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蔡詠梅文章〈我們和毛粉是兩種人〉，她說人跟人之間即便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但是由於有「不可逾越的價值鴻溝」，對人物的價值判斷就有巨大的差別。詠梅文中提到的一個細節：
「希特勒一位御用攝影師的女兒有機會經常見到希特勒，和希特勒聊天喝咖啡。她是位有同情心的女子，有次見到希特勒說，她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親眼見到猶太人受到虐待，很可憐，問希特勒是否知道，希特勒立刻勃然大怒說，那些猶太人與你有什麼關係，從此不准這位女子再在他身邊出現。」
多麼奇妙，筆者竟然跟這位「有同情心的女子」見過面，她名叫亨利耶特·荷夫曼（Henriette Hoffmann 1913〜1992）。亨利耶特的父親亨利希·荷夫曼Heinrich Hoffmann（1885〜1957），確實是希特勒的專職攝影師，當年他的女兒亨利耶特十分活潑可愛，經常跟在父親身邊，所以時常有機會見到希特勒。
希特勒麾下的金童玉女
1933年納粹黨執政，希特勒登上總理寶座， 從此將德國轉變成為一黨專制的納粹獨裁國家（NS-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taat）。希特勒很知道抓住青年一代有多重要（毛澤東大約也師承于他吧），一上台就加強青年組織，他任命了一個貴族青年巴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來擔任領銜職務，讓他成為「德意志帝國青少年領袖」，等於是青年部部長。席拉赫出身於有文化教養的貴族世家，因此在職位上發揮了很重要的主導角色，他將帝國所有青年都納入希特勒青年團，將青少年的教育權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席拉赫本人在大學曾學習德國文學和藝術史，特別喜愛文豪歌德的作品。這位位高權重的青年領袖，於1937年做了一場關於歌德的演講，把這位自由主義大文豪的思想演繹解說成了納粹教育的精神主導，他的演說受到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讚賞，將之印刷成小冊子，題目是《歌德對我們說。一位德國偉人的永恆思想》（Goethe an uns. Ewige Gedanken des großen Deutschen），這本小冊子裡還引述了許多歌德的名句，成為當時青年們的必讀之書。大文學家被獨裁閹割曲解利用，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不過拿歌德做宣傳畢竟比拿希特勒思想做宣傳要好很多。
話說年輕的巴杜爾少年得志，他看上了經常出現在眼前的希特勒攝影師的女兒，比他小6歲的亨利耶特，這對金童玉女就於1932年結婚了，那一年她才19歲， 而他不過25歲。一年之後巴杜爾就被登上權力高峰的希特勒任命為帝國青少年領袖，等同部長的級別。在未來的不到十年之中，他們生育了四個孩子，安吉莉卡、克勞斯、羅伯特和理查德。最小的理查德 （Richard von Schirach）出生於1942年，三年後的1945年，納粹節節敗陣，希特勒自殺，二戰終結。在紐倫堡大審的法庭上，有24名納粹的高級官員和將領受審，其中就有理查德的父親巴杜爾·馮·席拉赫。由於席拉赫從1940年起直到戰爭結束，都擔任維也納大區的帝國領導人，所以將十八多萬維也納猶太人送到集中營的罪責得由他來承擔，他被判「反人類罪」，獲刑二十年，1950年他在獄中就跟妻子離婚了。
台大中文系的兩個德國人
理查德是個漂亮的小伙子，從小因父親的關係，心中受創很深，但是畢竟家族的根底深厚，並無經濟上的窘迫。但是他說他們住在慕尼黑的洋房中，門牌上經常被人塗上黑漆，或噴上SS （納粹黨衛軍）的符號。理查德後來讀漢學，學習中文，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奚來侯，他到台灣來留學，進入台大中文系，聽葉嘉瑩老師的課。他常常為自己的中文名字感到尷尬，奚來侯（西來猴）有些不雅，問葉師是否應該改名，葉嘉瑩微笑著點點頭，不過也並沒有為他另賜新名。
當時筆者在外文系就讀，認識了同在文學院上課、後來的丈夫馬漢茂（Helmut Martin）。漢茂也在中文系聽台靜農、鄭騫、葉嘉瑩的課，兩個德國人自然就成為摯友，後來他倆一同租了台大後面羅斯福路小巷中的一所屋子，院子裡面花木扶疏，頗有意趣。通過漢茂，我因此也就認識了奚來侯—理查德。我們常常一道到碧潭划船、郊遊，或到校園旁邊，退役老兵開的小店裡吃炸醬麵或山東水餃。
台大畢業那年冬天，我和漢茂結婚，證婚人之一就是理查德。次年我們到日本京都的「一乘寺」住了大半年，漢茂在撰寫一篇梁啟超的論文，我則在京都人文研究所搜集錢鐘書的資料，每天黃昏我們都到山上去散步，山上的寺廟多多，如曼殊院、詩仙堂還有一些名字都記不得的小神社和廟宇，上山的步道上佈滿青苔，夾道林蔭深處的廟宇古樸蒼涼，內心立刻沈靜下來，感覺上似乎可以入佛參禪。
初次踏上歐洲大陸
那個1970年的冬天，我們結束了日本的旅居日子，我嫁雞隨雞要跟著漢茂到德國去。但是漢茂應邀參加一個在夏威夷舉行的國際性關於梁啟超的研討會，所以我們分頭上路。他去美國，我則收拾行李，路經香港，準備飛到漢茂母親居住的科隆市。在香港時，恰巧理查德也正結束他的亞洲之行，我們就結伴搭機，飛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在那裡他的家人會來接機。我在臺灣長大，第一次出國門，日本的生活讓我大開眼界，但是到西方，這還是頭一遭，有友人護駕，心安不少。
抵達布魯塞爾機場，一出關，三位高大的歐洲人親熱地迎上來，他們緊緊擁抱理查德。其中一位是個中年女人，一頭銀褐色長捲髮，頂上一襲小帽，人高馬大，過膝的長裙罩在長筒皮靴上，披著斗篷，像是西洋畫裡面走出來的人兒，她二話不說，將我摟住親吻我的雙頰，拍拍我說道：是天琪，對吧？這就是理查德的母親亨利耶特。她那時雖然已經不年輕，身材氣勢卻出奇地出眾，萬綠叢中一點紅，站在人群中非常醒目。理查德的律師哥哥克勞斯，英俊挺拔，他身邊的金髮妻子年輕貌美，身材高挑，這一對璧人站在年紀大的母親旁邊，竟然都不如她搶眼。他們住在南德的慕尼黑，開了幾百公里的車來接了我們，然後再繼續開車將我送到科隆漢茂母親瑪莉妮絲家。
小女子向「領袖」告狀被怒斥
科隆初次會面的那一個場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我們一行人下車，按了門鈴，門開之處站著我那位溫文爾雅的婆婆，她親切地擁抱我這首次謀面的兒媳，並和理查德握手。當理查德將他的母親介紹給我婆婆時，令我驚訝的一幕發生了，瑪莉妮絲竟然對亨利耶特行了（宮庭式的）屈膝禮，態度十分謙恭，然後才跟她握手，並請客人入室。大家寒暄了一會兒，喝了一杯茶，他們就告辭，繼續趕路回慕尼黑了。我當時並不明白，也不在意這些細節。幾年之後有一天，我們和漢茂的母親和妹妹們一起過聖誕，談話的內容涉及到他父母親戰時的經歷，瑪莉妮絲突然說，我真高興有機會見到亨利耶特·馮·席拉赫，這還要感激天琪呢。漢茂妹妹伊娜很輕蔑地說，怎麼啦，她不就是納粹一伙的嘛。瑪莉妮絲正色說：不可以這樣說，她是個奇女子，也很勇敢呢。原來我婆婆讀了年前亨利耶特出版的一本自傳體的紀實小說《榮耀的代價》（Der Preis der Herrlichkeit, 1975），其中有一段描寫她在戰爭期間旅經荷蘭，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看到納粹怎樣凌辱虐待猶太人，銷毀他們的箱籠財物，心中震撼。再次見到希特勒時，她就「告狀」，沒想到被「領袖」怒斥，以後她再也不敢提有關猶太人的問題了。直到戰後她才逐漸知曉納粹在集中營絕滅人性的行動，覺得情何以堪，當初竟然如此幼稚無知，還真以為希特勒是偉大人物呢。
「權力」的迷思
如今斯人已經作古，但是人們對「領袖人物」、「權力」的認知、認同，其中微妙的關係，還是一個背後隱藏著各種迷思的題目。為什麼那些已經有定論的魔頭，依然被某些人當成偶像崇拜呢？擁有大小「權力」的人，身上總是被一種神秘的氛圍包圍著，有時候不容易被識破，能善用「權力」來為人類和世界做出貢獻的人值得人尊敬，但是濫用「權力」作惡的人，往往頭頂有一種迷惑人的光環，特別是當此人還在人世，發揮作用時，更能蠱惑誤導眾生，唯有蓋棺論定時，才好辨認。但是也要由史家和專家來「驅魔」，將他們誘惑人的假面具揭下，才能讓人們看清楚真相。像毛澤東這種魔頭雖然屍骨已寒，剩餘價值還在，所以仍然被中共政權奉為神明，有些中國人被徹底洗腦，那麽還有「毛粉」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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