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被禁四年了，我的電話成了史塔西的耳朵，同其他的國家敵人一樣，我的郵件在郵局裡被自動地轉到史塔西部門，有些信件永遠到不了我手中。我的住屋裡面，從廁所到廚房都裝有竊聽器。羅伯特從西柏林弄來一個高級的金屬檢測器，我們像政治「除蟲者」一樣用它來
搜尋屋裡的竊聽器，很快就發覺，這兒簡直就像個瘋人院，壁紙下每一個生鏽的釘子都在喊道：「這兒！」拿錘子和工具來吧。最後所有的牆壁都「傷痕累累」，這場技術競賽我們是贏不了的。
一九九二年我查看史塔西的檔案，裡面有許多針對我佈置下的措施，有些是我親身曾經體驗到的。但是當這一切如此黑白分明地擺在眼前，還是像個真實的惡夢一樣令我赫然：醫生有意的錯誤診斷治療；錄音機和麥克風被弄壞，如此專業的手段，簡直找不到破綻；製造汽車故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和兒子馬努在瓦爾特堡，當紅白相間的軌道欄杆放下時，汽車剎車突然失靈，直接衝上了平交道。這事情發生在一條平直的鄉村公路上，我們千鈞一髮逃過了這場劫難。當時我發覺剎車的踏板毫無反應，車子繼續滑動，我嚇得像在恐怖電影裡那樣驚呼喊叫，把孩子嚇得魂飛魄散。我一邊喊，一邊向左右方向轉動方向盤，穿過馬路邊右手兩棵大樹，衝出路面。好在那裡既沒有溝壑也沒有一堵牆，車子直衝到農業合作社的牧草地上才停了下來，我們保住了命。在那驚恐時刻，我沒有意會到汽車還有手剎車。靠著它，我們非常緩慢地將最後一百公里走完，最後抵達烏瑟朵姆島朋友家中。
在史塔西檔案裡列出的一系列對付我的措施中，我看到他們使用原始武器——誹謗，來對付我，這個清單如下：比爾曼是偽君子、門外漢、沒有原則的狂人、病態的說謊者、下流的誹謗者、懦夫，總而言之，就像典型希臘神話的特洛伊戰爭裡面，那個惡名昭彰的階級叛徒特爾西特斯。史塔西還安排了一些美女在我身邊，刺探我的一切。說真話，可惜我當時很容易就中了這種美人計。此外，污衊我吸毒也是他們的花樣之一。 他們讓西柏林的浪蕩子密探來執行這種任務，這些人造訪我東柏林的家，給我帶來禮物：重毒品。這些花樣對我無效，因為我對這玩意兒的恐懼超過我的好奇心。引我酗酒，這也無效，因為我清醒時，更加陶陶然。還有一樁極為下流的招數：跟未成年的孩子上床。我想知道，史塔西會利用怎樣的孩子來幹這種勾當。他們也用詩歌做武器，授意一家「公司」把一些批評性的詩與歌，以比爾曼風格重新寫出，然後在反對派的圈子裡散佈流傳。這些東西似乎是典型的「比爾曼文本」，但裡面歇斯底里充滿仇恨，以致於比爾曼的粉絲們說：這小子現在發瘋了！
那些要毀我的傢伙使出千方百計，但是都不奏效。要封住我的口就像要孤立我一般都沒有用。我知道：要對付他們只有一個方法，把我的家對外敞開，而不是像個老鼠洞一樣封閉。在那些年代裡，許多全然陌生的人來拜訪我，常常是西柏林學生運動裡我的粉絲們，也有中學生、大學生，來自德萊斯頓、羅斯托克或耶拿的青年工人。有來自西德的記者，他們的造訪並不只是出於職業性，而是有更多的內涵。有名或無名的作
家如馬克斯·弗里施， 格拉斯，德里尤斯，波爾，艾伦·金斯貝格，彼得·魏斯等，都從福德里希街的火車站步行幾分鐘就到我家了。東西兩個陣營的革命者也踏上我家門前的兩道階梯來敲我的門，有俄國人、波蘭人和捷克人。魯迪‧杜契克和他如影隨形的蓋斯彤‧薩爾瓦多也都是我的座上賓，我的屋子就像兩個革命世界的接待室。也有穿著制服的訪客，一名柏林圍牆守衛團的青年士兵自己也寫有關萊比錫的詩，他用薩克森方言唱我那首「士兵士兵」給我聽。我那個東德把兄弟尤瑞克‧貝克也來看我，咱們一起在台桌上打彈子球。當尤瑞克又贏了時，我就得彈奏那首「黑暗降臨德國…」。
關於怪人溫克勒爾，他也叫潘克，那簡直就是怪誕的偵探故事。他的老師波特切爾是東德最棒的紀錄片攝影師，也是畫家，後來改名史塔瓦爾德。機伶的畫家大佬奧圖，成為歌唱家的尼娜‧哈根，爵士樂鼓手「寶貝」宋莫爾和鋼琴手貢培爾特，他們都匿名地幫助我錄音，但是在唱片的封面上他們的名字是不能印上去的。布萊希特的那位令人厭煩的情婦凱特‧雷希爾、阿根廷歌手尤潘庫伊的天才徒弟維格李耶提、烏拉圭最強的歌手都來拜訪我。來自世界各地真真假假，平時根本不可能相遇的朋友，都匯聚在我的陋室裡。最荒謬的真相是：在那我被封鎖禁閉的十一年之間，我是東德最不孤單的人。
所有這些不同類別的朋友自然也都認識艾瑪，對他們而言，我這老媽跟我的詩與歌同樣有趣。她是馬克思主義畫冊裡的女工人、希特勒時代的抗暴鬥士，充滿生活的智慧，她偶爾會謙虛又輕描淡寫地跟哲學家布洛赫談世界大事。 這位善良的老叛逆份子布洛赫跟他前妻卡洛拉有時候會到漢堡去拜訪我媽，跟她平起平坐地交談。
對我而言，艾瑪在我的文字寫作和音樂創作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替我跟西方的出版社和唱片公司處理有關業務，我把版權都交付給她了。因此對於史塔西來說，她是個單一的敵對勢力，而她同時又是德國共產黨的黨員，很是棘手！當艾瑪來探望我時，總是有一些麻煩。東柏林的公民可以為西邊過來探親的家屬，申請有期限的居留許可。有時候我沒有及時申請或者沒有獲得批准，我母親就從漢堡坐火車來到西柏林了。西德公民在西柏林可以每天早晨申請一日通行證，到東德的首都來，到了夜晚則必須返回這一分為二的城市的明亮的那一邊。她得 通過「淚水宮」——福德里希大街火車站邊界處的一個巨大的玻璃櫃，人們慣用這個外號來稱呼它。在離別時，被分離的家庭淚水往肚裏流，處於冷戰中的戀人卻哭得稀里嘩啦。
當東德的人民警察用安全鎖打開門時，我那可愛的老母親總是清晨第一個報到。她又節省又慈愛，每天早晨在邊界乖乖地用西德馬克支付入境費，那時的強制性匯率是一比一，所以她要值回票價充分利用，都是在午夜當邊警要關門時，她才最後一個離開。
大約是七十年代初期，我的老艾瑪又到西柏林來一個星期。她早上五點半離開杜契克和他美國妻子葛艾琴與其他人合住的住所，要趕往香榭街131號我這兒來。這種每日十八個小時的拜訪實在是很磨人的，這也不奇怪，哪一個成年男人，願意在清晨六點多被自己的母親從自己床上或別人床上給拉起來啊。
第一天的晚上，當艾瑪要回西柏林時，她穿過史塔西在福德里希街火車站的迷宮，被帶到一個小房間裡。她必須在穿制服的女警的緊盯之下脫光衣服。我相信母親並不知道，在這東西交界，極為敏感如針眼一般的邊境，幾乎所有低級的官員都是史塔西派來的秘密警察。這名史塔西女警命令這位七十歲的婦人彎下腰，然後她用食指在老同志的肛門裡挖探。最後按規矩在所有衣物中搜尋是否有縫進去的監獄手稿，或是階級敵人的精神違禁品，結果什麼都沒找到。艾瑪穿上衣服，坐上電車返回她西邊的美麗世界。
在往後的幾天，艾瑪返回西柏林時，必須日日接受肛門騷擾。她自然每天早上都跟我講述夜間的特殊待遇。她顯然以一種閒適的態度來面對這種卑鄙的檢查。她取笑這些「蠢貨」，同時炫耀地講述納粹時代的更為恐怖的故事。艾瑪是見過世面的，她那時到福爾斯畢特爾集中營探望父親，跟監獄的領導見面之前，也受到蓋世太保類似的全身搜索檢查。但是我對於他們每天用這種下流的方式，來對付一個老共產黨員感到愈來愈無助而憤怒。
當米爾克的橡皮指頭第一次伸進我老母親的體內時，我還感到可笑。她第二天受到的侮辱令我覺得厭惡，第三天感到害怕，第四天簡直作嘔，第五天我簡直要發狂了。當這個要命的一週最後一天到來時，我已經被憤怒淹沒了。我狂怒地打電話給羅伯特，這通電話是我事先預謀好的。雙管齊下自然更好：我把艾瑪故事裡的一切細節都敘述給我的朋友聽，最後我說：「羅伯特，今晚艾瑪最後一次返回西柏林。羅伯特，我告訴你…如果那些史塔西的豬玀們，再一次把橡皮手指伸進我老母的屁股眼的話，那…羅伯特…那我就要幹那我們最近說過的事了！你懂的！」
我們當然什麼都沒有說過，但是電話那端我那位聰明的朋友立刻明白了我假信息的用意，馬上喘著氣回答說：「哦，沃爾夫，別呀…那太可怕了，不，沃爾夫，請不要…」我繼續吼道：「當然要，羅伯特，我就要如此幹！」為史塔西表演完了這麼一通滑稽劇，我把聽筒一摔。
當天晚上我們很開心地送艾瑪到東柏林，一直陪至深夜。我知道艾瑪過去後沒法給我打電話，從一九五二年以來東德把東西兩邊的電話連線全都切斷了。我再三叮嚀她：「艾瑪，只要能夠，就立刻給我發個電報過來，電報能收到。我想知道，今天跟羅伯特打的那通電話，在史塔西那裡是否奏效。」
第二天晚上漢堡來了電報：「親愛的沃爾夫，今天的脫衣舞取消了。我一定是太老了吧。你的艾瑪。」
未完待續
