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教授原來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現在他是紐約長島一家計算機系統及技術公司（CST）的總裁。他們的客戶主要在中國，在一次商業活動中，他給我遞了一張名片。
在我去佛羅里達的行程中，要在紐約停留一天，晚上就住在曼哈頓的紐約總領事館。我利用這個時間，給他打了一個Collect Call（由對方付費的電話），約他出來見一面。
趙教授比我年長十六歲，山東青島人。1949年，按他們的說法，大陸「淪陷後」，他到了臺灣。他在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後來到美國留學，在華盛頓市立大學電機及計算機工程系當系主任。1971年北美興起保釣運動，趙教授是一方領袖，因此和一羣熱血青年走到一起，其中的幾位骨幹成為後來趙教授創辦CST公司的合夥人。
接到電話，他顯然很驚訝，但他立即答應下班後來和我會面。
傍晚時分，趙教授自己開車來了，接我去曼哈頓下城的China Town（中國城）共進晚餐。我言簡意賅地向他介紹了四通的情況。我用的語氣越平淡、越謙和，趙先生顯然越感動。我說，我會先去佛羅里達大學報到，安頓下來以後，希望和CST公司探討可能的合作機會。
他說：「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方式，都願意和你合作。」差不多是開了一張可以由我任意填寫金額的空白支票。如果上海人說這樣的話，你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客氣、一種禮貌。但趙先生是山東人，他說這話，用的是山東人的實誠。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有時候，往往取決於一些細節。素昧平生的人打來Collect Call，一般都是立即掛斷，因為這樣的電話收費很貴，但那天接電話的女士沒有拒絕。後來趙先生專門向我引見了她。她叫袁美南，公司的副總，也是當年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
後來我又從佛羅里達專程到紐約，商談CST 公司和四通的合作。談得非常順利，我和趙教授一起為我們的將來，作了大致的安排：我在佛羅里達大學的訪問學者的身份，到這個學期結束告一段落，然後轉到紐約來。從1985 年1 月1 日起，從原來的公費轉為自費。今後我在美國的費用，由CST 公司支付。
回到佛羅里達，我作了結束那裏學業的安排，準備轉到紐約來。告別了可敬可愛的周教授，告別了相處時間不長的同學們。另外，給休士頓的中國領館寫了信，告訴他們從下個月起，不用給我寄公費了，並報告了我的去向，轉到紐約以後，我就歸四十二街附近的紅色領館管轄了。
CST 公司在紐約長島，趙教授的家在華盛頓DC。談完合作以後，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回家過聖誕節。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美國家庭過聖誕，第一次得到了一份聖誕禮物。趙教授送了我一個旅行用的西裝包，那種可以把西裝掛在裏面，然後摺疊起來的旅行包。
趙教授意味深長地對我說：「小萬，以後你可能要經常在旅途上揹著它了。」之前，他剛剛去了一次北京，拜訪了四通，見了老沈。他告訴我：「公司狀況不錯，但有一些問題，你應該回去一次了。」
我立刻安排了回國的行程。1984 年的最後一天，12 月31日，我乘坐的航班平安降落在北京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