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清理整頓」之後，張福森曾召集中關村一條街上的公司開過一次總結會。京海的王洪德在會上說：「我們這些民辦企業，就像一個嬰兒，已經從娘胎裏生出來了，想把我們再塞回去，沒門兒！除非把我們掐死……」
話說得有點糙，但說出了大家的真實感受。
到1985年5月底，對我們四家公司的調查有了初步結論，寫出了調查報告。 6月中，調查報告遞交給中央。清查組長孟志元在文章中說，報告對四家公司是基本肯定的。我相信這是海澱區和北京市的基本態度。但「上面」確實有人把我們，特別是把四通看成洪水猛獸，想把我們「掐死」。
若幹年後，在趙紫陽公開肯定和贊揚四通之後，「上面」仍有一位大佬，當我的面，用威脅的口吻說：「要摁死你們，不就像摁死一個螞蟻一樣！」背後，則蠻橫地說：「像四通這樣的公司，要限制！」
在1985年的「清理整頓」中，四通確實面臨被「掐死」的危險，是地方政府的力保，我們自己據理力爭，奮力突圍，才渡過了這次難關。
在張福森召集的那次總結會上，我逐一談到了我們被清查的五個方面，並且逐一辯駁。李玉回憶說，那次發言非常精彩，可惜已經找不到文字記錄。現在我只記得：這五個方面是指收入、稅收、物價、外匯和信貸。
那一年，我們經歷了過五關的嚴苛考驗。
我們這些民辦公司的薪水高，是引發「紅眼病」被告狀的一個主要原因。汪德昭在告狀信中說四通「一九八四年分紅利每人達萬元以上」。
在調查組給中央的報告中，關於四通，有這樣幾段文字：
「四通」即北京四通總公司，1984年5月成立，是一部份在職科技人員與海澱區四季青鄉合辦的聯營企業。現有87人，其中正式調來9人，佔10.3% ；知青26人，佔29.9% ；其他單位在職人員52人，佔59.8% ；其中科技人員35人。經營活動主要由總經理萬潤南和副總經理沈國鈞負責。萬潤南同志原是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工程師，今年3月正式調離科學院，他是中紀委書記李昌同志的女婿。沈國鈞同志原為科學院計劃局工程師，於今年4月正式調離科學院。
公司成立時四季青鄉提供資金兩萬元，該公司主要依靠貸款開展經營，先後從海澱信用社貸款2479萬元，截止1985年3月底，尚欠貸款1539萬元。去年與持匯單位通過購買、聯營、借用等方式共獲得外匯475萬美元。該公司去年主要是經營計算機的外部設備，並開發打印機的漢字應用，截止今年3月，營業額1462萬元，盈利198.9萬元。
關於反映四通、中科和科海有倒賣的問題，調查發現，從國外進口高科技產品銷售給國內的科研機構和國家部委，均是這些公司的主要經營項目，也是正常的經營內容。其中，四通公司經營銷售的進口商品，是通過中國機械進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辦理的進口手續，銷售方向也是營銷給科研單位，不存在倒賣問題，更沒有發現倒賣汽車的問題。
公司人員的薪水比較高，按1984年共有47人計算，月薪人均352元，年終分紅人均1364元，最高的分紅4000元。如公司副總經理沈國鈞，原為科學院計劃局工程師，現在月收入800元（包括工資240元，獎金60元，補貼500元），從6月至12月共發3615元，加上年終分紅4000元，共7615元。這個年薪水平在當時同科學院的研究人員比起來，收入差距是比較大的。由於收入差距過大，確實對大院、大所科研隊伍的穩定產生了一定影響。
不知道大家是否註意到，在說四通「公司人員的薪水比較高」時，報告舉「副總經理沈國鈞」為例，卻漏掉了「總經理萬潤南」。是故意疏忽嗎？當然不是。有一個讓調查組難以置信的事實：在我正式辭職、把人事關係轉到海澱區之前，即從公司開張，到調查組進駐之前，我這個「總經理」，沒有從公司領一分錢報酬！
一開始，我就清楚地說明，辦公司，不是我的人生規劃。我是受人之托，我是幫忙，我是跑腿，我是客串。而且，我也很清楚，將來要出事，就出在拿錢上。一開始我就對老沈他們說：只要我不拿錢，你們拿多少都安全，責任由我來扛，因為你們的報酬是我定的。年底分紅時，老沈給我也分了4000元（不是汪德昭說的萬元之上），當時我在美國，並不知情。回來知道後，讓李玉把這筆錢退回去了。
當這場風暴來臨的時候，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條件選擇「全身而退」，但我沒有。相反，我選擇了破釜沈舟，落草為寇，客串串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當時引起的振奮，可想而知。
我相信，調查組也有一分感動。進駐時，趙陸沒用正眼瞧過我，也沒有和我搭過一句話。現在，他找我談話了。
一開場，他就調侃我：「那三個公司的總經理，都是上級任命的。你這個總經理，是誰任命的呀？」
我也用輕松的口吻回答：「我這個總經理，是我自封的啊！」
趙陸相當善意地說：「你們，還是很謹慎滴……」
我無言以對。他拉高了腔調：「但是，你們應當謹慎！」
「那為什麽呀？」 我平靜地反問。
「啊！」 他聲調又高了八度，幾乎是聲嘶力竭：「國營企業要爛，是肉爛在鍋裏；你們要爛，就爛到你們自己的腰包裏啦！」
我只能無語。暗自尋思：唉，什麽邏輯 ……
對於外界說四通的個人報酬過高，我並不以為然。我向趙陸據理力爭：「首先，我們是泥飯碗，沒有大鍋飯。個人分配必須和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鈎。幹得好才有飯吃，幹不好就得挨餓。吃得好一點，有人來攀比；挨餓的時候，還有人攀比嗎？」
「我們民辦企業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退休保障、沒有住房補貼，一切都要靠自己。單拿『薪水』這一塊同國家單位比較，這對我們公平嗎？」
說到「公平」，我說：「平等的收入，並不是公平。不同的勞動，創造了不同的效益，卻不能得到不同的報酬，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