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金碧輝煌的哲蚌寺已成廢墟
公共汽車把我帶到山腳下，我朝著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三十年以前，我從帕南長途跋涉到達這裡，第一次看到哲蚌寺，它當年的金碧輝煌現在已不復存在。還記得當時從山下仰望著它，白色的高牆，以及閃閃發亮的金色屋頂，所有這些都消失了。我簡直不能相信眼前這個哲蚌寺曾經是一個擁有六千名僧侶、充滿朝氣和生機的一個城市。現在它的牆灰暗而斑剝，光禿禿布滿了裂痕，就象一個肢體不全的人體。
我在一塊岩石上坐下來，閉上眼睛。當我再度睜開眼睛的時候，發覺自己似乎穿過了時光隧道。有一群康巴人朝著我緩慢地走來，男人們都穿著藏袍，頭發髮編成辮子用紅色的絲線綁扎。婦女們戴著很精致的珠寶和大的琥珀項鏈，藍色帆布的拖鞋，後面有橡皮的鞋跟，唯獨這個馬腳泄露出現在是中國人統治的時代了。
這些快樂的朝聖者熙熙攘攘走過我身旁，我也跟隨他們走向那個已成為廢墟的寺廟。站在門外面，朝裡面的院子望去，它被破爛斑剝的牆所圍住。朝拜的人不能相信地搖搖頭，然後就撲伏到地。
我把雙手舉過頭，然後三次全身匍匐在地，這是十五年來第一次能夠不必提心吊膽怕有人監視我。四周這一切敗落的景象使我的雙眼充滿淚水，我緩緩地在這一片廢墟之中漫步，想把這偉大寺廟以前的輪廓再喚回記憶。我去尋找以前住過的僧舍，那兒已經夷為平地了。
我踫見另外一群以前的僧侶，他們也跟我一樣在廢墟裡面尋尋覓覓，想把寺院的全貌在腦子裡重新拼湊起來。一個年老的僧侶盯著我問﹕「你原來屬於那一個科系？」「洛色林」，我很高興地回答他。他在空中比劃了一陣，指出洛色林以前曾經是在這一塊地上，我們現在站在它的露天場地上，從前這裡是上辯論課的庭院。我們站在那裡，談論彼此相識的朋友和熟人以及曾被監禁的地方。他們問我是不是要回來，我說如果寺院願意接受我的話，當局允許我回來。
他們把我帶到哲蚌寺的民主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去。這個辦公室是宗教事務局設立的，西藏所有還殘留的寺廟都在這裡登記在案。管理人員理應由僧侶選舉出來，但是我很快發覺候選人的名單是由黨提出來的，人們只能從他們中間作挑選。
寺院後面還有一些建築物，它們的顏色也變成灰暗，牆壁也已經斑剝了，上面還依稀可以看出中國字寫的紅色標語。我穿過大門，走上一條鋪著厚石的回廊，有一些婦女們在一個角落裡洗衣服。一個戴紅頭巾的女人指給我看一個紅色的門，那是民主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裡面一個名叫晉巴林措的還俗僧侶跟我打招呼，他看起來很瘦弱，臉色黝黑，面帶病容。事實上晉巴是一個充滿精力的人，而且非常干練，他並不是人們說的那樣是中國人的傀儡。相反地，在紅衛兵搗毀寺院的行動之中，他極力保護文物。晉巴現在是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負責哲蚌現在所剩無幾的文物，我跟他說我想返回寺院。
寺院如同公社、工廠
「你以前在哪個監獄，」他問道，雖然我沒有說我曾經坐過牢，他明白以前所有的僧侶都被中國人監禁了。我簡單把自己在不同監獄的經歷跟他說了，並且告訴他我是一個紡織師傅會做地毯。晉巴一聽我會織地毯，表情就改變了，他非常欣賞我能紡織。「你可以教婦女們紡織」他說。我感到很迷惑，哲蚌寺難道不是一座寺廟了嗎？很快我就明白，它現在已經更象一個小村子。所有的僧侶都結婚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都強迫娶妻，來表示革命熱情和證明自己不是落後的。晉巴自己也結了婚，有兩個小孩。
委員會同意我返回，1983年5月我就搬入了哲蚌寺，他們讓我任意挑選一個住處，我就選擇了一個有兩個房間的僧舍，這裡景致很美，可以看到整個拉薩的山谷。我的東西很少，只是鋪蓋卷和兩件舊的藏袍。多年來在監獄裡我只穿制服，也沒有烹飪用具，但是在寧塘的時候買了兩只中國式的熱水瓶。
由於整個藏區的勞改營都被解散了，所以突然之間有一大批年老的僧侶返回寺院。寺院當局很願意接收他們，因為院裡太需要他們的技能。我被派去修復寺院還殘余剩下的幾座廟宇裡面的壁畫。新的寺院生活有點象一場鬧劇，我們都不穿傳統袈裟。以前人們都叫哲蚌寺為「戲劇學校」，因為院裡的和尚經常更換袈裟，但是我們現在只穿工人的藍制服，一個月三次被允許進行祈禱。
寺院就象一個公社，每個人都攢集工分，同時按照工分進行分配。然而不管這些改變有多麼奇怪，能夠返回寺院依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有一天我正在教授一群年輕僧侶背誦長的經文，有人來告訴我，有一些警察和宗教事務所的干部到了哲蚌寺。幾天之前，我聽說甘丹寺出了些麻煩，猜想當局只是要提高警覺，因此沒有格外留心。
接下來的幾天，這些穿著新的藍白二色制服的干部和警察在寺院裡巡邏。我有一點擔心，他們要求佔據寺院裡很大的部分，看上去是要用來當長久性的辦公室，警察的吉普車整天都進進出出。有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門。我正坐在床上念經，一個年輕的僧侶把頭伸進門簾來。「你睡了嗎？」他問。「進來吧」，我說。「班旦師傅」，這名僧人悄悄說：「警察們在探問你，你要當心。」然後他就離開了。
警察搜出罪證人贓俱獲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房間裡，聽到有更多吉普車開進我們的寺院。寺院內有幾百只流浪的野狗，拉薩市政府為了把城市弄得更清潔，以便接待外國旅客，所以把這些狗都趕出來。它們聚集在寺廟中，這天夜裡全都狂吠起來。我正在想狗兒為什麼這樣興奮？接著就聽到有腳步聲朝我的房間走來，我不動聲色靜靜地聽。幾分鐘過去，有人敲我的門。
「門沒有上鎖」，我說。屋子一片漆黑，「燈在那裡？」有人問。我告訴他們燈開關的位置，僧舍前邊的屋子的燈亮了，門簾後面出現了一支步槍的槍眼。我坐在床上，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接著門簾被拉開，兩個年輕的中國警察沖進我的臥房，用槍指著我。他們身後跟著另外十五個警察都進來了，僧舍的外間站滿了人。
他們的頭兒是一個臉龐大而浮腫的中年軍官。他靜靜地站了一會兒，打量四周。寺院的主管晉巴林措站在他的旁邊。通過藏語翻譯他粗魯地問﹕「你是誰？叫什麼名字？」「班旦加措」，我安靜地回答，我想最好坐在床上別動。這個中國軍官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用中文高聲地念。他的藏語翻譯替他轉譯﹕「按照拉薩最高法院法官圖丹總珠的命令，我們逮捕你。」沒有說是什麼罪名。警察叫我站起來的時候，房內所有的人都往後退，讓我能夠從床上下來。一名警察給我雙手上了手銬，這是一種新式用很輕的鋼做的手銬，在屋內的燈光下閃閃發亮，我再度嘗到冰冷的金屬接觸皮膚的滋味。
警察開始搜查我的房間，為了不讓天花板的泥土掉下來，我買了一塊白布釘在天花板上。一個警察把這塊布拉下來，上面累積的灰塵立刻象煙霧一樣在房間裡擴散。警察找到一堆宗教經文，把它們丟到屋子中間去。當我看見有一張紙從書裡跌落出來時，心開始往下沉。我曾用這張紙來為我的大字報打草稿，上面的字跡還很清晰。警察們非常高興，這是他們拿到的第一個證據。兩個警察開始檢查我的熱水瓶。我在其中一只熱水瓶的玻璃和金屬空間中藏了一張西藏國旗和達賴喇嘛寫的文章，警察把水倒出來，開始搖熱水瓶。一個人扳住熱水瓶的底，另外一個人把玻璃那一部分抽出來，旗幟和幾張紙掉在地板上，警察們高興極了。
中國軍官拍拍我的肩膀用流利的藏語問﹕「班旦加措你承不承認自己的罪狀？」他指著地上的證物說。「這些就是你犯的罪，這不是人贓俱獲嗎？」「這是黨的天下」，我1960年第一次被逮捕的時候，也聽到過同樣的話，還記得那時候在羅布昆澤寺廟挨打的情形。我看到晉巴林措全身發抖，他知道當局一定會指責他為什麼包庇我，讓我住在寺院裡。米瑪是民主管理委員會的副主任，他也非常緊張，斥責我是「披著羊皮的狼」。「你用不著打落水狗」，我對他說。
關入色珠看守所，審訊開始
中國人打手勢把我帶走，在槍口之下我被推下樓梯，走出院子，上了一輛吉普車，我的左右兩旁是兩個守衛。整個院子裡都站滿了警察，車子先往拉薩的方向開去，過了一會兒轉向直奔舊的色珠（Seitru）地區，這裡以前是專門關西藏高級政府人員的監獄，像西藏最後一任總理洛桑塔扎西。色珠現在改為一個看守所，犯人們無限期地被關在這兒，在此等待法庭的正式判決。
有幾名警衛在那兒等待我們，我認出其中一個名叫達杰的高個子藏人隊長。四個年輕的漢人警衛站在旁邊，手中拿著三尺長的電棍。達杰把吉普車門打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從車子裡拖出來。已是將近午夜時分。穿過幾道門，經過一個狹窄的冷颼颼的房間，走到一個四周都是牢房的天井。我被關進第六分隊。守衛打開我的手銬，把我推進牢房，又把從我僧舍帶過來的棉被丟進來，門在我的身後關閉。這時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被捕了，站在牢房中間我有一個感覺，這一次我將被關押很長的時間。從黨的角度看，我沒有被改造，我背離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間牢房很空蕩，水泥地上只有一個稻草的墊子，天花板漆成綠色，由於漆得很光亮，甚至可以從裡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在外面度過了三個月十八天的自由生活，現在再度入獄。新的牢房比我以前待過的所有其它牢房都更進步。裡面有新鮮油漆的味道，門的對面有一個小小的窗子，窗口上了很粗的鐵柵和鐵網。新的鐵門上面，有個小小的窺孔，門的下方有一個開口，從外面反鎖著。我把被褥打開放在草墊上，試著入睡。不久我又聽到吉普車的發動機聲響和鐵鏈拖在地上的聲音，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人被捕。
早上我被安裝在門外的電鈴聲叫醒，沒有人來開門。過了一會兒，下面的小洞打開了，有人推進一杯熱茶來。又過了幾小時，門從外面打開。達杰組長進來，把我帶到另外一個房間，有個人給我從正面一張和側面兩張拍了照片。我想起歷年來看過成百上千的犯人照片，上面打上了黑叉叉，這是死囚犯臨刑前的照片。次日，我被帶到審訊室，一間冷而不舒服的房間，裡面同樣也充滿了油漆的味道。地上的水泥地和牆壁都跟傳統的西藏建築不同，藏式房子裡面的黃色泥磚使屋子裡充滿泥土的氣息。
達杰組長靠近我，說了一句仔細考慮，徹底交待。兩個中國干部和一個翻譯坐在桌子後面。年長的那個做了一個特別的表情，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大概不會打我。要評估一個中國軍官的人性比較困難，他們代表權威和壓制，而且我們跟他們的接觸總是隔了一層，因為有翻譯夾在中間。翻譯的存在似乎把犯人和審問者之間的情感接觸隔開了，犯人只跟翻譯而不是跟審問者有直接的關系。
我坐在一張木頭椅子上，一個干部通過翻譯要我坦白。我不說話，一段長長的沉默。「你知道為什麼被逮捕嗎？」「我不知道為什麼被逮捕。」二十年來的不斷審訊經驗使我對他們的技倆摸著了竅門，在沒有弄清楚對我的控訴原因之前，不主動透露任何信息。他們讓我敘述從八歲以來的身世。「從1975年以來我就是寧塘磚瓦廠的勞改犯，這之前我在生葉波。」我開口了，停了一會兒又接著說﹕「其實用不著重複我的身世，這些故事我從1960年起已經重複了很多遍，你們真感興趣的話就讀我的檔案吧。」審訊者沒有反應，我以為他們要動手。但是他們讓我走，只是警告我應該「仔細考慮」。
我不多說是有原因的，我必須知道他們已摸了多少底。比如說，知不知道我在寧塘寫過暴露西藏人生活狀況的大字報，那是桑丁幫我偷帶出營地，然後轉給達賴喇嘛的，我們當時都在大字報上簽了字。我必須知道這次逮捕跟這一篇報告有沒有關系。審訊持續了好多天，我始終拒絕坦白。中國軍官一直沒有發脾氣，也沒有打我。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