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的智者洛桑旺秋
想到就要被釋放了，我帶著興奮的心情返回寧塘。有些犯人跑過來向我道賀，有些人讓我替他們遞信給家人。我以為會被立刻釋放，但是一時卻沒有動靜。過了幾天，有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勞改營，他們把我和另外兩個僧侶曲培塔慶和圖丹董珠叫去。幾分鐘之後，塔慶喜笑顏開地出來，手舞足蹈，他獲得自由了。輪到我走進辦公室去，大隊長坐在桌子後面，他的眼睛掃著一疊厚厚的檔案，我的咳嗽讓他注意到我進來了。我盡可能禮貌地說﹕「我是被允許返回寺廟的。」
勞改營反對我的要求，原因是我是一名重要的工人，依照黨的最新經濟政策，勞改營應該擴大地毯的生產，由於我是唯獨一個在紡織技術方面帶徒弟的人，所以必須留下。我的抗議毫無用處，唯一的補償是，在周末的時候，我可以隨意到拉薩去。就在那個時候，洛桑旺秋來到我們的勞改營。我1964年年初在扎奇監獄第一次遇見他，此刻我把他當成一個督導人和朋友。在監獄裡大家稱他為先生、老師。我還記得以前在扎奇監獄，洛桑先生有次在開會時站起來宣布，他寫了一篇祈禱文，祈請保護神能讓西藏免於遭受自然災害，這是極為勇敢的作法，因為中國人把這種事情看成是「散布反革命謠言」。
按照西藏的標準，先生個子很高，臉龐消瘦細緻，上唇有一道細細的鬍鬚，態度很坦然，顯示出他有內在的力量和豐富的學識。1960年他因為頭一年的拉薩起義而被逮捕。從1970年開始，他也變成所謂的「二勞改」，在勞改營當工人。我向隊長提出要求，要一個助手幫助我來紡織羊毛，他讓我在附近的工廠裡隨意挑選一個人，我就選擇了洛桑旺秋先生。我認為紡織的工作對於一個象他這樣年老的人比較合適，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六十四歲了，身體非常瘦弱。我們1978年8月開始一起工作，兩個人在一間屋子裡，我在一個角落紡織而先生在旁邊紡線。那時候大部分的犯人對於局勢的變化感到非常興奮，我也問先生的看法。
「這只不過是穿著新鞋走老路。」他說。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逐漸明白他的話的意義。事實上共產黨有兩項基本的原則是不會改變。第一，關於西藏的獨立問題，第二，關於宗教自由問題。我們周圍的人好像已經很快把以前發生的事情忘記了。其實事情沒有真正的改變。我們依舊是犯人，監獄管理和守衛的任何猜測和幻想，都直接會影響到我們。現在黨只不過宣布新的紀元開始，這並不能成為一個值得歡呼的理由。先生一邊拉出羊毛線供我紡織，一邊跟我談話，我開始從另外一種視角來給自己定位。
我個人被關押，只是整個西藏被奴役的一個小小的縮影，成千上萬無辜的藏人被投入監獄，受盡折磨或餓死，我們的國家被佔領，人民打入黑牢。我們怎能說已經自由了呢？我現在比以前更痛恨共產黨了，這個黨一方面說它拯救了貧苦大眾，另外一方面又把成千上萬的人推向死亡，這是一個草菅人命的黨。1979年一個寒冷的二月早晨，所有的「二勞改」又被召集起來開會。這一次他們又叫我們別害怕，盡量提出批評。每當黨的最高層發生權力斗爭時，就要舉行這種會議。來自於犯人和普通貧民的批評意見，就被當作證據，拿來打擊當權派。這次會上又是一大堆獻媚拍馬的人在做冗長的報告，贊美新紀元和共產黨。這使我非常憤怒，覺得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把所受的苦難說出來，讓中國領導知道。
我們張貼了請願書
我回來之後，看見先生已經坐在地板上，身邊圍了成堆要待抽線的羊毛。他看著我說，「才過了幾天，他們就已經把過去二十年所承受的罪都忘記了」。先生建議，應該把我們的想法寫成請願書，借口會上沒有機會發言，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我立刻同意了，接下來的兩天，先生就開始寫一篇很長的請願書，他寫寫停停，有時也念給我聽。對於他學識的豐富和文字的優美我非常敬佩。他把請願書寫在一個皺皺的小本子上，一開頭就引用了達賴喇嘛的「為宇宙真理祈禱，每一段的起頭他都從這篇祝願文引了四行詩。請願書的第一部分詳細地陳列了西藏人民近年來所遭受到的災難，第二部分是敘述西藏兩千七百年的歷史，來證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藏歷新年快來了，所有的管理人員和警衛都忙著要過年了。這是多年來第一次中國人允許大家過藏歷新年。我跟先生商量，這是一個交出請願書的大好時機。他同意了，於是立刻把請願書送到辦公室去。警衛沒有時間聽他說話，只是叫他把請願書放在桌子上。先生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問警衛說﹕「普通人可不可以讀這份東西？」「可以」，那名守衛頭也沒有抬頭地回答道。
他們允許先生在1979年的新年到拉薩去看親戚。天一亮他就起床，帶上那十九頁的請願書，動身往拉薩去了，請願書上的落款是勞改犯人班旦加措和洛桑旺秋。先生把這十九頁的請願書貼在拉薩西藏醫學院的牆上，這是從毛澤東死後第一次有人在這裡貼大字報。先生回到寧塘以後跟我說，他剛把大字報貼出來，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圍觀閱讀。其他犯人告訴我，這份請願書在拉薩引起一陣騷動。
過了十天之後，警察才開始來調查我們。開始他們把先生找去了，一個小時之後，一個名叫帕桑的藏人守衛來把我帶走。我們受到調查，但是沒有被起訴。先生和我都堅持說我們得到值班長官的許可，我們甚至交了一份請願書到辦公室去。當局要讓我們相信，現在比以前好多了，因此盡可能表示寬松的態度，我們兩個人沒有受到處罰，他們只是把先生轉移到一個新的工作單位，讓其他的犯人監視我們兩個。從那次以後我們只能秘密見面。
製作西藏獨立的大字報
1979年9月有一些黨的高級官員來我們工廠視察，並且宣布往後的兩個星期，任何人都不准到拉薩去。我們很快得到消息，達賴喇嘛派遣了一個西藏流亡組織的代表團將到拉薩訪問。顯然當局要防止我們去會見代表團，後來我聽說代表團的成員要求見洛桑旺秋先生。我們不願意中國人欺騙代表團，讓他們以為西藏人民在新政權下很快樂，決定再張貼一些新的大字報，鼓勵人民起來為自己的自由而進行斗爭。我寫了幾張大字報，呼吁西藏獨立，並要把中國人從雪山之國驅逐出境。我拿給先生看，他很欣賞，說他也要寫一些。先生那天單獨在房間裡製作大字報，但是他被監獄裡一名惡名昭彰的馬屁精兼密探容巴看見了。容巴立刻向看守室的長官報告，並且說看見我那天早上跟先生在一起。一個名叫巴桑的守衛把我從紡織室裡抓出來。
「今天早上你為什麼去看洛桑旺秋？」他問。「我去還書」，我回答。巴桑一邊罵我一邊把我很粗魯地推向先生的住處。先生正站在屋子中間，他的雙手舉過頭。有一些還沒有寫完的大字報散在地上，旁邊是揉成一團的紙，上面是他寫標語的草稿。有幾個士兵正在搜查他的物件。「你跟這事有沒有關系？」其中一個人問我。「我正在工作，跟這些事無關。」我回答，一邊思考是否已經把寫完的大字報藏好了。先生要保護我，他說﹕「班旦跟這件事沒有關系。」「你們今天早上為什麼踫面？」巴桑問道。「他來還書」，先生說，我的心砰然跳動。
十月一日那天，另外一個叫桑丁的犯人把我寫的大字報偷偷帶出營地，並且把它們張貼在拉薩，他自己後來成功地逃到泥泊爾了。第二天兩個警察和吉普車到達我們的營地，我和先生都被召到辦公室主樓去。「你們兩個人中間誰去了拉薩？」有一個年輕的藏人問道。「大隊長可以證明我們沒有離開過」，先生用他溫和的聲音回答。他們沒辦法把我們跟拉薩出現的大字報聯系在一起。雖然先生被抓了個正著，不過當局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先生被從寧塘轉移到西藏醫學院去，他們讓他在那兒搜集整理在文革中遭受大規模破壞的傳統藏醫的資料。
我提出要轉移到哲蚌寺的要求，依然以同樣的原因被拒絕了﹕我在這兒是一個重要的手藝工人。後來我發覺當局把我們兩人放在不同的地方，為了便於監視，他們懷疑我們是一個龐大的名叫達楚幼虎隊的地下組織成員。當局希望盡可能多捕獲該組織的成員，他們派三名犯人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中國人抓緊時間搜集證據，希望來一次大搜捕。我跟先生有差不多六個月的時間沒有任何的接觸，我只是專心在寧塘工作。過了這段時間之後，監視我的犯人放松了警惕。
逮捕洛桑旺秋
1981年當局才下手，他們在拉薩逮捕先生並且再度加刑，把他移到嘎扎監獄。這是個壞消息，因為先生是我的少數幾個殘留下來的精神泉源。他寫信給我，鼓勵我繼續工作，要我永遠不要放棄為自由和獨立的奮鬥。幾星期之後我到拉薩去，想設法張貼大字報，把先生被捕入獄的消息公諸於世，並且呼吁當局釋放他。我認為不少藏人有一種安全的誤覺，很多從1960年就失蹤的朋友和親戚現在返家了，看起來好像沒有新的逮捕行動。我想告訴人們逮捕還在繼續著，雖然現在公安局聰明多了，他們誤導人們，似乎一切都很光明了。
我寫了幾張大字報，在其中一張上面，我記錄了勞改營的內部情況，最後一句話是「監獄依然存在」。中國官方拒絕承認勞改營就是監獄，正式文件上，不記錄犯人被關押在勞改營的情況。比如說洛桑旺秋先生於1970年正式「釋放」了，但是後來的十年他還是關在勞改營裡面。其他犯人警告我，說我的行為可能會讓他們重新再過苦日子。他們要我放棄，說現在的情況好得多，約束也放鬆了許多。他們似乎生活在一種自我放逐之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再回想以前那些恐怖的日子。「讓過去的過去吧」，接受黨的這句格言比較容易。
服完刑期依然在監獄裡
黨要我們忘記饑餓是怎麼回事，要我們忘記爛菜湯的味道，忘記手鐐腳銬和遭受毒打的滋味，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不會再重演了。1980年中國共產黨的新總書記胡耀邦到拉薩來，公開向拉薩人道歉。警衛們把《西藏日報》發給我們，讓我們讀胡耀邦答應了要給予西藏更多的自由，特別是要重新恢復宗教自由。可是我每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仍然在監獄裡，寧塘勞改營裡還關著二百多個犯人，雖然大家都老早就服完自己的刑期了。我們依然得每天早上拿著籃子出去撿糞便，依然要參加學習班，要無休無止地學習黨要開展新紀元的承諾。
再度在拉薩張貼大字報
1982年2月，我決定要在拉薩再張貼一些大字報，這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早上，我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藏袍中。我們現在至少被允許重新穿著傳統藏人的服裝了。我疾步而行，要在太陽升起之前到達城市。我先走到圍繞著大昭寺的八角街，在這個西藏最神聖的寺廟中，我非常驚訝地看到那兒有很多人在做他們的晨間祈禱。現在整個藏區的人都被允許到拉薩來朝拜。城中心有大量的朝聖者，嘴裡都喃喃地念著經。如果現在張貼大字報會被太多人看見，我不知道他們會有如何的反應。我走到政府行政大樓，那兒還相當安靜，沒有人在軍委辦公室前站崗，我決定把大字報貼在這兒的牆上。我的大字報鼓勵西藏人民覺醒，反抗壓迫者。我們生存在虎口之中，被吞下去是遲早的事情。我告訴人們，現在的改革和所謂的寬鬆政策不過是一種裝飾和點綴。只要毛的接班人鄧小平的政權在全國穩固了，他也會用手中的權力再度壓迫西藏人民。回到寧塘的時候，廚師剛好分發早點。沒有人注意到我已經出去過一趟。我看見大堂那邊升起了煙，直接走去拿茶水。兩年之後中國人才發覺張貼大字報的是我。
胡耀邦對西藏的寬鬆政策
1982年胡耀邦再度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以寬鬆政策而著名，我記得在《西藏日報》讀到一個消息，達賴喇嘛就他的連任，發去了賀電，這是一個很有鼓舞性的信號。胡答應把駐扎在西藏的中國軍隊撤除大部份，勞改營裡也立刻感受到這個政策的效果。漢人廠長被調回中國去了，他的藏人助手旺秋成為勞改營的領導。冬天的一個早上，當我正走向大廳去拿茶水的時候，看到很多犯人都擠在一大張通告前面。我也好奇地走去，原來這是中共中央的通告，所有的勞改營都被取消，勞改當局沒有權力還繼續把我們囚禁在這兒，大家都要求立即釋放。大部分的「二勞改」都被釋放了，到了年底，營裡只留下了十個人。他們還是以同樣的原因不放我們﹕有技能的工人必須在廠裡完成重要的任務，一直到1983年的春天我才被允許離開勞改營。
我不知道應該回到帕南寺或哲蚌寺，我知道回帕南比較容易取得居住權，但是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心思回到那兒去。去年哥哥的兒子來看我，沒想到他那付樣子，赤腳、衣衫襤褸。他告訴我，姐姐們跟繼母不說話了。文革期間，姐姐們檢舉了父親，看著他被中國士兵活活打死，繼母不能夠原諒她們。我也知道殺死哥哥的凶手還是一個自由的人，有些人現在甚至變成地方上的高干。嘎東的寺廟已經完全摧毀，我難道真有內心力量去面對這攤廢墟。
未完待續，下接第十一章在廢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