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中國沒有公司法。私人辦企業，幾乎是天方夜譚。辦公司從哪裡著手？這是個問題。當時，無非是兩種模式：一是從天上掉下來；二是從地里長出來。去找一個有名氣的大單位挂靠，這是從天上掉下來。老沈比較傾向這種模式。
印甫盛主張從地里長出來，建議找一塊地盤，從頭開始，靠自己幹起來。我贊成老印，覺得這樣踏實。
其實，在這次東總布聚會之前的三天，1984年3月9日，我就和老印找過當時在海淀區當區委書記的校友賈春旺。
那時候的賈春旺，還沒有後來當大官的富態，細細的瘦條個兒，一臉的舊社會，為人非常低調。劉菊芬一個電話，就把他召來了。他騎著一輛破自行車，趕到魏公村老印家裡，和我們促膝而談。首先，他對我們辦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時候辦事情，什麼都強調組織對組織，這樣才名正言順。例如當時的科海公司，是科學院和海淀区聯合辦的，所以叫科海。後來倪振偉的海華，是海淀區和清華聯合辦的，所以叫海華。而我們只是幾個個人，如何和組織掛上鉤，頗費思量。他懇切地說，這事他要再想想辦法。
1984年3月14日，五天以後，賈春旺想到辦法了。他專程騎自行車橫跨大半個北京城，到東總布來找我面商方案。雖然賈春旺和我是初識，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樓敘真、姐夫陳清泰，可是多年的鐵桿老朋友。賈和陳曾同時在校團委工作，兩人同住一個宿舍。
賈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鄉或東昇鄉，讓我們和鄉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實際上是他以自己作為區領導的名義擔保了我們這些個人，讓我們和區管轄的鄉來合作，避開了我們不是一級組織的難題。
我立即表示贊成。我把賈的建議轉告印甫盛和沈國鈞，他們也沒有異議。
又過了五天，1984年3月19日，賈春旺電話通知我們，明天晚上七點，和四季青鄉方面會談。
這件事從啟動到塵埃落定，總共十天時間。在那個年代，絕對的高效率。賈春旺的樸實、勤政、誠懇和聰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在仕途上芝麻開花節節高，離不開他始終如一的低調。
那時候，他拼命地工作。記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對我說：「現在我最想做的，是找一個地方，一個人靜靜地坐下來，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後，有人畫了一幅關係圖，編派他是賈庭三的兒子，編派我是萬里的兒子，都純屬無稽之談。就說「春旺」這個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區農村的孩子。大家還記得文革年代，北京大興縣大白樓出了個「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王國福吧？我們的春旺同學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賈同學也是從一輛破自行車開始，「小車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檢察長，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