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國文人千年一遇的大劫。有人慘遭迫害，寧折不屈，如老舍、梁漱溟等。有的賣身求榮、助紂為虐，如于會泳、劉慶棠之流。還有的人，因在文革某一時期、某一事件中的表現而被人質疑，成為爭議人物。
一、一代文豪郭沫若
（一）1966年4月14日，預感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的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即席做了自我檢討，全盤否定了自己的作品：「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同時也全盤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所有知識分子。經康生指令，毛澤東批示，4月28日《光明日報》刊出這篇奇文，全國各報相繼轉載。立刻在國內外引起轟動，認為郭沫若支持焚書坑儒。郭沫若後來做了一些辯解，試圖補救。但仍有人指責他缺乏骨氣。
（二）文化大革命開始，郭沫若不可避免受到衝擊。幸虧得到周總理的特別保護，才得以躲過一劫。毛澤東不止一次對他提出批判，江青多次對他頤指氣使，他的兩個兒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先後自殺身亡。但就是這個飽受文革摧殘的人，卻寫下了不少詩文，為文革大唱讚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寫下的《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這使他的政治人格廣受質疑。
三）在郭沫若的頌詩中最為人詬病的是讚美江青的《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但正是這個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點郭沫若的名，要他站起來，對其當眾羞辱。
（四）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為了迎合毛澤東對李白詩的偏愛，一改此前稱李白、杜甫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的評價，極力「揚李抑杜」，被質疑為背棄了中國文人堅持信念、追求真理的優良傳統。
（五）批林批孔中，毛澤東先後寫了兩首詩批評郭沫若的學術論著，否定他的史學觀點，郭沫若則抱病捉筆，寫兩首詩給毛澤東，不但全面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徹底否定自己，還要感激涕零，宣誓對毛的忠誠。有人指責其盡顯「御用詩人」本色。
（六）郭沫若逝世後；根據其遺囑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一代文豪把文革中的農業典型選做自己的歸宿地，是不是有一點滑稽？
二、哲學大家馮友蘭
文革初屢遭批判，後毛主席提出要「給出路」，得以「解放」。在”批林批孔”時期，作為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的顧問，過分地諂媚迎合江青，放棄了自己的學術信念與立場，一改過去尊孔觀點，違心地寫了一些批孔文章。因此為學界同仁所質疑。
長馮友蘭兩歲，與之有半師半友之誼的梁漱溟先生的評價頗有代表性。他在致友人的書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諂媚江青，我責叱之。」顯示出一種諍友精神。梁漱溟在晚年談及馮友蘭先生，不無幽默地說：「馮先生不是那麼本著自己相信的道理，很重視，不隨風使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
1985年，馮友蘭九十華誕設家宴，梁斷然拒絕邀請，覆信說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參加壽筵。」難能可貴的是，馮接信並無慍色，反覺這種直言難得。後來他也不止一次反省過當年的錯失，說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能有這樣的自譴，說明馮友蘭先生知恥而後勇。
三、劫夫紅色作曲家
（一）「文革」初，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首創並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成為文革初期最流行的「紅歌」，因之成為受到江青一夥保護的、被認為是符合革命文藝路線的音樂家。
（二）劫夫張洛夫婦與黃永勝項懷芳夫婦之間關係密切，來往頻繁，並因之參與了葉群為女擇婿的進程，受到林彪接見。回家後，劫夫夫婦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1970年又主動為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譜曲，博得黃永勝、葉群等讚揚。
（三）1971年9月下旬，劫夫從偷聽到的蒙古電台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在蒙古墜毀，到「十一」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舉行慶祝活動，便猜徹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集團而接了班。於是，他想提前創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林彪事件後，劫夫因「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被拘押；1976年12月17日因心臟病發作猝逝於「學習班」中。
八十年代，在肯定劫夫犯有嚴重錯誤的同時，對其給與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創作的一些歌曲也被開禁。但他仍是一個有爭議的文革人物。
四、“批林批孔”風雲人物楊榮國
1973年“批孔”運動中，楊榮國迎合江青等發動批林批孔的需要，對其《簡明中國哲學史》一書作了相應的修訂，在書中加入了關於儒法鬥爭的內容，並寫下了《孔子：頑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獲得毛澤東的讚賞，寫下“楊文頗好”的評語。
之後，楊榮國扶搖直上，成為大紅大紫的“批林批孔”學者，為江青一夥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馬功勞。
客觀地說，“反孔”是楊榮國一貫的學術思想，這篇文章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指揮捧下出籠，不必過分苛責。但為學界所質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碼的學術底線，拋棄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如他在《儒法兩家的鬥爭和孔子反動思想的影響》中說“南子長得漂亮，孔子對她有野心，特地去會見她，由此可見孔子的所謂品性，所謂道德，看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孔子並不那麼正派”，這幾乎是對孔子進行人身攻擊了。
當江青等借反對“走後門”發難，把矛頭對向周總理等老幹部時，楊榮國又在其批孔巡回報告中不顧歷史學家的本分，妄將“子見南子”解釋為孔子“想到衛國去做官，走內線”，以及“孔子走後門，想通過南子在衛君面前講些好話，使自己能在衛國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業內學者認為楊榮國不僅僅是被“四人幫”利用，而是相當主動地投靠，完全背棄了一個學者應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線。
五、陳寅恪得意弟子周一良
（一） 作為被“公認可以傳陳寅恪之學”的陳寅恪得意弟子，卻早在文革前就與老師異趣殊途，漸行漸遠。他醉心政治，努力緊跟，歷次政治運動都沖在前面。文革中，他燒掉博士證書，認為 “過去幾十年遠離革命，如今不應再失時機，而應積極投身革命，接受鍛煉和考驗”，他還較早加入造反組織，成為少見的造反學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現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組。他以“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獻報答組織，炮制出一發發重磅炸彈，為能“服務於革命路線”而欣喜若狂。
四人幫倒台後，他面對組織的審查，面對學界的指責，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囂塵上的儒法鬥爭，……客觀上也構成’四人幫’反革命輿論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又極力為自己開脫，以“我自己還以為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出力”自辯，用輕飄飄的“畢竟是書生”的太息來自嘲，用 “組織上調我進梁效，並非個人報名，談不到經驗教訓。”來自解。唯獨缺少深刻的自省。這與同是北大教授、同樣陷入梁效的馮友蘭先生成為鮮明對照。而周一良先生的 “一個老朋友”譴責他“無恥之尤”，被一些人認為也不算過分了。
六、左翼詩人袁水拍
“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袁水拍成了重點打倒的 “大判官”， 曾自殺未遂。73年以後，五七幹校的人陸續回城，原來的領導幹部有的被結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遷，有的黜降。袁水拍不僅重新“登場”，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長。有人說是因為江青滿意他在批判《武訓傳》時的表現而主動籠絡，但更多的人把這歸於袁水拍的阿諛逢迎，據說有人還背地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袁會拍”。
“四人幫”垮台後，袁水拍成為被清算對象。文化界一些同人對他多有詬病，不屑往來；與他同在《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工作過的老同事錢鐘書，在劄記中寫道：“袁水拍諂附‘四人幫’得官，事敗被唾罵，輒曰：吾妻欲吾作官，勉從其意，故降志為之。”穆旦在給巴金的信中說：“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大概為‘四人幫’染污了，很可惜。” 詩人曾卓說：“袁水拍‘文革’中當上文化部副部長，對徐遲這樣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後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覺無顏面對故人。蟄居家中，悔恨苦悶，心情極度壓抑。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一枝獨秀的作家浩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成為了那個年代里唯一被江青等人認可的作家。有一句順口溜說“八億人民八個戲，中國作家一支筆。”這個一枝筆就是指浩然。
對於浩然在文革中的創作，很多人持否定態度，認為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貼上了鮮明的文革標簽，是典型的“奉命文學”。但浩然對此卻采取了一種相當頑固的態度。1998年，他發表言論稱：“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
他的這番言論引發了一場被稱為“奇跡”之爭的軒然大波。批評者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跡”，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跡。也有人為浩然辯護說他在文革中的創作是時代的裹挾，但卻幾乎沒有人讚成他對《金光大道》的固執評價。
（二）浩然在“文革”初擔任北京市文聯文革負責人，曾在老舍自殺的前一天，將被中學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對老舍實行保護，但也有人指責他應對此承擔一定責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間一直受到江青的關愛和籠絡。據傳曾有意讓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浩然則自辯說: “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沿著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又通過采訪者之口表示：“江青對自己好，誰也不能對他怎麼樣，可以換來的就是安靜的寫作環境，這就是浩然最真實的想法。”“他沒有往上去爬，沒有利用江青去幹很多事，其實如果他想，就會很容易。他沒有給江青寫過效忠信，沒有跟江青單獨求見，都是很被動地接受江青給他的任務”。
然而，很多人對他的自我表白並不認可。
八、著名鋼琴家殷承宗
（一）1967年，他把鋼琴搬到了天安門廣場，連續彈了三個下午的革命樂曲。此舉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編寫的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進入“準”樣板戲之列。殷承宗的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親自為他改名叫殷誠忠，由此備受賞識，成為中央樂團首席鋼琴演奏家，並出任中央樂團的團長。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被列入“四人幫”組閣名單，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後殷承宗受此牽連，被隔離審查至1980年結束。很多人在質疑其文革錯誤時也為之辯護，認為這是為了保護“鋼琴生命”而作的一種妥協。
1983年移居美國，成為享譽世界的鋼琴大師。
九、著名畫家邵宇
1974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黑畫事件”，波及到18位畫家的215幅作品；被列為黑畫之首的是黃永玉的那幅著名的貓頭鷹。黃永玉後來撰文指證，他即興畫在另一位畫家冊頁上的這幅小品，正是由邵宇“進貢”給四人幫在文藝界的爪牙的，並在1973年11月23日的一次會上，首先提出了黑畫問題，“發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
首當其沖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 之後， 四人幫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 1974年2月15日，這場名曰“聯系美術戰線實際批林批孔”的批“黑畫”展覽拉開了大幕，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部分。
作為事件的主要受害人，黃永玉的上述質疑應該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但是邵宇似乎並未做出正面回應。故真相和細節還有待進一步厘清。
十、齊白石弟子婁師白
齊白石之孫齊展儀揭發說：文化大革命中，婁師白曾帶領“批齊戰鬥隊”開到跨車胡同１３號齊白石故居，將白石老人為他刻的印章當眾在水泥地上磨掉，並聲稱與齊白石劃清界限。又稱：“文革”初期，曾在西單十字路口看到8張批判祖父的大字報，“第一張是一幅漫畫，上半身是一個醜化的人像，下半身是一只蝦，整個漫畫上打了一個大叉。另外幾張大字報寫的是‘與齊白石劃清界限’、‘最大的反動老賊’等，署名是‘婁批白’。齊白石的另一名弟子許麟廬在一份采訪中曾說：“就像婁師白，他是在齊先生身邊長大的，後來批判白石老人。後來都改了名字，叫‘婁批白’。就是因為他批判老師，婁師白後來和齊家後人勢不兩立。” 還有人證實，曾在齊白石家中親眼見過批判齊白石的大字報照片，落款就是“婁批白”。
2004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的《齊白石辭典》有這樣一段文字：“婁師白，國畫家……‘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婁批白’，並聲明與老師劃清界限。‘文化大革命’後又改名為師白”。婁師白認為辭典嚴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並將其告上法庭。一審判決支持婁師白的訴訟請求。中華書局提起上訴。在二審法院調解下，雙方達成和解。中華書局對《齊白石辭典》給婁師白造成的損害深表遺憾；承諾重新印制內容經婁師白審核的5000冊《齊白石辭典》。
質疑者認為判決並不能完全還婁師白以清白。因為婁師白是否曾在大字報上署名“婁師白”並與齊白石劃清界限，仍無定論。
而隨後齊白石子女及後人鄭重聲明：正式解除齊白石和婁“師白”的師生關系。將其清除出齊白石入室弟子和齊派藝術傳人名系。
婁師白與齊白石的師生關系能否由其後人解除，姑且不論。但事情真相如何，也許永遠無法澄清。
十一、京劇演員楊春霞
文革中因出演樣板戲《杜鵑山》的柯湘而名聞全國，並受到江青等人的寵愛。在被揭出的“四人幫”組閣名單中，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化部部長。其與四人幫之間的關系成為人們質疑的對象，社會上也有種種傳言。1976年11月，楊春霞進入“學習班”，被隔離審查。1979年，楊春霞重返舞台。
十二、軍旅作家金敬邁
1965年正式出版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立刻成為轟動全國的暢銷書。發行量達到3000萬冊，金敬邁也憑此一夜走紅。文革開始後，他因緣際會，從一個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相當於文化部部長。在這個位置上，金敬邁一共幹了四個多月，卻風雲突變，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和“企圖綁架毛主席”這兩大嚇人的罪名抓進監獄，關了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釋放出獄，1978年得到徹底平反。
文革後人們的質疑就在於對《歐陽海之歌》的評價和他身處權力峰巔的那123天。而人們最終比較能夠原諒他的，就是因為他隨後2684天的牢獄之災。
轉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