗主流國際的另外一極。兩極對峙的國際格局應運而生。
4）共產意識形態雖然明顯導致國家失敗，何以仍有某種凝聚力？蓋因其過去憑借武力與洗腦之後，生產出了一個龐大的（因為該意識形態而獲利的）利益集團。捍衛意識形態就是捍衛他們的身家性命。
以上四點結構性的合力使得多極世界的想象日益虛幻化。這種國際博弈的邏輯，導致重大沖突不斷爆發，各國被迫選邊站隊，使世界再次浮現出兩極對峙的態勢。這是在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其殘局（即新冷戰）重新出現並走向收官的大勢。
冷戰殘局的收官
本來，被人稱為「新門羅主義」的美國川普政府，正試圖收縮戰線，返回美洲。但是，觀察近期的重大沖突（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之戰等），戰略上有孤立主義傾向的美國政府在地緣政治實踐中卻一步步卷入了逆孤立主義的全球性競爭。何以至此？
一言以蔽之，形勢比人強。其原因有二：
其一、現在早已不是門羅時代了。現在的大勢日益清楚，美國的國家利益——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軍事——已經擴張到了全球範圍，現在要人為地強行收縮回美洲，勢必戕害美國利益。事實上，美國很難維持一個「非意識形態的」和「純孤立主義的」三極或多極均勢體系。在印太地區（特別是台灣海峽和南海海域），在北極圈，在俄烏戰場，在伊朗，在委內瑞拉、古巴……被大勢驅迫，美國將一步步再次進入兩極結構全球態勢。川普政府在地緣政治運作的實踐中「退一步進兩步」，從中不難窺見其端倪。這一地緣政治的客觀走勢，不是美國總統個人主觀上的非意識形態化和孤立主義傾向所能扭轉的。任何收縮動作，一旦啟動，都將引發全球性連環反應。
其二、後冷戰時代因為歷史演進的巨大慣性而蓄積和蘊藏了巨大勢能。柏林墻坍塌時自由主義秩序的輝煌成就曾令世界產生歷史終結的幻覺。但中國作為僅存的共產大國通過韜光養晦，以改革的姿態在經濟上進入國際自由主義秩序而獲經濟起飛。最近十幾年中國褪下偽裝，露出共產本色並挑戰國際秩序，成為對世界的巨大威脅。國際社會已經警醒，並意識到冷戰僅僅是一首未完成的交響曲或未曾下完的殘餘棋局。
目前這一冷戰殘局博弈的核心對手，就是共產中國。這也澄清了何以美歐之間，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雖然種種分歧不斷，一旦在重大問題上必須攤牌時，美國與西方盟國仍將聯手對抗共產中國。因為這是主流國際社會難得的唯一共識。在二戰和冷戰之後的今日，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采取18、19世紀弱肉強食式的武力政策對待正常國家，更遑論盟國了。但是對共產國家和極端主義神權國家則是例外。即是說，新冷戰走向真正歷史終局的強大慣性力量，支配了目前美國外交戰略的方式甚至成敗。
因此，當前基本大勢，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終結，還是新冷戰的重返？這個問題令世界處於焦慮之中。美國立國 250 年以來，經歷過各種危機時刻——南北戰爭、古巴導彈危機、尼克松水門事件……美國都化險為夷撐過來了。這不僅是因為美國例外論，而且在於它證明美國確實有能力通過歷史上極其兇險的狂風暴雨的考驗。當下大博弈的終局，恐怕要等冷戰殘局收官之後，才能露出廬山真面目。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1、傑夫·史密斯（Jeff Smith）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 參加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一份重要政策報告——《打贏新冷戰：反擊中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時的發言。
2、賈斯汀·維諾庫爾：《冷戰陷阱：美國霸權時代的記憶如何阻礙美國外交政策》（Justin Winokur, 「The Cold War Trap: 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 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 23,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old-war-trap-america-foreign-policy.）
3、羅伯特·卡根：《美國對抗世界》（Robert Kagan, 「America vs. the World」The Atlantic, January 18,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3/trump-national-security-greenland-spheres-of-interest/685673/. ）
4、羅伯特·卡根：《叛亂 ：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 Robert Kagan, 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 Again （Knopf Publishing）
《中國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季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