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印發意見」，要求對戶籍制度進行調整，取消長期以來對外來務工者在社會保險、子女入學等方面的限制。呼籲各城市不論居民戶籍狀況如何，都應為公民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務。
推薦新聞
據官方媒體周五（5月22日）報導，中國國務院「印發意見」，要求對戶籍制度進行調整，呼籲更多城市取消長期以來影響外來務工者的相關限制。
這一常住人口登記制度，即「戶口」，始於20世紀50年代，用於管控人口流動，並將中國公民劃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類，長期在公民權利和福利制度上實行歧視性的區別對待。
儘管中國大多數大城市擁有龐大的流動人口，但絕大多數公民只能在其戶籍登記地享受包括醫療保險和教育在內的部分公共服務。
周五，中國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呼籲各城市不論居民戶籍狀況如何，都應為公民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務。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
取消社保、醫保和流動兒童入學限制
指導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外來務工者在就業地參加職工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以及「加強常住地基本醫療保障，加力落實持居住證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
指導意見還提出，要改善流動兒童的「教育保障」，包括提高他們在義務教育階段進入公立學校就讀的比例。
指導意見還提出，推動更多城市將穩定就業居住的未落戶常住人口家庭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推行按就業居住年限、住房困難程度確定保障對象、保障方式、保障標準、准入條件和退出機制。
取消社保、醫保和流動兒童入學限制
指導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外來務工者在就業地參加職工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以及「加強常住地基本醫療保障，加力落實持居住證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
指導意見還提出，要改善流動兒童的「教育保障」，包括提高他們在義務教育階段進入公立學校就讀的比例。
指導意見還提出，推動更多城市將穩定就業居住的未落戶常住人口家庭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推行按就業居住年限、住房困難程度確定保障對象、保障方式、保障標準、准入條件和退出機制。
與此同時，這份指導意見要求，逐步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常住地兒童關愛、養老助老、社會救助、扶殘助殘等基本公共服務範圍，放開放寬戶籍限制。
專家指出，中國一些中小城市已經實施了類似政策，作為吸引人口流入的一部分措施。
經濟學人智庫研究者張瑩（Ying Zhang，音譯）表示，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精神」——該規劃是中國近期發布的未來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
她指出，張瑩表示：「需要重點觀察的問題是，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將在多大程度上采納這些措施。」
與此同時，這份指導意見要求，逐步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常住地兒童關愛、養老助老、社會救助、扶殘助殘等基本公共服務範圍，放開放寬戶籍限制。
專家指出，中國一些中小城市已經實施了類似政策，作為吸引人口流入的一部分措施。
經濟學人智庫研究者張瑩（Ying Zhang，音譯）表示，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精神」——該規劃是中國近期發布的未來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
她指出，張瑩表示：「需要重點觀察的問題是，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將在多大程度上采納這些措施。」
轉載自《德國之聲》
是為了官方利益還是真正的戶籍制度改革？
作者：張俊華
中國戶籍制度是對非城市人口無理歧視的法律基礎，而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要旨是保證公民在尊嚴、權利等各方面的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今中國官方雖提出要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但其根本用意，距離其聲稱的社會主義相差十萬八千里。
最近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個有關”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畫”的文件。其中特別提到了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這本來是個喜訊。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戶籍制度跟我們一般認為的居民登記制度不同，它是從法律上奠定了中國公民之間不公平關係基礎的怪物，而且是一個殘酷的怪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今戶籍制度的改革（如果是真的話）就是對一個公平社會的重要貢獻。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以來，追求社會公平、維護自己的尊嚴，獲得社會的認可，始終是人們奮斗的目標。
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宣稱，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同時也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各自所需的條件. （使其）享有平等的的尊嚴、權力和義務。
70年代時候，鄧小平自知中國的社會主義遠沒有達到像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標準，於是弄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給自己一個下台階的說法。但自那時起，中國發展了50多年了，難道自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政府，依然還毫無羞愧感、繼續保持著當初對城鄉公民的不平等和歧視？
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不平等制度——中國當代戶籍制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正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才開始了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不平等制度，即戶籍制度。眾人所知，中國當代的戶籍制度起始於50年代。其初衷是為了集中經濟資源，來發展重工業。這是向蘇聯學習的結果。即便在一開始，在中國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自由移動，並不是個問題。但後來，政府並不願意為百姓起碼的福利花太多的錢，同時又需要農村勞力為政府的工業化政策作貢獻，於是，便把農村人口通過戶口制度給固定死了。以致於在70年代安徽貧窮地區的人，到外地集體要飯的農民，因為戶籍制度的規定，還需當地政府（公社）開證明。 自50年代以來，戶籍制度就成了控制農村人流，歧視農民，同時也是控制每個中國人（包括城市居民）的籠子。
戶籍制度是毛澤東向蘇聯那裡學來的統治方式。蘇聯時期也有所謂的”布洛比斯卡” （Propiska）。在史達林期間的功能跟中國的戶口沒有差別。但蘇聯隨著以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多少還顯得比中國的戶籍制度稍微人道一些。譬如說，允許已婚夫婦即便一方是農村的”布洛比斯卡”，依然可遷居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權利。在中國則是不能以婚姻理由隨遷戶口的。同時，蘇聯對城鄉居民實行的全面免費醫療，儘管當初的現實跟政府宣佈的距離比較大，但還是比中國公民尤其是農村人口在醫療、教育、福利等待遇天地之別要好不少。
從中國的歷史淵源來看，在中國歷史上戶籍制度，但大多情況下，是中國文職官僚政府一種人口統計和納稅的管理方式，如征賦派役戶籍制和爾後的人口統計戶籍制。現有戶籍制度不平等的制度化跟此關係不大。但當今的中共則繼承了歷史上法家殘酷的、用不平等形式對待百姓的傳統， 如保甲治安戶籍制。所以，當今的戶口制度從管制公民、限制他們平等自由的權力上來說，跟中國的法家是一脈相承的。
筆者出生在上海，本來是個城市戶口。但在17歲的時候，也算是嘗到了自己拿農村戶口、當二等公民的滋味。1976年，作為一個末代紅衛兵，中學畢業，響應了毛澤東”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 到了吉林一個農村的集體戶準備「在農村幹一輩子」。但那時這種狂熱純是城市小毛澤東主義者的幼稚沖動。到了農村，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的活，有時為了多掙點工分，白天黑夜兩份活一起幹，可最後得到的一年純收入才剛夠自己買一個短波收音機。 一年過去了，晚上看著天上的星星，唯一想著是，如何跳出這個農槽。 幸虧鄧小平在1977年宣佈恢復全國高校考試，使得自己能夠在匆匆準備後順利通過了高考。可是，不知省裡哪個高幹把我的名額偷偷地給他的兒子了 – 這事我在11年後才得知。於是，我只收到一個師范中專的錄取書，而不是自己報名的高校。但為了跳出農村，我咬咬牙便上了那個師范學校。 後來，四年後，通過第二次高考，才總算回到自己的老家上海。
當然，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今天的中國社會跟當初70年代大不相同。而這種進步主要還得歸功於疫情之前、處在上升階段的中國經濟。農村戶口的持有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財富，暫時繞過戶口制度設下的怪圈。但這些人畢竟是極少數。在當今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農村公民原來的二等地位比經濟上升期更低。
改革的用意何在？
如果我們認真解讀一下官方的文件，可以判定，中共現在的戶籍制度的改革不是改革，而純粹是為了所謂國家的（不是”人民的”）經濟利益。 如果真正是為了公民平等的尊嚴和權利，就應該把戶籍制度回歸到一個純粹的居民登記制度，摒棄其歧視的法律基礎。 如果是真正的改革，政府就應該消除高幹特供製和對高幹醫療資源的高度集中，騰出資金和資源來支撐一般居民，特別農業居民的城市化，或者說讓公民自由選擇城鄉的居住權。如果是真心實意的改革，就應該停止渲染一個人非要擁有住房的意識形態，把房產問題交給市場，並在年輕人中倡導租房文化。實際上，德國全部人口中近60%的人是靠租房生活的。但他們的生活品質並不因為如此而降低了。而中國擁有房產的人達到了全人口70%，卻有不少房奴。在中國缺錢缺消費的情況下，這不僅對中國經濟不利，也使得他們生活艱難甚至因為房貸而陷入絕望。
而目前的各地地方政府，為瞭解決所謂的房產庫存，用”買房換戶口”的名義，誘人上鉤。本質上並沒有從根本上完全解決中國人作為一個公民應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待遇 。 而僅僅是減少房子的庫存。
再有，借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府動員農民出讓自己的宅基地，從而獲得在三四線城市過剩的住房。且不說，農民是否有這個財力，這裡完全是在剝奪農民擁有一點點最起碼的救命稻草。在這裡，筆者覺得有必要提一下，蘇聯時期（東德時期也如此）比中國更人道的地方：在那裡，不少城市人以及市民化後的農村人，在離城市不遠的郊區，擁有自己類似於中國的宅基地的土地。而正是這麼一小塊地，在經濟困難時期，幫助他們解決不少困難。因為畢竟在那裡可以種些日常需要的蔬菜瓜果。而現在中國政府的做法，就是奪走農村居民的最後一個命根子。
總之，戶籍制度的改革根本任務是解決中國社會不平等，而不是借此僅僅解決房過剩或庫存的問題。 這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出發點。共產黨的做法就如同一個中國唯一的大資本家，用強力實行自己對全國土地的唯一控制權，然後又企圖能從土地本身以及它的衍生產品（房產）那裡創造更多財富，為自己謀福。當然，在經濟上升的時候，這種做法，一部分百姓也確實能得到小小的一份”惠利”，但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吃虧就是百姓自己。
看來，戶籍制度而帶來的歧視和二等公民的現象，並不能通過這次所謂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明顯的改觀。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